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何洪是四川省遂寧市蓬南鎮三台村村民，1995年在上海打工時帶回一個安徽女人，組建家庭。此後，一個又一個孩子出現在這個家庭。至2012年7月當地政府給何洪妻子安環節育前，兩人已生養了11個孩子，被當地人稱為「超生游擊隊」。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更令當地人不解的是，何洪並未繳納「超生罰款」，而且除了最後一個小孩給親戚抱養外，其他孩子都上了戶口。「存錢不如存人」—何洪堅持這種想法近20年。如今，他開始覺得這是「一種錯誤」。何洪夫妻生養了11個孩子，最大的女兒剛滿18歲，已外出打工，最小的也是女兒，不滿4歲，據稱抱養給遠房親戚。
張杏子很多時候都覺得，這個家快「垮」了。
11個孩子的衣裳、丈夫撿回來的破爛衣服和鞋，被她一道胡亂塞進裝化肥的口袋，活生生壘出一座1米多高的「小山」；中午剛煮過面的鍋隨便用渾水沖沖，在結滿污漬的桶裡抓一把米，就開始熬粥；孩子放學回來，尖叫聲、哭鬧聲此起彼伏，她沉默地往灶裡添柴，頭也不抬一下。
這個47歲的女人說自己太累了，連「最後一丁點兒精神」也沒了。
一個半月前，四川遂寧蓬南鎮大山深處的三台村，熱鬧的年味被一場血案攪破。呼嘯而過的警車帶走了涉嫌故意傷害罪的何洪，也讓這個擁有11個孩子的家庭，沒有了爸爸。
哭腫了雙眼的張杏子開始信命。在她眼裡，這一切似乎都是「老天爺的懲罰」：要不是孩子生多了，家裡太窮，何洪哪會帶上兩個小女兒去村裡的廟蹭吃蹭喝，又怎麼會和守廟人發生衝突。
要不是孩子太多，還沒時間教育好，讓家裡在村子和鎮上的名聲「太難聽」，成績優秀的大女兒也不會覺得「別人看不起自己」，扔下學業和全家人，一走了之。
她整宿整宿地睡不著覺，生怕一睜眼家裡的米桶就見了底，沒有經濟來源的全家「活不了幾天」。她更怕做飯的間隙一抬頭，摸不準心思的老五、內向的老三也學老大，一聲不吭地離開了家。
「這個家不是家，就是一個黑暗的陷阱。」是這11個孩子的母親如今最常說的話。
被11個娃一點點填滿
許多時候，這個藏在金黃色油菜花田後的兩層磚房，和大多數留守家庭一樣寧靜，張杏子安靜地洗衣、餵豬、做飯。
半年前被小混混捅了一刀的四兒子，倚靠在「衣服山」上，從一個麻布口袋裡掏出乾癟的花生，緩慢地咀嚼。
屋子前扔滿了破洞的塑料盆子、爛自行車以及半截鋤頭，那都是何洪這20來年從外面撿回來的「寶貝」。張杏子赤腳從上面走過，神情漠然地把晾乾的衣服揉成一坨，扔向四兒子的身後。
直到太陽從山頭落下，一連串笑聲打破寧靜，7個還在上學的孩子陸續回家了。又到了張杏子一天之中「最頭痛的時間」，孩子們扭作一團，老五推老六一把，老八又踢了老九一腳，家門口的櫃子和鍋被撞得砰砰作響，不到5分鐘，哭聲就冒出來了。
張杏子坐在不遠處燒火，她已經習慣了孩子的哭聲，「都聽十幾年了，能有啥反應」。
最早生下孩子時，丈夫在鎮上的工地打工，她一個人操持家裡的幾畝田地，公公婆婆走得早，這個年輕的媽媽用背兜裝上孩子，放到田地旁邊的樹下，一邊看孩子，一邊幹農活。
哭聲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進入她的生活的。孩子一哭，她丟下手裡的活，急匆匆看娃，農活根本幹不完。
孩子一年年多了起來，自打1995年底跟著何洪來到四川，5年間他們一口氣生了4個孩子。她和丈夫狠下心，在背兜底下鋪上枯草，把孩子放進去，冬天再加一床小被子，幾個破洞的背兜就擱在屋裡。關上門，一路小跑到田里，只有這樣，她才能「快點幹活，早點回去帶孩子」。
可就算把鋤頭揮得再快，張杏子也知道，「娃娃該受的罪一個都跑不脫」。
幾乎每天中午從地裡回來，她看到的都是這樣一副景象：背簍裡全是屎和尿漬，蹭了一身的孩子哇哇大哭，滿屋子都是臭味。
那幾乎是她最忙的一段日子，她像「發了瘋」一樣洗孩子的衣服，每天中午都只吃冷稀飯和鹹菜，因為不生火的話，她能省下不少時間，多洗幾件衣裳。
丈夫每天回家都會捎來「戰利品」，有時候是小孩的衣服，有時候是破傢俱和爛鞋子。張杏子愛乾淨，她會把撿來的東西分類歸置好，屋前要掃得乾乾淨淨，趕上空閒，就去賣掉廢品。
當時，破鞋子的價格是一角二分錢一斤，張杏子滿心歡喜，只要自己背得多一些，回來的時候，一定可以給孩子們從鎮上帶點吃的。
但如今，回憶起過往種種，這個滿頭油垢的女人只覺得「可笑」，「都是命中注定的，娃兒生多了，自然就在造孽」。
她至今記得那個午後，從田上回家，左找右找也不見三女兒，最後，她在門前的坡底找到了女兒，「丁點兒大」的女兒活生生從坡上摔了下去，頭破了洞，血流了一地，卻一聲不吭。
沒多久，六女兒爬上了二樓的窗戶，隨後重重地掉下，後腦勺的傷口像關不上的水龍頭，血一個勁兒地往外湧。
「落下去的人為啥子不是我嘛！」張杏子的右眼已不太靈光，眼淚順著臉上的皺紋流下。
家裡的二樓後來被夫妻倆用廢品填滿了，孩子再也上不去了，可張杏子心裡清楚，「家要不行了」。
孩子還在一個接一個的生，她洗衣服的速度已經跟不上衣服弄髒的速度了，丈夫收回來的廢品她也沒心思再收拾，屋外的空地就這麼一點點，變成了一座垃圾山。
一樓的家裡也塞滿了收回來的爛衣服，一下雨，濕衣服就漂在地上，從屋內流到屋外。廚房、客廳、飯廳，也一個接一個地從這個家裡消失，灶台如今被安置在成堆的垃圾廢品中，洗菜、切菜的地方則在豬圈旁。
「不害怕，我心裡只有仇恨」
從1996年開始，陸陸續續有11個孩子在這個家庭降生。張杏子不止一次地勸過丈夫，別生了，別生了。可何洪每次都罵她腦子笨：「存錢不如存人，錢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多不求人。」
直到2012年，43歲的張杏子生了最後一個孩子，那是女嬰。在和政府的「談判」中，何洪同意給妻子做節育手術，條件則是解決家裡幾個孩子的戶口問題。
「我當不了家，他要生我也只能生。」張杏子低下頭，悶聲道。
這個只有小學文化的農村女人能做的，不過是把白米粥熬濃些，鹹菜多放一點點，讓孩子多吃些。
如何填飽肚子，一直是這個家庭的頭等大事。何洪經常帶上兒女去村裡的廟蹭吃蹭喝，有時候是老五老六，有時候是老八老九。大年初九那天，是老五老六跟著一起去了廟裡。
口角也一如既往地發生了。
守廟人脾氣不好，老跟這家人作對，有時候張杏子去收吃剩下的飯菜，他拿著木棍在裡面攪來攪去，「看看有沒有偷我們的碗筷」。這回，老五老六又在廟裡跑跑跳跳，守廟人火氣躥上來，難聽的話一句跟著一句往外蹦。
喝多了的何洪沒忍住，和守廟人扭打在一起。慌亂中，守廟人拿刀砍向了何洪的後腦勺。
誰也沒注意到，13歲的老五突然抄起板凳，朝80歲的守廟人砸了過去。
啪啦一聲，守廟人倒地，發出幾聲哀嚎，紅色的血慢慢流出。一旁的何洪撲了上去，給了守廟人致命一刀。
「不害怕，我心裡只有仇恨。」老五平靜地說。
這個紮著馬尾辮的姑娘說，自己已經「受不了那些人的欺負了」，她見過守廟人不停羞辱家裡人，母親卻只低著頭不敢辯駁；她見過村裡人來數落家人，還威脅「你要敢打我，我喊我兒子抓你們」；她見過上幼兒園的弟弟被老師要求背對黑板一學期也不發書、見過跟自己最親密的老六被單獨安排在最後一排、見過班上同學一見到她就喊「×××來了，快跑，哈哈哈」。
事實上，何洪在修廟時，曾幫著挑水、砍樹，出力，廟裡的人曾許諾，他可以去吃飯。「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們。」老五咬著嘴唇說。
她也曾努力想要融入學校的集體，可她穿得太髒了。這個青春期的少女曾衝著母親大發脾氣，「給我錢，我要請同學吃飯」。
錢最後是要到了，可老五說，「我在學校沒有朋友」。
當著記者的面，她握緊拳頭，朝七妹的腦袋狠狠砸去，「就像這樣，仇恨！」她仇恨學校嘲笑她的人。
似乎每個村裡人都不訝異老五的拳頭。有村民說，自己親眼看到老五帶著弟妹來偷自家的果子。他生氣，想教訓下個頭最大的老五，結果，「你一凶，那個老五比你還凶」。
「太嚇人了，這麼小的女娃娃，哪個惹得起嘛。」他給自己兩個兒子下命令，不要再跟何洪家的孩子一起玩。
血案發生前，老五整日帶著弟弟妹妹滿村轉悠，他們看到李樹就去摘果子，路過苞谷地就掰幾根玉米棒子，鄰居家的田地對他們來說更像是遊樂場。
直到鄰居找上門，張杏子終於發現了幾個孩子干的「好事」。有人在屋外破口大罵，「一根苞谷吃不飽，一張賊皮背到老」，她在屋裡默默流淚，摁住孩子，一句也不敢還口。
這個外地女人已經把訴求降到了很低很低，「只要娃娃不討人嫌就好了」。鄰居罵完，她哭著訓斥孩子，不准他們再偷東西。
但小孩的舉動已經在這個上千人的村落，傳開了。
提起這家人，一名正在犁地的村民忍不住皺眉，「太沒教養了，跟這些娃娃是講不通道理的」。
村子有關於這家人的各種說法。有人說，何洪是「罪魁禍首」，「他一天到晚都喊那些娃兒去偷東西」；還有人神神秘秘地說，計生辦的人曾經都給張杏子上了環，又被何洪取下來了；還有人懷疑，這家人不停生娃，就是無賴想靠政府養起，「一家人都莫出息」。
張杏子越來越覺得這一切都是「老天的懲罰」。「丈夫最初為了補貼家用，連死人錢也賺」。方圓幾里有人過世，都是他去給死者理發修面，家屬要一把火燒了遺物，他卻搶著拿回來，為的是給家裡省幾件傢俱。
「這不就是報應嗎！」眼淚啪啪往下掉，她的喉嚨快發不出聲響了，這個矮小的女人說自己「從來沒做過什麼壞事」，只除了一件，「娃娃生多了」。
「我要讓所有看不起我的人以後都羨慕我」
上初中的大女兒彷彿一夜間多了不少心事，可張杏子只是感覺「很久沒和老大說說話了」。她太忙了，女兒的生日是很難想起的，如果記起就煮個雞蛋。11個孩子的名字她也常常搞混，她說自己腦子「不好使」，家裡撿的狗連名字也顧不上取。
她常安慰自己「大女兒最乖，沒什麼問題」，以至於衝突爆發的毫無預兆，一度讓這個農村婦女「搞不清狀況」。
那個下午，懂事溫順的大女兒像「吃了火藥一樣」，向張杏子辟里啪啦發洩著心中的委屈，女兒聲音很大，眼淚唰唰地流。
「一個禮拜吃飯只有10塊錢，我天天在學校餓著肚子看人家吃肉，你曉不曉得！」
「從小到大一件新衣裳都沒得，天天髒兮兮的，沒得朋友，老師還把弟弟的位置調到最後一排，我們一直被人家看不起！」
「你曉不曉得，你們生這麼多娃兒，別人天天都在背後嘲笑我們！」
女兒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張杏子用手使勁兒摁住「疼得要裂開」的胸口，好像下一秒就沒法呼吸，老大的話像刀子一樣在割她，「我要出去打工了，我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我要讓所有看不起我的人以後都羨慕我」。
17歲的老大扭頭走了，那是2013年。
家庭的傷口越撕越大。老四自從去年在職高被人捅傷後，一直在家休養。半年前，老四開刀後，為了止疼，何洪做主讓醫院給孩子打了過量的止痛針。
一回家，張杏子就發現兒子變了：臉肥了一圈，舌頭總像被夾著，說話也不清晰了。更可怕的是，老四的脾氣「變差了」。
夜裡，動過刀的腸胃開始發疼，老四把木板搭成的床搖得丁零噹啷，他怒吼幾聲，站起身，一把提起十一歲的妹妹，像「老鷹抓小雞」一樣，狠狠地砸向地面。
張杏子勸不住，她的聲音吼再高，也沒人聽她的。這個頭髮凌亂、眼睛佈滿血絲的母親，就這麼眼睜睜地看著，老五老六撲上來，和摔了老七的四哥扭打成一團。
她知道，「老四以前不是這樣的」，雖然成績差一點，但對弟弟妹妹卻從來沒有壞心眼。去年因為媒體報道，才讓老四和輟學在家的老二有了去讀職高的機會。
何洪當時特別興奮，為了湊800元學費，他把幾個兄弟家又跑了一遍，可臉上始終是笑著的。
在那之前，因為低保、戶口、溫飽，何洪常常「求人」，他從親戚家求到鎮上、縣裡，不斷地作揖、下跪、磕頭，還時不時寫信打電話，他家裡的電話薄堪比縣鎮機關部門辦事通，從縣領導一路到村支書，每個人的辦公電話和私用手機，他都有。
每封寫給政府的信的結尾，他都說，「希望這群無辜的孩子在黨的陽光下能夠生活、成長、成才」。
張杏子回憶，打從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何洪的薄荷水生意做不下去了，他的主業變成了「天天跑政府」，「除了求政府幫忙，我們還能做啥子？」
但在政府的眼裡，這是「無賴」的表現。蓬南鎮一位副鎮長，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政府也相當頭痛」。他說，何洪「很無賴」，隔三差五就到鎮政府要補貼，如不同意就到縣裡信訪，「我們很多時候只能息事寧人」。
靠這辦法，何洪「求」來了頭幾個孩子的戶口，和全家一月880元的低保。
可唯獨他最關心的「孩子的出路」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何洪對最大的兩個兒子有過很多設想，從考大學到開挖掘機再到學技術，他的中心思想是「賺錢」。所以，那個能送兩個孩子去職校學技術的機會，他想都沒想，一口便應了下來。
只是誰也沒有想到，在職高，兩兄弟被學校的小混混盯上，收保護費不成，對方動了刀子，老四急眼了，撲上去搶刀子。
他的血也流了一地，整個宿舍都是紅色的，腸子外翻，二哥每次回憶起眼眶都是紅的，「老四傻啊，造孽啊」。
老四回來還沒過完春節，父親也進了看守所，這個家眼看著，就要垮了。
剛滿18歲的老二以一種超乎想像的速度「成熟了」。他撿起了父親的電話薄，用破塑料袋分類裝好弟弟和父親的材料，沿著父親的路子開始向村上、鎮上、縣裡求人。
因為媒體的曝光，何家人已成了當地「丟人的事情」，有人衝著這個男孩罵道：「你父親是殺人犯，你們一家都是渣滓，不配得到政府的幫助。」
1米6出頭的老二最近一個半月瘦脫了形，為了「救」父親，他自己翻出破了邊兒的法律書籍，每天跑完政府就回來看，儘管，那上面的內容對他來說更像是「天書」。
這本不該是他要走的路。
成績中上的老二被父親寄予了「考大學當能人」的重任，後來家貧輟學，父親也送他去安徽，「跟著村裡人見見世面」。因為年紀太小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再回到村裡時，這個少年平靜地接受了父親新的安排——跟著他「跑政府」，順路撿垃圾。
他不止一次地在街上碰見了以前的同學。每次，他都會提提背簍，弓著身子，把頭埋得很低，腳步加快，躲同學。
「幸運」的是，好幾回都跟對方擦肩而過了，也沒人喊住他。
這個18歲的少年說，自己已經逐漸忘記「要去北京當兵、保衛天安門」的夢想了，儘管手機裡還存著合肥高樓大廈的圖片，但他心裡清楚「再也不可能看到那樣的風景了」。
這個家庭秤砣般拽著掙扎向上的老二，他離自己的夢想越來越遠了。
被現實「催熟」的他明白了一些事情。比如，初中「考過年級前30」的他頭一回發現，「求人辦事好難好難啊」，難過了任何一道考題。
「不曉得哪門回事，我爸爸想讓我們家人多力量大，結果我們一家現在是村裡頭最讓人看不起的家庭。」他苦笑。
「存錢不如存人，真是想錯了」
老二手裡有幾封父親從看守所寄回來的信，信上是出人意料工整的筆跡，父親絮絮叨叨地告訴兒子，「一定要保護照顧好媽媽」，「要守法，犯了法很可憐，法律沒有人情可講，像水電一樣無情」……
「存錢不如存人，真是想錯了。」每一封信都有這樣的感歎。
「哎，可惜晚了。」張杏子歎息道。
在生孩子這件事上，沒有人勸得住曾經的何洪。 「這些娃兒出一個能人，就可以帶一群，到時候一家人都致富。」何洪三言兩語，打發走了來勸說的嫂子。
當勸說的對象變成計生幹部時，何洪的態度依舊強硬。「我們窮，交不起罰款，他們也就不管。」嫂子還記得，有一回，計生幹部都把張杏子綁到了手術台，後來，「兩口子硬是又哭又鬧跑脫了」。
張杏子說，其實跟著何洪從上海來到四川時，她就想好了，要生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女雙全最好」。
之前在上海洗了好幾年盤子的她還想過，以後要讓孩子好好讀書，「再莫去洗盤子，讓人家笑話」。
不過這些，她始終沒和丈夫說過。事實上，夫妻倆的交流很少，何洪當過挑夫，挑好幾里路的東西才掙一兩塊錢，此外，還給牲畜看過病、給過路人賣薄荷水。她也沒閒著，鎮上哪裡辦酒席，張杏子都會去打下手洗盤子，「跑得比哪個都麻溜」，為的只是走時能帶幾個剩菜，讓家裡的孩子開開葷。
夫妻倆太忙了，忙到老五老六自己學會了說話，老八老九自己學會了走路。
被摔壞的老六隻會傻呵呵地笑，吃飯的時候，她會端上一碗粥，跑到鄰居家門前，一邊吃一邊衝著別人笑，粥順著嘴巴往下掉， 「精神已經不行了」。
她的後腦勺留下了一道如同蜈蚣般的印跡，那是赤腳醫生何洪給女兒做完「手術」後留下的針印。
家裡窮，醫院是去不起的，用藥都是高中文化的何洪自己挑的，就連妻子生小孩，也是何洪接生。
衛生常識和家教一樣，幾乎沒在這個家庭存在過。
張杏子懷著小孩照常幹農活，好幾次生孩子當天早上還在割豬草，生完孩子，她不知道什麼是「坐月子」，也沒肉可吃、沒奶可喂，還要天天把手浸在冷水裡給娃娃洗衣服。
後來去鎮上幫廚多了，她第一次聽說還有產假這種東西。
「我們懂不起啊，都是我們當媽當爹的害苦了娃娃，讓他們沒吃到好的，沒得營養。」何家的孩子個頭都比同齡人矮小。老七11歲了，只有1米出頭的個子，像幼兒園的孩子。
老八老九快滿10歲了，至今仍在讀幼兒園。血案發生前，何洪天天歎氣，家裡現在沒有一個孩子能把書讀好，或許「一個能人也出不了了」。
唯一讓夫妻倆欣慰的是，孩子雖然調皮干了壞事，可是，老五老六總會把學校發的免費營養餐裡的牛奶帶回來，給還在幼兒園的弟弟妹妹喝。每天接送老八老九的任務，也落在13歲的老五身上。
事實上，大多數時候，只要不提及那些歧視、羞辱，老五都是「溫柔」的。有記者來訪給家裡帶來食物，她會笑著邀請記者留下一起吃晚餐，細心地詢問，記者在哪裡住、方不方便，甚至邀請記者「留下來一起住吧」。
就連一向沉默的三女兒也迅速地挑起了家裡的擔子，這個平時住校的17歲姑娘，週末默默幫母親割豬草、做飯、帶弟弟妹妹。一次，幹完一天的活兒，老三躺在母親身邊，低聲歎氣，「媽媽，我不曉得我考不考得上高中啊，好緊張」。
張杏子下意識地脫口而出：「你好好讀書，平時多花點時間學習，就行了嘛。」
話音剛落，張杏子自己卻哭了，「都怪我們，你週末都要幹活，哪有時間學習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們當媽老漢的責任，娃娃有啥子錯嘛……」
三女兒沒有回她。
「上一代的事情不管對錯，已經來不及了，至少把這一代教育好行不行？」
何洪被抓走已經一個半月了，張杏子變得有些神經質，她會朝任何一個向她搭話的人哭訴，丈夫是被冤枉的。
這個47歲不善交際的母親不放過一絲機會。她求前來採訪的記者給兒子找個工作，求學校的老師不要再針對年幼的孩子，甚至對跑來看她笑話的中年婦女，她也忍不住哀求，「那你幫幫我兒嘛，幫幫我們嘛」。
有好心人來訪，張杏子必會拿出家裡最拿得出手的食物——土雞蛋。她為客人煮一碗麵，不知道該如何表達心意，一口氣放了4個雞蛋。
這個農村婦女心裡還有個「卑微的願望」——等老大回來。大女兒走後，只在過年時回家，儘管曾經「頭也不回」地離開，可每次回家，大女兒總是不忘買好肉、水果、米面油，甚至會給鄰居帶水果，「請他們平時照顧一下媽媽」。
今年大年初一，大女兒回來了，雖然嘴上沒說，但張杏子看得出來「老大對弟弟妹妹的關心」，她買了許多吃的。
可坐下來沒多久，弟弟妹妹就爬到大姐的包旁，開始往外翻找還有沒有吃的，本子、手機……統統被扔了出來，大女兒臉色通紅，衝著母親大吼：「你看看，你們把弟弟妹妹教成啥樣子了！」
大年初四，跟母親最後扔下一句「都是你們害了這個家」後，大女兒走了。後來，連家裡的電話也不接了，如今，沒人知道她在哪兒。
5天后，她的父親倒在血泊中，進了看守所。
白天，整個家只留下了「每天都心神不寧」的張杏子，和精神時而失常的老四。有那麼一瞬間，她打算把小一點的孩子送走，一個人回老家。可馬上，她就放棄了，「我好怕他們把娃娃抓起，賣他們的器官，一想到我就怕」。
只是如今，她再沒有力氣為兒女做任何事了。這個急速衰老的母親，頭疼、肩疼、腳也疼，路走得歪歪扭扭，重活都幹不了了。
不過在她還有不多的一點力氣時，夫婦倆終於做了一件「正確的事」：把最小的老十一送給了親戚撫養，再不過問。
「學校也只能盡力幫他們減免學雜費，再提供午餐，其他的我們也做不了。」蓬南鎮小學一位副校長很為難，「這家人的娃娃心理健康肯定很重要，但我們一個農村學校，哪有這種資源來幫忙哦」。
在外人眼裡，似乎沒有一雙手能真正幫助到這家人。
「我最擔心的還是娃娃的問題啊。」11個孩子的堂哥說，「這些娃娃不教育好，以後很有可能成為社會渣滓了呀！」
「上一代的事情不管對錯，已經來不及了，至少把這一代教育好行不行？」他急促地問。
4月初的川東山區，草木鬱鬱蔥蔥，金黃的油菜花讓整個村莊顯得生機勃勃。可往油菜花深處走，才能發現藏在油菜花田後的這個家庭，陰冷破舊的氣息揮之不去。
老五時不時會去村裡的路口，她在等大姐和父親的歸來。儘管，她甚至「有點記不清大姐樣子了」，但她「從來不恨大姐」。
相反，這個小眼睛姑娘用力地睜大了眼睛，「我好想她」。她的眼淚湧了出來，「只有她在，這個家才是完整的」。
「我以後一定不會離開這個家，我要照顧他們所有人。」站在油菜地旁，大風吹起她的亂髮，老五一字一句說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