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文匯網記者 李理)這是一個隱藏了十幾年的情結。剛上初中寫作業的時候，拉開抽屜，總有那個當時負責國有企業改制的父親塞進去的群眾來信。一個初中男生，就這樣帶著好奇，偷偷的屏息凝神一字一句，第一次見識到這個複雜的世界。
1997，香港回歸的熱鬧一下子就過去，我們這個東北中心城市，街頭巷尾人們談論最多的誰家有人下崗了，幾百上千帶著激烈情緒的人又堵了領導的路，要不就是徹夜輾轉反側，腦子裡想的是不是一次性拿走幾萬塊錢然後自謀出路，行話叫買斷工齡。
春節前我遇到已經從國資委副主任職位上退下來的邵寧，他給我著實上了一堂課。他拿了一張白紙，撕了一半又一半，代表的是一次又一次國企改革。用他的說法，新的國企改革已經是第四階段，從時間分野，前兩次是1984年到1998年的起步階段，然後是朱鎔基主政時期直到2003年。其中，當屬朱鎔基時代的國企改革最驚心動魄。
1997年前後對國企動手術是不得已而為之。排查全部家底，只有少數大的國企盈利，概數大約200億元人民幣上下。還有更多中小企業和集體企業索性發不出工資，整個社會的情緒動盪不安。
回到記憶中，父親所在的那個企業一時風光無限，在計劃經濟時，號稱建設了半座城市的房子。後來果真有一陣子，響應上級號召不斷兼併，鋁製品廠、煤礦、水泥廠、木材廠…… 很多與主營業務不相干的企業越並越多。
如今才明白，這是那個年代所謂「抓大放小」的障眼法，當時提倡企業職工身份轉換，留下大的國企，放掉小的國企，關閉廠礦精神到了下面走了樣，往往是效益不好的國企往大的企業一塞，報上去的數字好看了，也就算是完成了階段性國企改革任務。
直到2008年前後，整個國企改革攻堅才算落下帷幕，分流了近1000萬職工。後來從父親司機口中聽到了這個故事：是一個夏天，很多不情願被分流的老工人以保護國有資產為名，強佔了偌大的工廠，父親孤身一人，站在高處，用揚聲器宣讀刊登在日報上的公告，大意是週一是辦手續的最後期限，早來的二話不說即到即辦，晚到的，算是你找我辦事。後來聽說沒有人選擇再鬧下去，改制也順利完成。
其實，今天我們看到的許多社會現象，譬如400萬留守兒童和600萬留守婦女，很多都與國企發生著某種聯繫。還有很多走出去的國企，日子過的好的當屬修路架橋搞基建，緊一點的就是那些早年大價錢買石油和礦產的了。
某年夏天，當我不小心闖進到藏在遼寧市中心背後破敗的老樓，還有拜訪天津百貨大樓社區腿腳不能使喚的老人時，總會想起抽屜裡的信中人：當時每個月300塊錢的保障金漲了嗎?他們在信中描述的苦難是不是少了一點，過上好一點的生活?
以前我也勸家父寫寫他所經歷的國企改革回憶錄，不知道是個中心酸大過快樂還是怎麼，得到的總是否定的答案。新上任的國資委主任肖亞慶今天一番話，算是給新一輪的改革開了頭，我希望，未來我能記錄的國企改革故事，最好能多一點歡笑和陽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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