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人民網報道，如果說有誰曾以思想深刻地影響過當今我國的眾多領導人，並培養出能夠更加深刻地改變中國的門生，那麼，杜潤生絕對算一個。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杜潤生先後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被公認為中共黨內最資深的「三農(農村、農業、農民)」問題專家，農村改革最重要的決策者和親歷者，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關於農村改革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對於家庭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完善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百歲教父
杜潤生的一個過人之處是沒有山頭卻門生眾多，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當時吸引和聚合了許多有抱負的年輕人。
曾長期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過的王岐山、陳錫文、杜鷹、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強、張木生、溫鐵軍等自不必說，1982年，習近平去河北省正定當縣委副書記、劉源到河南新鄉當副縣長、翁永曦到安徽鳳陽掛職，都面臨著農業、農村、農民諸多現實問題的困擾，也都得到過杜老熱情耐心的指點和幫助。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的劉鶴，當年到美國留學，也是杜老寫的推薦信。「在我看來很多人都算是杜老的門生，不知道他們認不認，反正我瞭解的歷史是這樣。」翁永曦如此表示。
他認為，「杜老門生」是個廣義的概念，不僅年輕人，就是單位裡很多五六十歲的老幹部，甚至一些當時已是省部級領導的老同志，也視杜潤生為師，視自己為他的學生。
杜老90壽辰時，周其仁在發言中說：「大概幾年前，像我們這些當年有幸在杜老指導下從事過農村研究的人，好像得過一個稱號，據說原話是這樣的，無非是杜潤生的徒子徒孫。不是一個很雅的稱號。但是，我今天在這個場合講，這是一個很了不得的對我們的一個恭維。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會有哪個稱號像這個稱號，能讓我們引以自豪。」
周其仁充滿激情的語言，引得在場一片掌聲，杜老也頻頻點頭。那天到會的「徒子徒孫」很多，周其仁之外，還有王岐山、林毅夫、張木生、翁永曦等等。這掌聲表明，他們與周其仁一樣，都為這個「不雅」的稱號而感到自豪。
思想的論場
某個春節過後，剛回農研室上班的幹部就被叫去聽一場匯報。到會議室一看，是習近平、劉源、萬季飛等人。都是從中央到基層任職的高幹子弟——熟悉中共幹部文化的人，一下理解了其中的抱負和深意。
「他們無所顧忌，敢講真話，不像地方幹部，報喜不報憂。」聯絡室的蔣中一說。後來，習近平在一次會議中提及這段特約研究員的經歷，「每年一號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們幾個(習近平、劉源、陸學藝、翁永曦)請過去，先讓我們講，農村政策研究室處級以上幹部參加。」
翁永曦是1982年去鳳陽兼任縣委書記的。他說無論習近平、劉源或是他自己，每天直面三農現實問題，都盼望得到杜潤生指點。這其中，安排送文件資料、組織會議座談，「保持基層任職年輕人與中央農研室密切聯繫」的，是王岐山。
在80年代的相會中，王岐山展現了「廣泛交往「及「很強的組織能力」。趙樹凱注意到，「風風火火，愛講笑話，直率犀利很有鼓動性」的王岐山，很快就從樓下的平房搬到二樓，又從聯絡室成果處處長提為該室副主任。
「他比較特殊，常是杜老直接找他辦事。」和王岐山同一辦公室的魏唯說，聯絡室的功能是組織社會力量研究農村問題，將題目委託出去，不斷發現新人才。魏唯主持的農村問題論壇是其中的重要內容，那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內部刊物，時常充滿激烈的爭論。
《走向未來叢書》也是與聯絡室合作的成果，王岐山擔任叢書編委。它構成了1980年代的思想運動之一，正如序言所引用的：「思想的閃電，一旦照進人們荒蕪的心田，必將迸發出無窮的力量。」
1982年畢業進入九號院的研究員袁崇法對叢書印象頗深：「這套圖書不停地介紹國外先進理念，我們因為封閉了多年，又搞文化大革命，不瞭解整個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而這些信息整天刺激著我們。」
那些年裡，王岐山的辦公室成了年輕人的聚集地，每天中午，老人們休息了，年輕人就到那兒交流信息和思想。他們對新資料、新情況、新觀點、新思維、新理念特別的敏感，「就怕自己跟不上」。
不拘一格用人才
「上接天，下接地」，翁永曦將之總結為九號院得人心的根本。這裡信息無礙，機要室也可以進去查閱文件，絲毫沒有神秘感。在去除了等級的農研室，年輕人往往突然發現，自己被重用了。
1982年的一天，翁永曦被杜潤生叫去談話。他忽然被告知，自己是農研室的副主任了。
「杜主任，這個事可不能開玩笑。」翁很震驚，一名普通科員一夜升格為「副部級官員」，聽起來像天方夜譚。
「我爹我媽1936年參加革命，到現在才是個局長，把我提到這一級，別說別人不服氣，我爹我媽都會覺得很奇怪。杜主任說中央定了，你要服從組織安排。我說到此時此刻為止，估計上下領導對我印象還不錯，但這個任命一公佈，我就立刻成為王八蛋壞小子了，污水全朝我潑過來。」
一語成讖。他的任職消息在《人民日報頭》版刊出，「最年輕的副部級幹部」立刻引發轟動。隨後，他被高層派去改革發源地鳳陽縣兼任縣委書記。翁永曦大刀闊斧，倍受關注，很快成了改革新星。
畢業不久的袁崇法、魏唯、戴小京和何道峰等人也擔任起組長或副組長的職務(農研室一百多人，分為若干組和室)，組員不少是局級甚至部級老幹部。他們說這是杜潤生的智慧：職務和級別待遇並不掛鉤。沒有相應的級別和待遇，卻委以重任。
不裝錯口袋、不上錯床
杜潤生曾說：「農村改革靠的是一個團隊，我只是這個團隊的一個符號。可喜的是，這個團隊出了不少人才，但沒有出一個腐敗分子。」他不會預想到，若干年後，曾經的愛徒王岐山已經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成為中共打擊貪腐的最高領導者，人們對他治下的中央紀委反腐的力度和決心也有著很大的期待。
當年一位杜潤生的門生，如今已是相當級別的領導，調到省裡面去工作前來跟老頭告別，面對杜老嚴格要求自己的叮囑時曾表示，至少會把握住兩條，第一不裝錯口袋，第二不上錯床。杜老聽完哈哈大笑說，"對，這兩條好好把握。"而在杜老看來很多人就是因為沒有做到這兩條而出了問題。
杜潤生當年最輝煌時期主政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幾乎是完全沒有利益的部門。一直深入研究三農問題的溫鐵軍表示，當年的九號院在農村改革領域的貢獻，除了杜老起作用和他領導下的老中青幹部努力之外，很大程度上在於當年中央可以設立超部門的政策協調機構，這是一個完全沒有利益的部門。比如說金融、流通、工業，物資，技術、科學等和農業有關的部門都有自己的利益，唯獨這個部門沒有利益，雖然它小，但是可以協調七個涉農部級單位，而這些在今天仍然具現實意義。溫鐵軍指出，現在的一些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代表自己利益的部門就只能制定出有利於自己的政策。
溫鐵軍說，作為工作證上印著「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國家機構的工作人員，上街甚至沒有錢吃自己想吃的東西，還曾經想過給人做家教掙點外快。他開玩笑說：「工作人員窮成這樣，制定出來的政策當然會有利於窮人"。
多次參加杜潤生外事活動的劉志仁則回憶說，在杜潤生參加的外事活動中，外國朋友出於禮節和尊敬送給他的禮物，他總是要求隨行人員登記造冊，決不歸為己有。記得杜老訪日的時候帶回幾大箱子禮品，要求全部交公，一些難以長期保存的食品就送到食堂，請工人師傅品嚐。由於嚴格按照國家規定處理涉外禮品，除貴重物品上繳國庫外，當時農研室一些沒有出國機會或不參加外事活動的人，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廉價分到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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