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幫港出聲」的朋友邀我參加訪京團，拜會中央領導人，我近日雖十分忙碌，幾乎無法離港，但此機會難求，千方百計改動了自己的日程，終於週二成行，週四凌晨三時坐機回港辦事。
出發前已知道會見到張德江委員長，原本的安排是一小時的會面，後來委員長臨時決定將時間延長為兩小時，我們自然喜出望外。這次會面是頭等大事，可容許我們就香港事務直接與中央領導層交換意見，必須先作好準備。在會面只得一個小時的假設下，團長周融與我們商議，決定四個人發言，每人五至六分鐘。到埠後，工作人員說可增至每人七分鐘，即四人共半小時左右，其餘的時間當然是委員長的談話了。
青年問題矛盾最尖銳
周融是第一個講者，他主要報告「幫港出聲」過去的工作，並引用了大量數字。第二人是鄭赤琰教授，他精研國際上的獨立問題及釋法，並自費從Amazon急購了三本這方面的頂級國際權威學術論著，將其送予委員長。鄭赤琰的發言，也圍繞著這些方面，給予他的專家意見。我濫竽充數，權充第三個發言人，重點談到對香港年輕人的分析，並作出一些政策建議。第四位講者是財經界名人馮家彬，據我觀察，他是「幫港出聲」的大管家，日常事務與籌款工作的規章，訂得有板有眼。他向委員長介紹了未來的工作方向。
為什麼要談到這些?中央領導人要會見港人，總是好事，但社會中畢竟也會有些人思想扭曲，毫無根據地說有些人會謊報軍情，領導人容易偏聽云云。其實，現代社會資訊發達，領導人怎可能不掌握香港的動向?從委員長長時間的談話中，明顯可知他對港事務鉅細無遺，瞭如指掌。此點我早有預期，所以在發言中多談抽像務虛的分析，據團友告知，我起碼用了十分鐘也不自知。委員長對每人的發言都有詳細回應，他可能用了七、八分鐘左右的時間回應了我的發言。以下是我發言的主要部分，至於有關的政策建議，篇幅所限，唯有略過。委員長、王光亞及陳佐洱發言的政治含義，則將來另外撰文評述。
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中，最尖銳的應是青年問題。四年前的反國民教育主力是中學生、兩年前在最前線參與「佔中」的是年輕人，今年初在旺角暴亂的是他們，推動或明或暗「自決」，在立法會搞風搞雨的「港獨」也是他們，外國政客對他們最感興趣。不解決青年問題，香港社會難以和諧。
但這絕不等於大部分年輕人都是極端分子。我在大學中長期接觸年輕人，相信他們大多數理性，絕對可以講道理。當然也有不少人對世界有錯誤認識，偏聽極端觀點。此種情況是如何產生的?
香港問題並不獨特，在北美洲、歐洲、香港等發達經濟體中，都有類似的極端分子與反建制的活動。這些地區有兩個共性，是它們都經歷過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及深受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影響。
自由貿易與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總的來說，有重大的正面影響，世界上大多數的人口，尤其是在中國、印度等人口眾多的新興大國，人民收入大幅上升，它會造成不同地區(質量接近的)勞動力工資趨同，在經濟本來較落後地區，工資會上升，但在富裕地方，工資就算不向下，也可能停滯不前。不過，發達地區的資本家得益也大。
從香港的中產和年輕人的角度看，他們不少人會感到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無前路是因為自己的收入老是上不去，但同時又見到同儕中有個別的人收入能大幅上升。後有追兵是感到內地一些城市急速進步，在港讀書或工作的內地人也比自己更具競爭力。不少港人對此或會感到十分不安，他們不會埋怨自己，找藉口把怨氣投射到內地人身上是很自然的。
只要看看統計數據便可知一些年輕人為何有挫折感。從一九九三年到二○一五年，二十至二十四歲的年輕人收入中位數共上升了百分之八十四點六，扣掉通脹後，二十二年的總升幅只得百分之十三點三，等於每年平均只上升百分之零點五四，但同期的房價卻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七。挫折感容易使人意氣用事，不理事實。
收入中位數上升緩慢並不等於香港沒有往上流的機會。香港與內地密不可分，中國經濟增長快，港人若肯掌握機會，事業當有大成，有部分港人也因此而成功，但對一些不懂世事的人來說，他們會更眼紅，對成功了的人懷有敵意，社會中成功的人增多了，撕裂可能更嚴重。
收入停滯帶來挫折感
收入停滯帶來挫折感，互聯網社交媒體卻可把挫折感轉化為極端思想與行為。「港獨」雖不可能成功，但部分年輕人中有「港獨」思潮，此思潮本身對社會已足以構成破壞性，卻是難以否定的事實。此種思潮怎樣形成?以「臉譜」為代表的社交媒體有一特點，用者如喜歡某一類觀點的帖子或文章，近似觀點的文章便會源源不絕地出現，其他觀點的則會逐漸絕跡，久而久之，習慣了讀帖子如吃即食麵，無時間思考的讀者，會被洗腦，還誤以為自己的觀點是真理。又因在社交媒體可交流意見，物以類聚，持不同觀點的會被罵走。網上消息真假難辨，也沒有多少人有時間去辨別，沒有根據只有情緒發洩的言論充斥，對年輕人思想的破壞極大。
更有甚者，高中課程中，歷史只是選修科，不是必修，選讀中國歷史的，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學生。部分通識科(必修)的老師本身便是極端思潮的受害者，教育戰線部分陷落，年輕人怎可能不出問題?
不聞不問的姑息態度絕對不可能解決問題，有些人自會尋找空隙製造破壞。年輕人犯了法後少有受到制裁，但在媒體中卻可大出風頭，把幼稚當作正義，甚至可加入立法會，同路人雞犬升天，走這條歪路符合個人的成本效益。
以上所言，要在幾分鐘內講完，不可能完備，但委員長大多都有回應。就我自己所作判斷，中央領導人的觀點與我幾年以來為香港所作的分析十分接近。這當然不是我對他們有什麼影響，而是只要肯擺事實，講道理，放開胸懷，不同人等都容易得到相同結論。
（本文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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