【文匯網訊】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先生於北京時間7月12日與世長辭，享年80歲。中國經濟時報曾做過一篇《「中國風險投資之父」的多彩人生》的專訪文章，全文如下：
成思危幾十年如一日踐行著父親送給他的四個字—「自強不息」;他也繼承了作為報人的父親的脾氣秉性，敢講話，說真話，以實際行動踐行著「慷慨陳詞豈能皆如人意，鞠躬盡瘁但求無愧於心」的人生格言。
成思危簡介
成思危，男，1935年6月生，漢族，湖南湘鄉人，研究生學歷，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教授級高級工程師，著名經濟學家。 1951年參加工作，1995年1月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曾任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九、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六、七、八屆民建中央主席，第八、九屆中華職教社理事長。現任中國科學院虛擬經濟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科學院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華東理工大學名譽校長，中國軟科學研究會理事長，國際金融論壇(北京)主席，中國智慧城市論壇主席。
成思危經典語錄
「我畢生的抱負就是能為富國強民做點事。 」
「我們要努力做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務實的理想主義者，審慎的樂觀主義者。 」
「多研究少開口，多學習少應酬，多辦事少出頭，多協商少獨謀。 」
「勤奮學習，自強不息，淡泊名利，知足常樂。 」
「多說真話實話，少說空話套話，不說大話假話。 」
「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認真，做學問要勤奮。 」
「慷慨陳詞豈能皆如人意，鞠躬盡瘁但求無愧我心。 」
「沒有風險投資，建設創新型國家難以實現。 」
「經濟只能保證我們的今天，科技能保證我們的明天，只有教育才能確保我們的後天。 」
第九、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祖籍湖南湘鄉，1935年6月出生於北平一個書香門第之家。其父成捨我為我國傑出的一代報人，其母肖宗讓是留法歸國的知識女性。作為五姐弟中唯一的男孩，成思危備受家人關愛，父母對他的學習也格外關注，因此，他從小就受到了濃厚文化氛圍的熏陶。
成思危雖然沒在湖南生活過，但他卻繼承了湖南人的性格，骨子裡有股倔勁，身處逆境時不沉淪，處順境時不懈怠，幾十年如一日踐行著父親送給他的四個字—「自強不息」。他也繼承了作為報人的父親的脾氣秉性，敢講話，說真話，以實際行動踐行著「慷慨陳詞豈能皆如人意，鞠躬盡瘁但求無愧於心」的人生格言。
成思危的一生經歷了三次轉折，「第一次，16歲離開家門，奠定了我走上報國道路;第二次，46歲去美國學管理，徹底轉變了我的專業方向;第三次，孫起孟老先生動員我參加民建，從此走上了從政的道路。 」人生的三次轉折，見證了他成長的心路歷程，而第三次轉折，也使他從一名學者走向了政壇並成為國家領導人。
成思危也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在經濟領域建樹頗著，被譽為「中國風險投資之父」。他還牽頭組織了關於資本市場建設、國有商業銀行改革、農村金融改革等方面的課題研究。1997年以來，他一直致力於運用複雜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問題，努力探索及闡明虛擬經濟的特點與發展規律，並積極研究和推動風險投資在中國的發展。現在的成思危更願意被人稱作「成教授」，以學者的身份洞察全國乃至全球經濟大勢。
近日，成思危先生在其民建中央機關的辦公室裡接受了記者的專訪。坐在記者面前的成思危先生已是年近八旬的長者，但他依然精神矍鑠，平和的眼神裡閃爍著睿智的光芒。在與記者的交流中，成思危先生思路敏捷，侃侃而談，將自己求學治學的艱辛經歷娓娓道來。而高懸於他辦公室牆壁上的條幅—「多研究，少開口;多學習，少應酬;多辦事，少出頭;多協商，少獨謀」，則彰明較著地顯現了他的為人、為學和為官之道。
回到內地，是理想付諸實踐的第一步
記者：1951年7月，您孑然一身從香港赴內地發展。可以說，這一決定影響了您的一生。可那時您才16歲，哪來那麼大的覺悟和勇氣呢?
成思危：你們沒有生活在那個時代，可能不容易懂得那個大時代。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貨幣每天貶值，加上美國大兵性侵北大女學生事件，人們對國民黨政權早已心存不滿。1948年底，我隨父親舉家搬遷到香港後，就讀於左派學校，深受巴金、茅盾等左翼作家的影響，後來我就秘密參加了當時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那時，我開始接觸到蘇聯小說，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對我影響很大。我也讀過《社會發展簡史》、《大眾哲學》，這兩本書可以說是我的政治啟蒙書。因為有了這樣一個思想基礎，到新中國一成立，我感覺到中國有希望了，可以追求國富民強了，就決定回到內地來。這也可以說是我把理想付諸實踐的第一步吧。
正好當時廣州需要大量的幹部。因為廣州是四野解放的，而四野指戰員大多是北方人，懂廣東話的幹部奇缺，所以當時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決定從香港動員一批黨團員回去工作。當時組織上找我談，我也沒二話，說願意去。其實不單我，當時的香港，有很多年輕人都對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充滿憧憬。離開家庭，擁抱新生的共產黨政權，在當時香港的進步學生中可以說是一種潮流。
記者：父母當時對您返回內地持何態度?
成思危：我當時和母親說想回內地讀書，她很不贊成，希望父親能阻止我。但父親向來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傾向、專業選擇以及婚姻，所以並沒有阻止我。從而使我有機會在夏日的一個早晨悄悄地離開了家。
記者：您妹妹成嘉玲女士曾說，「文革」期間，母親因為思念你，曾給你寫了幾百封家書。
成思危：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可我當時只收到一封，信中母親提及「家人已不在香港」，我想他們應該已輾轉到了台灣，但我無法回信。沒想到那一別竟成了我和母親的永別，永為憾事。但如果歷史再給我一次機會，我還是會選擇回內地，因為忠孝不能兩全。
「文革」期間，我被扣上了「特嫌」的帽子
記者：從香港回到內地後，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成思危：我到廣州後，先是進入葉劍英兼任校長的「南方大學」學習，畢業後被分配到廣東省總工會工作，曾在解放前一直生活在水上、處境悲慘的民船業船民中工作了一年。解放前，船民叫「蛋民」，他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最受欺壓，是不准穿鞋上岸的。我在船上和船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說實在的，我確實是上了個「社會大學」，才知道中國社會底層的情況，知道什麼是剝削，什麼是壓迫。我看到中國還有這麼多窮人，這麼多受過壓迫的人，儘管解放了，他們的生活當時還是很困難的。所以，也可以說那一年在「社會大學」的求學堅定了我的信念，使我終身受用。1952年，因為國家建設需要，我被選送到華南工學院學習，兩年後因院系調整轉到華東化工學院。1956年，我從華東化工學院無機化工專業畢業，被分配到瀋陽化工研究院工作。1958年至1973年我在化工部華北設計研究分院(後改名為天津化工研究院)先後任技術員、專題組組長、研究室副主任。
在這期間，我負責進行了硼資源開發利用的研究，我還翻譯出版了《硼和硼砂及硼肥製造》、《硼酸鹽在水溶液中的合成及其研究》、《無機鹽譯文集 (硼專輯)》等，在內部刊物上發表了多篇研究論文。
記者：您是忍受著和父母分離的痛苦，心懷報國志向來內地的，但在文革期間您卻被扣上了「官僚資產階級出身」的帽子。當時，有沒有覺得委屈?您是如何度過這些陰暗的日子的?
成思危：「文革」期間，我由於「出身官僚資產階級」，被扣上了 「特嫌」的帽子，也被免掉了研究室副主任的職務，只能從事一般科研工作。那個時候我確實很迷茫，也很委屈。我為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作了很大的犧牲，怎麼竟然得到這樣一種待遇?但我也告誡自己，一個人在逆境裡絕對不能沉淪。
這段時間，我還當了幾個月的鍋爐工。但我不願浪費那麼多寶貴的時間，自學了鍋爐學等書籍，自學了日、德、法三門外語，還鞏固和溫習了英語和俄語。直到1972年，美國華人「保釣」代表團來中國訪問，我小妹妹成露西也隨代表團來了。周總理見到我妹妹以後，跟她說的第一句話是，問你父親好，第二句話就是「他還是民族資產階級嘛」。就是周總理的這句話，才使我摘掉了「出身官僚資產階級」這頂「帽子」，「特嫌」也因為查無實據而不了了之了。
「自強不息」四個字讓我在逆境中沒有沉淪
記者：是什麼力量支持您在那麼艱苦的環境下還自學三門外語?
成思危：「自強不息」，這是我十二歲生日那天父親送我的四個字。父親自己就是在各種困境中不斷奮鬥出來的。所以，我告誡自己，在這種逆境裡千萬千萬不能沉淪。
記者：這也算是父親給您留下的精神遺產吧?
成思危：父親的這句話影響了我一輩子。其實，經過人生的起伏歷練，我才理解了這四個字的深義，應是「逆境時不沉淪，順境時不懈怠」。前者相對還容易做到，順境時不懈怠就很難了。後來我女兒十二歲生日時，我同樣送了「自強不息」四字給她。
從「化工」到「管理」
記者：「文革」結束後，您在國內的化工界已是小有名氣，但您卻選擇去美國讀書，並改行學了工商管理。據說很多朋友都反對您這個決定。
成思危：因為改革開放，有了這麼一個機會到美國學習。當時我經過思考以後，決定不學化工，學管理。因為我是華東化工學院畢業的，一直是學化工的，經過文化大革命，使我懂得了一點，科技救國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好的管理，再好的科技人員也發揮不了作用。你想，文化大革命時候，用那時候的話來說，一些很優秀的科學家都到農村「修理地球」去了，那你怎麼能發揮科技的作用?所以，當時我說，我就認定這一條了，改行，要學管理。我相信，將來中國的發展要靠科技，更要靠經濟和管理人才，我認為我選擇的這條路還是對的。
參加民建是我人生中又一次重大轉折
記者：您曾說過，「參加民建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我由此從為學走上了從政的道路。 」那麼，是什麼原因使您加入民建的呢?
成思危：1994年，還是無黨派人士的我擔任了國家化工部副部長。按我原來的設想，60歲從技術幹部的崗位上退下來以後，就去教書，沒想過繼續從政。但是，那年九、十月間，當時的民建中央主席孫起孟老先生約見我，動員我參加民建。孫老跟我講，「你不是想報國嗎?民主黨派是參政議政的重要渠道，中共中央非常重視民主黨派提出的意見和建議」。經過一個月的思索，我決定加入民建。 1995年底，我當選民建中央委員、常委、副主席，在1996年底接替孫起孟先生當選為民建中央主席。
「一號提案」之後，國內掀起了風險投資熱潮
記者：1998年，在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在您主導下民建中央向大會提交了《關於盡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提案》，這就是後來被認為引發了一場高科技產業新高潮的「一號提案」。 「一號提案」之後，國內掀起了風險投資的熱潮。您能否回溯一下您提出「一號提案」的緣起和經過?
成思危：我多年在化工研究院工作，從專題組組長到研究室副主任，後來又到化工部科技局主管無機專業的研究開發。我一直有一個感受，總覺得科技成果轉化起來非常困難。報告論文可以寫一堆，但是真正要應用，就有很多困難。全國一年有3萬多項科技成果，僅有20%轉化成產品，而建廠生產真正轉化為生產力的不足5%。
1981到1984年，我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管理研究生院開始做訪問學者，後來念MBA。當我接觸到風險投資時，就覺得這個理念很好。它是用市場的力量來實現科技成果的轉化，讓它盡快地商品化。所以，當時我就選修了一些這方面的課程。
從美國回來以後，我在化工部科技局任總工程師。為了改革科技局的工作，我提出了一個方案，就是把科技局分成兩部分，一部分行使政府職能，搞科技管理，另一部分面向市場，按照市場規律去運作，成立開發部、市場部、信息部、技術服務部等等，得到了領導上的支持並開始實施。
1987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管理研究生院院長邀請我去做風險投資項目的技術經濟評價研究。我去工作了三個月，完成了這個課題。回來後我就給化工部領導提了個在化工系統試行風險投資的建議。當時大家對風險投資不大瞭解，各方面條件也不成熟。當時，我國既沒有資本市場，也沒有產權交易，所以我的建議沒有被採納。當然，我做的風險投資研究也就無用武之地，甚至連原來的改革也因為阻力太大而夭折了。但是我並沒有洩氣，有機會我還是要講。
我在中南海業餘大學講授管理課程時也講一些風險分析與決策的內容;在中央電視台廣播電視大學講授《化學工程》中的技術經濟評價課程時，就採用了我關於風險投資研究的一些內容。這可以說是我在風險投資方面所做的早期工作。當時我在全國政協遇到一些老科學家，他們對風險投資也很感興趣。我們也共同支持過一些國內風險投資的先行者，像當時的北京峰森技術公司，我和王大珩、師昌緒、楊嘉犀等一些老前輩都給他們當過顧問。1996年，我在國家行政管理學院參加科技成果轉化高級研討班學習時，寫出了《科技成果轉化呼喚風險投資》一文，此後又在《科技日報》上主辦了風險投資專題徵文活動，得到了熱烈響應。這些都可以算是我推行風險投資的第一個階段。在此期間我還主持了全國磷資源開發系統研究等科研項目，還指導了汽車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這些領域的研究成果分別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三等獎，化工部科技進步一等獎、二等獎。
第二個階段應該是從1997年開始。當時我已離開化工部，到民建中央擔任主席。 1997年9月，在武漢到重慶的輪船上，我主持召開了一次以風險投資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規模雖不到100人，但美國花旗成長基金、穆迪公司等都派人來參加了。最後大家一致認為，中國發展風險投資的條件基本成熟了。我把研討會的意見和自己的思考綜合起來，就形成了民建中央的一個提案—《關於加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幾點意見》。這個提案提交給了1998年3月舉辦的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被列為「一號提案」。
記者：「一號提案」提出之後，國內掀起了風險投資熱潮。何以如此?
成思危：「一號提案」提出以後，風險投資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視。因為，當時有大量的科技成果等著轉化。而且，當時我國已經走出了短缺經濟狀態，國家需要新的經濟增長點，企業需要新產品，金融界需要新的投資工具，學者對新的理念感興趣，新聞媒體也對這個新事物很敏感。總而言之，時機到了，「一號提案」起了點火的作用，把風險投資的熱潮掀起來了。應該說，從1997年到2001年，是中國風險投資蓬勃興起的時期。據不完全統計，到2001年，我國約有各類內資風險投資公司約160家，號稱擁有資金約180億元，實際投入約30億元。另有風險投資管理公司約150家，境外風險投資的投入約3億美元。
記者：風險投資對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意義何在?您如何評價中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現狀?
成思危：風險投資至少有三個意義：第一是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因為大量的科技成果轉化不可能都讓政府出錢支持，沒有抵押或擔保，銀行也不肯貸款，科學家自己又出不起那麼多錢。而風險投資的做法是成功了大家分享盈利，失敗了大家分擔損失。第二是支持高新技術的發展，例如創辦信息技術、生物技術類企業，由於風險相當大，融資相當困難，需要風險投資的支持。第三是開闢民間投資的新渠道。國內現在投資的方式還比較少，大部分都是把錢存銀行，股市規模也不大，風險投資給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投資工具。
一波三折的創業板
記者：從「一號提案」催生中國創業板的雛形，到2009年10月創業板在深圳正式啟動，您對此做出了大家有目共睹的努力和貢獻。能否回溯一下這段歷程?
成思危：設立創業板並非一帆風順。 1999年8月，黨中央、國務院出台《關於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指出，要培育有利於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資本市場，適當時候在現有的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專門設立高新技術企業板塊。
1999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公司法》做出修改，即：高新技術企業，可以按照國務院新頒布的標準在國內股票市場上市;同時通過了一個擬建單獨的高科技股票交易系統的決議。 2000年10月，深市停發新股，籌建創業板。2001年初，納市神話破滅，且國內股市頻傳醜聞，我當時建議緩推創業板。
2001年11月，高層認為股市尚未成熟，需先整頓主板，創業板計劃擱置。 2002年，時任總理的朱鎔基明確表示，在主板市場整頓完之前，不可能推出創業板。此前，國務院徵求時任香港證監會主席沈聯濤意見時，沈以香港創業板的失敗提醒內地股市勿蹈覆轍。
2003年3月18日，我在《中小企業融資及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高層論壇》上提出，採取「三步走」的辦法建立二板市場，先參照主板的條件設立科技板塊，然後降低門檻、擴大容量，最後建成創業板。2003年10月，部分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再次提出，如果考慮立即推出創業板有風險，可採用分步實施的方式。一年後的2004年，深圳中小企業板開盤，我在開板儀式上的講話中提出要逐步向創業板過渡，但創業板的動議仍然被擱淺。
直到2007年3月，全國政協委員、深圳市政協主席李德成向全國政協十屆五次會議提交了《關於盡快在深圳推出創業板市場的建議》，呼籲盡快在深圳推出創業板市場。與此同時，深交所表示，將採取多方措施促進中小企業板的發展，為中小企業融資創造更好條件。
2008年3月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示將推出創業板，證監會主席尚福林也表示上半年推出《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在創業板上市的管理辦法》。但由於當時美國次貸危機惡化，席捲全球形成國際金融危機，推出創業板的進程再次被迫延宕。
2009年兩會期間，民建中央提交了一份《關於積極扶持中小企業走出金融危機困境的提案》，建議積極構建支持中小企業的融資體系，拓展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積極構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盡快推出創業板市場，使具有創新能力的優質中小企業與資本市場對接。
2009年3月31日，中國證監會正式發佈《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在創業板上市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自2009年5月1日起實施。2009年7月1日，證監會正式發佈實施《創業板市場投資者適當性管理暫行規定》，投資者可在7月15日起辦理創業板投資資格。 2009年9月13日，中國證監會宣佈，將於9月17日召開首次創業板發審會，首批7家企業上會。 2009年10月23日，中國創業板舉行開板啟動儀式。數據顯示，首批上市的28家創業板公司，平均市盈率為56.7倍，而市盈率最高的寶德股份達到81.67倍，遠高於全部A股市盈率以及中小板的市盈率。 2009年10月30日，中國創業板正式上市。
記者：您如何評價創業板的發展現狀?
成思危：創建創業板的目的是支持創業型的企業融資，創業板自創建以來，一些企業確實是融到了資金，但是也應該看到五個方面的不足。第一，現在創業板企業，嚴格講並不都是創新型的企業，有些企業並沒有顯著的創新。第二，估值過高。第三，社會對創業板財富效應的宣傳有過分之嫌。第四，創業板缺乏做市商制度。第五，現在還有虛假信息，內幕交易問題。總之，創業板應該回到支持創新型企業發展的軌道上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