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回歸十餘年的發展歷程中，香港和澳門同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下邁步向前，但遇到的問題卻截然不同。澳門落實「一國兩制」過程中比較順暢，香港社情民意稍微複雜化，甚至「港獨」已經公開化。澳門有哪些比較成功的地方值得香港學習借鑒呢？
據中評社11月21日報道，歷經百年滄桑路，香港和澳門分別在1997年和1999年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個特別行政區，香港和澳門的回歸，充分顯示了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實現中國統一大業指導思想的強大生命力;同時，香港和澳門問題的解決，也被視為中國崛起的象徵。
時至今日，香港回歸已有19年、澳門17年，在十餘年的發展歷程中，香港和澳門同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下邁步向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二者在前進的道路上所遇到的問題卻截然不同。
澳門知名學者、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教授楊允中詳細剖析了港澳回歸至今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並就「一國兩制」實踐之下，港澳發展的異同進行深入對比。
楊允中表示，「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核心內涵，是一個基本組成部分;也可以進一步講，「一國兩制」是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一個成功典範。楊允中指出，實行「一國兩制」並不是和馬克思主義脫節，而是馬克思主義新形勢下，一個全面的驗證，一個史無前例的創新安排。可以說，實行「一國兩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異曲同工、殊途同歸。
楊允中強調，「一國兩制」實踐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異化現象，這不僅值得港澳兩地高度警惕和戒備，甚至全國都應該高度警惕和戒備。目前香港已經回歸近20年，這樣一個特別行政區和政權，本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但目前卻亂象叢生，給「一國兩制」的事業帶來了極大的傷害和負面影響，甚至是全面抹黑、烏雲化。
楊允中指出，有部分人士認為香港的「一國兩制」核心是保護資本主義，香港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一部分，這個說法是不妥當的。香港不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一部分，香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中的一部分，這一點必須搞清楚。保留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並不等於納入資本主義。
(楊允中，暨南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社會經濟發展研究》校外編委、澳門城市大學城市管理學院學術顧問、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教授、澳門大學校長高級顧問兼澳門研究中心代主任、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第二任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等。)
全文訪談如下：
記者：您是研究「一國兩制」的專家，您個人認為香港和澳門，在「一國兩制」的實踐過程中，存在哪些異同?
楊允中：回答這個問題前，我想先簡單的談一下如何看待「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從大的原則上講，是我們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所謂的基本國策，就是全國人民的一項共同事業，這不僅僅是特區自己的事，這個理念必要建立起來，千萬不能有「一國兩制」和國家主體部分無關的思想。
《基本法》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所制定，任何人都不能違反《基本法》，需要尊重和支持《基本法》的落實。更重要的是，要正確驗證「一國兩制」，就要保持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從政策上講，「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核心內涵，是一個基本組成部分，這個認知一定要明確。也可以進一步講，「一國兩制」是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一個成功典範，七一講話中也特別強調了中國化和時代化的問題。
實行「一國兩制」並不是和馬克思主義脫節，而是馬克思主義新形勢下一個全面的驗證，一個史無前例、創新的安排。因此可以說，實行「一國兩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異曲同工、殊途同歸，這個認識必須要普遍的建立起來，不能一提「一國兩制」，就認為是香港和澳門的事，和我們無關。實施上，這不是無關，而是有很深的關聯。
其次，「一國兩制」是現階段特別行政區發展的最大優勢和最基本的制度保障。作為基本國策，無論是特區政府還是社會各界，要做到有效的驗證「一國兩制」，成為一個被認可的示範樣板，就要像十八大中提道的：「首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因此，「一國」要如何體現，歸納而言就是十八大的核心定位。
另一方面，就是要確保國家的長期繁榮穩定，這兩個任務實際上是一回事，是互為補充、互為促進。但有人將這兩個任務看成是兩回事，認為兩項任務不能平起平坐，這樣的講法是不準確的。
既然提到了異同問題，應該說，香港和澳門存在共同性。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香港和澳門都被其它列強佔領、管制了上百年。香港150年，澳門400多年，這是歷史上的同。回歸以後，都是按照基本國策，而不是按照單一制的中國內部原有的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管理。《基本法》中提出，「特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這些都不能簡單的表面化理解。當然，對於一般的市民沒有這個要求，但是作為各級領導、官員和專家學者，在這個問題上就不能滿足表面化、簡單化、絕對化的理解和認知，要從比較深的層面，比較長遠的定位來作出驗證。
不同方面在於，香港和澳門兩地環境不同，過去香港受英國管制，澳門受葡萄牙管制。所以《基本法》中關於兩地的官方語言設定不同，一個是英語;一個是葡語。更主要的是，兩地的規模有很大的差異，香港730萬人口，澳門75萬人口;面積上香港陸地總面積上千平方公里，而澳門只有32平方公里;國際影響力方面香港受到國際認可，是多元化、多功能的國際經濟貿易中心。澳門從「十二五」開始，國家給澳門的定位是「一個中心」、「一個平台」，「一個中心」就是世界旅遊休閑中心，「一個平台」就是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這兩個定位在一定意義上而言，是相當高的一項定位，也可以說是中央政府批准和認可的一個澳門發展定位。本次在澳門舉辦的「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應該說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或者說，「一個中心」與「一個平台」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台階和高地。通過本次第五屆中葡部長會議，包括李克強總理視察澳門時所提的18項措施可以證明，澳門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一個平台」已經和「一帶一路」接上軌，甚至可以說，通過這次會晤使得「一個平台」與「一帶一路」對接，讓澳門與國家雙贏，中國與葡語國互利，進入了這樣一個標誌性的發展階段。
香港的定位目前也受到了國際認可，相信香港未來的前景不可估量。但遺憾的是，香港的社情民意稍微複雜化，導致「港獨」已經公開化，這也是令社會各界感到憂慮的。目前「港獨」和「台獨」同穿一條褲子，一個孔出氣，而且動不動就想將手伸到澳門，這說明「一國兩制」實踐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異化現象，這不僅值得港澳兩地高度警惕和戒備，甚至全國都應該高度警惕和戒備。
目前香港已經回歸快20年，這樣一個特別行政區和政權，本來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但是現在卻亂象叢生，應該說給「一國兩制」的事業帶來了極大的傷害和負面影響，甚至是全面抹黑、烏雲化。這一股風並不是孤立的，有一定的背景，相信未來香港在前進的路上，風風浪浪是不會停止的，不要輕易幻想能夠風平浪靜，沒有風浪是不可能的，必須頂著風浪前行。
「一國兩制」的發展方向和航向已經非常明確，這是基於國家的核心利益和特區發展的利益，走好這條「一國兩制」實踐的道路，受益的將是特區居民，特區的形象也才能提升，國家也能全面獲益，這才是雙贏和多贏的局面。但是有一些非常具體的問題，不能不引起進一步的注意和思考。香港「港獨」的表面化和公開化，包括立法會個別獲得選民投票的人士，估計未來繼續折騰、延續極端民主派對抗的行為還會此起彼伏，這些都是可以預見的。但更主要的是，大多數居民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認同還是有很強大的基礎。從長遠看，這條預先設定的航線，不可能被改變。現在重大的突出問題，就是要讓香港和澳門的市民有公民意識。公民社會是一個中性詞，西方搞西方的公民社會，我們搞我們的「一國兩制」公民社會，這一點我們應該堅持正確的理論觀點，在這些方面我們不能把自己搞亂。此外，要把廣大老百姓的工作做好，要將廣大公民的自我教育進一步提上日程。因為現在有很多問題，除了少數極端人士搗亂以外，還有很多是因為認知不足所導致的一些錯誤認定，值得全面深思。
有人說，香港的「一國兩制」核心是保護資本主義，香港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一部分，這個說法是不妥當的。香港不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一部分，香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中的一部分，這一點必須清楚。保留原來的資本主義制度，並不等於納入資本主義。另外，有部分人士提出堅守人權民主法治和所謂的普適價值，甚至還用普適價值來影響大陸，這些都是非常狂妄且不符合實際的。可以承認普適價值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誌，但是想要用這一招影響大陸是錯誤的。
進入特別行政區發展階段，除了上述普適價值之外，我們還有新的普適價值，就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這些都要反覆強調。
「十三五」規劃後，國家下了非常大的決心，未來五年內要全面消滅貧困人口，過去三十年，中國已經有七八億人口脫離貧困，還有最後的一點尾巴，在「十三五」期間要全面解決。國家提出精準扶貧，脫貧之後不能再返貧，這對香港澳門的啟示非常深刻。作為一個發達社會，香港和澳門的貧困人口還存在一定比例。國家未來五年，大刀闊斧進一步推進脫貧工作，這不僅僅是脫貧，也是人類文明進程的一個過程。全球70多億人口，中國佔有十三億，中國為世界解決脫貧人口問題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因此，未來「一國兩制」的實踐過程中，香港澳門要把這一課補上。
記者：您前幾年在一個論壇中指出，香港走了點彎路，但是問題不大，您現在還是這麼認為?
楊允中：現在香港的彎路越走越遠，我說這一句話的時候，「港獨」問題還沒有公開化。現在香港問題已經上升到更為複雜的新階段，但是邪不壓正，這並不等於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不好、不成功，更不能導致另外一個極端群體的出現。但是畢竟香港回歸快20年了，一個新政權，而且香港那麼多有利的條件，不說別的，香港作為一個發達社會，一個發達的經濟體，一分錢都不需要向國庫納稅，這是國際上所沒有的。香港的公民教育，包括學生的公民課程是一個不小的缺口。這些東西是當仁不讓，根本無需擔心和害怕的。怕幾個民主派搗亂?這個問題絕對值得一個有效的管制者和新興政權抓住不放的。新興政權靠什麼鞏固，不是別人主動送上門就自然而然的鞏固了，而是靠自己的作為和堅定不移的方針。「一國兩制」給予如此多寬鬆的環境，提供了眾多的優惠保障，結果路還是走得歪歪扭扭、一瘸一拐，這是不正常的現象。
記者：目前香港踐踏《基本法》，發表「港獨」言論的事件越來越多，您認為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能夠怎麼做?
楊允中：在一些原則性問題上一定要強硬。政府手中有公權力，可以利用強制性的措施去制止，根本無需害怕。如果是前怕狼後怕虎，要維護部分人的既得利益，這不是現代為政者可以堅持的理念。高層要總結經驗教訓，香港的問題不是一個短期現象所造成的，是積累效應。當斷不斷，當絕不絕，是不正常的。從國家層面而言，也要總結「一國兩制」的經驗和教訓。基本國策是中國的事，更是國家的大事，所以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應該要總結香港回歸19年的經驗，兩個特區的居民也應該當仁不讓，正確的轉變思想。
記者：您認為香港目前發展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什麼?「一國兩制」實踐的過程中，澳門有哪些地方值得香港學習?
楊允中：香港進入特別行政區這樣的一個歷史新時代後，許多人還沒有這個意識，香港已經回歸了，但是思想還停留在回歸以前的狀態。香港現在有一些立法會議員，公開「拉布」，破壞會場秩序，這是法治社會應該有的現象?這算是違法。
特區政府採取的措施似乎力度不夠，讓部分違法違規行為愈演愈烈，此風不可長，這種違法行為一定要加大力度懲處。香港應該要總結回歸近20年來的經驗和教訓，要知己知彼，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認真的開發和利用，不能延誤寶貴的機遇。
記者：澳門有哪些比較成功的地方值得香港學習借鑒?
楊允中：澳門最大的成功之處是，澳門回歸至今的兩任行政長官連續17年依法施政，以及澳門的發展定位準確。更重要的是，澳門特區和國家、特區和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處理的比較好，對中央政府高度尊重，不是表面化的行為，而是發自內心的。回歸並不是特區所能決定的事，而是國家根據基本國策，在國力不斷強大的情況，順利的完成了過渡和交接。回歸以後，香港和澳門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要靠自己開發和規劃，同時要和中央步調要一致，保持同向、同步的發展。
記者：您是法學博士，您認為一旦出現踐踏《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行為，可以通過怎樣的法律手段進行懲處?
楊允中：傳統的法治社會，經由特別行政區發展階段，特區的法制化、國際化程度比回歸前有了大幅度提升，必須要看到自己有利的條件。既然是法治社會，在法律面前就是人人平等，任何人違法，都需要問責。個別的民主派搗亂、違法違規，就要看到達怎麼樣的程度，如果是破壞「一國兩制」和整體利益，破壞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那麼就必須要訴諸於法律。香港的「二十三條」立法，回歸之初就應該要完成，現在回歸快20年，提都不敢提，這難道是一種正常的現象?無論是個別人鬧事，或是個別居民不理解，都應該要按照法治軌道，該教育的應該要教育，教育不過來的，按照法律辦事。「二十三條」到現在特區政府提都不敢提，是一個失策、失智的表現。
記者：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聲音，認為香港問題台灣化，澳門問題香港化，您認同這樣一個觀點嗎?
楊允中：這只是一些極端民主派自己畫地為牢，自己希望形成這樣一個局面，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記者：那您認為澳門現階段發展遇到了哪些問題，這些問題是否能解決?
楊允中：香港有香港的問題，澳門自然也有澳門的問題。澳門落實「一國兩制」過程中，國家和中央政府給予了澳門很高的評價，澳門社會和國際輿論也給予很高的評價，應該說這點還是比較順暢的，但是並不等於做足了100分。澳門還缺點什麼，比如對回歸以前舊的模式和制度，包括規範不到位、不合理的法治，這些清理還遠遠不到位。對回歸以前舊體制、舊制度認知不到位，是很致命的一環。
另外，澳門是特殊的微型經濟體，陸地面積很小，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應該說澳門有現在這樣的總體架構還是不容易的。但是從另一方面講，澳門回歸17年，各個領域都有條件做得更嚴謹、更細緻。此外，有一些澳門市民文化程度不高，法治意識不強，包括一些亂象也時有發生，這些都是值得糾正和加強的。
作為居民，要體會到國家的困難、特區的困難，凡是合理的、正確的事，我們都應該理性的支持，現在的特區居民和特區政府是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和回歸前，澳門居民和澳葡管制層互相對立的性質有所不同，這一點作為居民應該要理解和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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