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澎湃網報道，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面對「文革」造成的全國亂局，鄧小平義無反顧地開始全面整頓，「軍隊要整頓」更是響徹全軍，他從抓軍隊整頓開始，落實幹部政策，「解放」幹部。很快，他把目光轉向了解放軍總後勤部(下文簡稱總後)：總後確實是「文革」中的重災區，林彪一夥在這裡幹了許多壞事。僅在總後機關，他們炮製出的所謂「反黨集團」、「特務集團」、「特務叛國外逃集團」、「現行反革命集團」等大大小小的冤假錯案就有35個，3500多人被立案審查，其中被打死、逼死的，就有143人之多。總後副部長湯平和總後衛生部第一副部長傅連璋等被迫害致死。和上述問題有牽連的一些人，後來又多和「四人幫」的活動有聯繫。顯然，要整頓總後亂象，必須找一個和林彪、「四人幫」堅決鬥爭、且有相當資歷的人，前去總後撥亂反正。經過反覆思考，鄧小平選中了時任武漢軍區副司令員的張震：紅軍時期，揮戈奮戰在紅三軍團;抗日戰場，出謀劃策在彭雪楓部;解放戰爭，贊襄軍機於三野大軍;抗美援朝，決戰決勝於對敵一線;南京辦學，儒將之譽響遍全軍;「文革」罹禍，楚囚之身漂泊江漢……
雖然身處逆境，張震始終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團伙涇渭分明，他正是鄧小平心目中理想的人選!當然，張震由屈居武漢軍區副司令員，上調到總後工作，他本身也被「解放」了!
「『文革』以來，林彪一夥對總後插手很深。……後來，江青等人又插手總後。」
1975年8月下旬，正在武漢軍區組織演習的張震，突然接到中央軍委通知，要他去北京一趟。到京後，粟裕代表軍委和他談話。當時，軍委有個六人小組，由葉劍英副主席牽頭，負責調整幹部和要地部署，粟裕是六人小組成員之一。解放戰爭中，粟裕負責三野戰役指揮，張震負責參謀工作，兩人相交、相知甚深。一見面，粟裕開門見山：軍委考慮，要你到總後當副部長，有什麼意見?
聽到這個消息，張震確實吃驚不小：「我思想準備不足，從未專門做過後勤工作，擔心做不好。」見張震有顧慮，粟裕便進一步點明：「這次工作調動，是小平同志點的將。」
談話中，粟裕還著重講了國內形勢，說到周總理的病情和鄧小平同「上海幫」鬥爭的情況，以及毛主席對「上海幫」的多次批評。張震遭到「文革」衝擊，政治上已經「邊緣化」，但依然很清醒：「我在軍區工作，雖對全局瞭解不多，但對江青等人的言行還是很有感覺的。談話間，我們的心情都很沉重，對時局的發展很擔憂。」經過一番懇談，張震決定接受任命：「既然軍委和小平同志已經確定了，我服從組織決定，一定盡力把工作做好。」
9月18日，張震前往總後機關報到。當時，軍委對總後領導班子作了較大的調整：部長仍由張宗遜擔任，未配政治委員，副部長除張震之外，還有賀誠、張令彬(掛職治病)、張元培、李元、封永順、張汝光、孫洪珍等，還增設了顧問，有饒正錫、張賢約、李耀、李雪三。瞭解基本情況後，張震馬上信心百倍：「這個班子中，絕大多數同志是老紅軍，都有長期的鬥爭經歷和豐富的工作經驗。有的還是我的老上級，宗遜同志紅軍時期就當過我們師的師長。我相信，只要大家緊密地團結起來，在軍委的領導下，是可以把後勤工作做好的。」
張震到職不久，葉劍英副主席找他談話，字字句句語重心長：「自『文革』以來，林彪一夥對總後插手很深。中央先後派李先念、余秋裡同志主持調查。後來，江青等人又插手總後。所以，總後機關的清查工作和全軍後勤的建設，任務都相當重。」
此時此刻，張震更加感到鄧小平、葉劍英等對自己的信任與重托：「在八位副部長中，軍委將我擺在了第一個，同時擔任總後黨委副書記，協助宗遜同志抓全盤工作，並且參加三總部聯席會議，肩上的擔子確實不輕。」
張震還是那個老習慣，到一個新單位，總會先做些調查研究。他到任伊始，就一邊投入工作，一邊抽時間聽取各部門的匯報，同有關領導交換意見，查閱有關文件和歷史資料。經過一段時間，張震對總後的情況有了初步的瞭解：新中國成立以來，總後的建設有了很大的發展，也有著很好的傳統，工作艱苦，作風樸實，任勞任怨，鑽研業務，服務部隊，較好地完成了各項任務。同時，新中國成立20多年了，後勤建設也出現了許多不同於戰爭年代的新情況。比如，過去打仗，武器主要靠從敵人手中奪取，現在卻要靠自己研製和生產，用軍費去買。調研中，他也深深感覺到，自「文革」以來，總後建設受到了嚴重的破壞，造成了思想上、組織上和作風上的嚴重不純，許多好的傳統丟掉了，影響到後勤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20世紀70年代前期，每年全軍的經費並不多，僅100多億元，但由於買不到裝備，裝備費老是用不完。由於裝備費用不完，王洪文就插手總後，把一部分錢拿到上海，購買當地生產的槍炮。對於這事，張震最為揪心：「因為不是兵工廠製造的，這些槍炮質量問題很多，根本不能用，買來就丟在倉庫裡，居然還說是什麼『路線槍』、『路線炮』，簡直是個笑話!」
對於「四人幫」與林彪集團的勾結，張震也有深切的感受：「總後黨委也曾作出決定，要調整16名追隨林彪反革命集團、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的工作。剛剛行動，『四人幫』就公開插手，為這些人翻案，使問題拖了下來。」
「這些『謠言』，聽說有的是主席講的，搞不清，怎麼查呀?」
隨著工作的逐步展開，張震面臨著一個最麻煩的問題：當時，總後機關對幹部的看法不盡一致，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怎麼辦?張震心裡也犯嘀咕：「我初來乍到，心中底數不多。」於是，他決定抓一下總後機關的幹部隊伍建設，擠時間到一些單位瞭解情況，找一些幹部談心，爭取多一點發言權。
1975年下半年，在張震等總後領導班子的努力下，總後的局面不斷朝著好的方向發展。就在這個時候，情況起了變化，形勢發生逆轉。11月份，「四人幫」操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極少數人，發起了「教育革命大辯論」，矛頭指向鄧小平。面對如此重大的政治風波，張震等人站穩了腳跟，正如他所說：「總後黨委的多數同志是有不同看法和疑慮的。」在一次會議上，張震見到了鄧小平。由於是特殊政治環境下的見面，張震印象特別清晰：「他雖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堅毅。我問他身體好吧?他說：還好。我說：您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沉思著，沒有接我的話題。我想，他一定有很多難處。談話沒有繼續下去。」雖然沒有深談，但張震的真切關心，無疑打動了鄧小平。
後來，「教育革命大辯論」愈演愈烈，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上綱的「調門」就更高了。江青等人到處插手，誣陷鄧小平，迫使整頓軍隊的工作停頓下來。這場不得人心的「運動」，也嚴重干擾了總後的工作：「總後黨委原來設想的工作安排，都難以按計劃進行。」總後的整頓工作，也陷於停頓!!
對於形勢發生這樣的急劇變化，張震思想上是有準備的：「因為葉帥找我談話時，曾經交過底。」對「四人幫」的一些言行，張震和一些同志進行了抵制。在總後召開的紀念長征勝利40週年大會上，張震著重講了紅軍長征的重大意義，講了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革命家的豐功偉績，講了後勤戰線應該如何繼承與發揚紅軍的光榮傳統。講話中，他還傳達了毛主席對鄧小平「人才難得」的評價，這在「批鄧」已經形成狂瀾的形勢下，真正是難能可貴!
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去世後，「四人幫」更加猖狂地進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2月下旬，按照上級的要求，軍委辦公廳組織三總部領導到清華大學看大字報，由總參第一副總長楊成武帶隊。在清華大學的黨委會議室，遲群、謝靜宜介紹「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經驗」，大放厥詞。參加這樣的「經驗會」，張震非常窩火：「聽著他們的胡言亂語，又不便當面駁斥，心裡很不痛快。」
江青一夥極力詆毀周總理的光輝形象，對悼念周總理的活動進行各種限制，明令不准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弔唁，並責成各單位負責。於是，張震等決定在總後大禮堂為周總理設立靈堂，組織所屬人員佩戴黑紗，分批弔唁，以表達對周總理的深切懷念之情。
當時，「四人幫」把社會上流傳的對他們不滿的言論(比如，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指著江青，向在場的政治局成員表示：「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當做「政治謠言」，嚴令各單位「追查」。顯然，一旦查到誰頭上，誰就得遭殃。於是，張震就給曹思明副政委打招呼：「這些『謠言』，聽說有的是主席講的，搞不清，怎麼查呀?」於是，總後的「追查政治謠言」的活動，也就不了了之。回憶往事，張震自己也感到欣慰：「我們用這種辦法，保護了一些幹部群眾。」
1976年10月4日，張震隨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陳錫聯，到唐山地震災區慰問搶險救災部隊。5日下午，在返京的飛機上，陳錫聯悄悄地告訴他，毛主席生前在接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之後，曾給華國鋒同志寫了三句話：「慢慢來，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沒有想到，第二天即10月6日的晚上，中央政治局順應人民的意願，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對於逮捕「四人幫」之前陳錫聯對自己講的話，張震事後仔細回味，認為「不同尋常」：「後來，我沒有再同錫聯同志聊過此事，不知他當時是否知道中央高層決策的情況。但我聯繫當時的形勢，覺得這三句話很有份量，錫聯同志此時向我透露，也不同尋常。」
「小平同志的這一重要批示，是把總後揭批『四人幫』鬥爭引向深入的重要轉折點。」
「四人幫」垮台後，按照黨中央的統一部署，張震和總後黨委其他領導同志一起，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了揭批「四人幫」的鬥爭。
「四人幫」橫行時，對總後多方插手，情況比較複雜。所以，揭批「四人幫」鬥爭開始時，情況非常複雜：「一些有牽連的同志遮遮捂捂，不願講出真實情況;也有一些同志急於聯繫總後的實際，有的還進行人身攻擊。」當時，張震高屋建瓴地指出，「四人幫」在理論上散佈了種種謬論，只有從理論上劃清界限，才能徹底認清他們的反動本質，肅清其流毒。在此基礎上，再聯繫總後的實際，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就會比較順利。
在總後黨委會上，張震還多次講過，清查工作必須把握兩點：一要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不留隱患;二要掌握政策，與人為善，不留後遺症。張震把握政策公允，得到大家一致支持：「我的意見，得到了黨委多數同志的支持。」
1977年3月5日，中央軍委決定：在張宗遜部長生病期間，由張震主持總後的工作。6月29日，還未復出的鄧小平找張震談話，主要是瞭解總後的情況。談話間，他對總後工作作了許多重要指示：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要從廣大幹部中找積極分子，對有錯誤的班子要堅決改組，對有問題的人一個也不留;既要把運動搞好，但也要有一定時限。要抓緊工作，把業務搞上去;要重視幹部訓練，加強學校領導，挑好教員，編好教材，選好學員，把各級領導班子搞得更年輕一些。最後，他還語重心長地對張震說：要用5年時間把軍隊建設好，成為一支有戰鬥力的部隊。和鄧小平一席長談，讓張震感到總後整頓的緊迫性。同年8月，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開。在這次會議上，張震又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這時，張震成為總後的核心領導成員，倍感壓力：「黨的十一大之後，我的擔子重了，心裡很是著急，下決心集中精力去抓揭批查工作，想盡快分清總後的路線是非，甩掉歷史包袱，輕裝前進，同時全力抓好全軍的後勤建設。因為當時葉帥講過一句話，說總後處在『百廢待興』的局面。」
對於總後的整頓如何開展，張震一度比較糾結，也遭到質疑：「我強烈地意識到，從總後的實際出發，不聯繫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問題，不徹底揭批林彪一夥對總後建設的破壞，就不可能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引向深入。兩者應當結合起來進行。但是，這一想法對不對?我也沒有很大的把握，因為中央的部署，是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幫』。我同個別同志交換過意見，看法也不完全一致。特別是有人得知我有上述想法，說我是『兩箭齊發』，『另搞一套』。」
經過反覆考慮，張震決定給鄧小平寫信，匯報總後的情況和自己的想法。1977年12月1日，他代表總後黨委常委，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匯報總後揭批查運動的情況，分析問題的癥結所在，建議在揭批「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基礎上，同時解決在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鬥爭中遺留下來的問題，並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提出了建議。
對於這封信，鄧小平很重視。12月2日上午，他就作了重要批示：「我已電話復同意。總後多年來一直解決不了問題。不再這樣辦，不能解決問題，甚至建立一個較好的班子，都不可能。」他還將張震的信批轉中央領導人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和汪東興一閱(他們都圈閱同意)。為了不耽誤工作，他還讓秘書王瑞林打來電話，表示「先這樣辦」。
有了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的支持，更增添了張震做好工作的信心，他立即主持召開總後黨委會，傳達、學習鄧小平的重要指示。在他看來，「小平同志的這一重要批示，是把總後揭批『四人幫』鬥爭引向深入的重要轉折點。」
「我總覺得，這樣處理問題，是從黨的利益出發，是對同志負責。」
那個時候，總後的領導班子不夠健全。1977年夏天，鄧小平曾同張震談過加強總後領導班子，「說軍委正在考慮政治委員的人選，其中一位是王平，想聽聽我的意見。」張震表示，服從軍委的決定：「如果徵求我的意見，王平同志能來更好一些。因為他政治上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作風民主，而且我倆共事多年，完全可以配合好。」(兩人一起主持南京軍事學院工作，張任院長，王任政治委員)
關於部長的人選，當時軍委也在考慮。張震認為，廬山會議上受到牽連的洪學智，這時已經「解放」回京，是總後理想的部長。1977年8月下旬，他為此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經楊勇副總參謀長轉呈。信中，他誠懇地表示：「洪學智同志到後勤工作是適宜的。他有抗美援朝後勤工作經驗與以後後勤建設經驗，建議軍委予以考慮。」至於個人，他表示願意「仍回武漢軍區協助軍區領導做部分軍事工作」。在信中，他還對總後副職幹部的調整提出了建議。後來，黨中央和軍委另有考慮：洪學智到國防工業辦公室任主任。
1977年12月，中央軍委任命王平為總後勤部政治委員。次年2月，中央軍委又任命張震為總後的部長。在黨內，王平任總後黨委第一書記，張震為第二書記。
經過這次調整，總後領導班子的思想更加統一，領導力量明顯加強。張震等決心要貫徹鄧小平上述重要批示精神，在繼續抓好揭批「四人幫」鬥爭的同時，解決在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鬥爭中遺留的問題，分清是非，團結同志，徹底摘掉總後「老大難」的帽子。
為了深入發動群眾，張震等先後召開了4次萬人大會，廣泛宣傳要把林彪和「四人幫」捆在一起批，要把兩個反革命集團的重大問題串在一起查。同時，他們採取必要的組織措施，對那些與兩個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有牽連的幹部，根據其問題大小、態度好壞，區別對待：有的停職審查;有的停止工作，交代問題;有的暫不參加黨委領導。這樣，消除了群眾的顧慮，有利於盡快把問題查清楚。
對於一些問題較多的單位，他們敢於掃除障礙，大膽解決問題。比如解放軍總醫院，由於它的特殊性，林彪、「四人幫」都曾竭力插手，成了「文革」中的「重災區」，問題比較多，也比較複雜。根據葉劍英的指示，他們派出一位副部長和一位副政治委員，帶領20多人的工作組，深入總醫院，查清了個別人按照林彪一夥的旨意，利用醫療手段迫害高級幹部的問題和其他一些重大問題。結果，總醫院的揭批查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很快就改變了形勢，工作面貌也起了很大的變化。
在揭批查運動中，張震等遇到的一個比較難辦的事，就是如何處理總後領導班子內個別同志的問題。一方面，張震客觀地指出：「這位同志在我黨同『四人幫』的鬥爭中確有錯誤。」「當時，上面對他的問題看得比較重，說他的核心問題是一屁股坐在某人一邊，並且不斷催我們報材料。」另一方面，他又堅決主張慎重行事：「根據掌握的情況，我認為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對於這位同志的錯誤，既要嚴肅地進行批評、幫助，但又不能匆忙戴帽子、定調子，同時還要全面地歷史地看待一個幹部。因而，我在總後工作期間，一直沒有對他的問題作結論，經我審閱、上報的有關材料，也只是擺事實，用事實來說明問題。」這樣，上面曾嚴肅批評張震上送的材料：這是「披頭散髮」，看不出重點。可是，張震不為所動：「我總覺得，這樣處理問題，是從黨的利益出發，是對同志負責。後來的實踐也證明，這樣做對黨的事業較為有利。」
由於「文革」中總後的情況比較複雜，清查與林彪、「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涉及到的幹部比較多，高達3000餘人。對於這些幹部的處理，張震等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於絕大多數人，只要講清了問題，吸取了教訓，就及時予以解脫。到了運動後期，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只是極少數。另外，他們邊清查、邊調整，選拔了一批政治表現好、年富力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同志進入軍、師兩級領導班子。總後的揭批查工作，得到了黨中央、中央軍委的充分肯定。
「張震懂得在思想路線上進行撥亂反正，這個部長懂政治!」
「文革」中，由於林彪、「四人幫」一夥在總後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有段時間，張震天天都收到大量要求平反的信件，天天都有來訪的幹部、群眾。有時，他在大院裡走著，突然就有人跪在面前，高聲喊冤，申訴自己或親人遭受迫害的情況。為了盡快為受迫害的同志平反，總後專門成立了甄別平反辦公室，集中審理，大大加快了平反冤假錯案的進程。在總後黨委領導下，總後所屬單位分別給2754名幹部、群眾和113個假集團案平了反。
1978年11月22日，總後在首都體育館隆重召開了平反昭雪大會，與會人數達1.3萬多人，大會由張震主持。在這次大會上，公開宣佈為李聚奎、洪學智、饒正錫、賀誠、湯平、彭嘉慶、李耀、李雪三、傅連璋等829人平反昭雪。遭受過迫害的同志悲喜交集、熱淚盈眶，紛紛表示：是黨給了自己第二次政治生命，一定要努力為黨工作，為後勤建設再立新功。
回顧總後揭批查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張震曾經說過：「事情過去20多年了，今天來看，這樣處理問題比較穩妥，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同時，調整了各級領導班子，端正了組織路線，激發了廣大官兵獻身四化建設的積極性，為我軍後勤建設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如果說，總後搞揭批查和平反冤假錯案，是從組織路線上進行撥亂反正，那麼，廣泛開展真理標準的討論則是從思想路線上進行撥亂反正。從某種意義上講，後者的意義更為深遠。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了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圍繞這篇文章，黨內出現了尖銳爭論，並由此引發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引起了張震的關註：「我仔細閱讀了這篇文章，覺得它闡述的觀點是對的。我認為，既然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就不怕接受實踐的檢驗。我和王平政委就此交換過看法，一致持贊成的態度，表示要出來講話，支持真理標準的討論。在總後黨委常委會議上，我們多次表明了這一立場。」
從當時總後機關、部隊的思想狀況看，有些同志受「兩個凡是」的束縛，對實事求是地修正毛主席晚年的一些錯誤觀點，改正毛主席晚年所做的某些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決定，有些想不通，個別人甚至有牴觸情緒。於是，張震、王平在總後黨委召開的多次會議上，針對幹部隊伍的上述思想狀況，反覆講清真理標準討論的重大意義，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旗幟鮮明地支持真理標準的討論，帶頭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轉變作風，做好工作。當時，這在全軍大單位中是比較早的。因此，王平逝世後，在經軍委審定的《王平同志生平》中，專門寫上了這件事。在這件事上，張震同樣也值得稱道。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張震被分在東北組。陳雲也編在這個組，大家討論得很熱烈。12月4日的小組會上，張震再次談了自己對真理標準討論的認識：「我認為，我們跟隨毛主席南征北戰幾十年，對毛主席有著極其深厚的感情，在革命實踐中深切地認識到，毛主席是偉大的馬列主義者，他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但並不是說毛主席沒有缺點和錯誤，我們不能要求他的每條指示都百分之百的正確。在戰爭年代，毛主席作出戰略決策，從來都是根據實際來決定的。當情況發生變化時，他總是及時改變決心，修改計劃，作出合乎客觀實際情況的決定。就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主席發現自己的決定與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時，也能夠及時改變。這樣的例子也不少。」看到小組發言簡報，鄧小平稱讚說：「張震懂得在思想路線上進行撥亂反正，這個部長懂政治!看來，總後的思想路線也對頭了!」
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之後，緊接著召開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公報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這場討論對於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在「這場討論」中，張震代表總後發出了正確的呼聲，表明總後的全面整頓成效顯著!
1980年1月，張震調任副總參謀長，一幹就是5年;1985年4月，他受命創建國防大學，並當了7年校長;1992年10月，他又當選軍委副主席，為江澤民「當參謀、當助手」，又為人民軍隊拚搏了5年，並書寫了個人軍旅生涯的輝煌!
回顧自己軍旅生涯的不斷進步，張震這樣說過：「在總後的近5年艱苦工作，使我應對、駕馭複雜局面的能力不斷提升，為我進入戰略決策層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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