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香港文匯網記者 毛麗娟報道)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作《改革突圍、創新突圍——2017年的中國經濟》的分享。他受訪時表示，高度依賴全球市場、大量行政手段進入經濟體、中國是債權經濟而非股權經濟是帶來中國經濟高位下行的三種力量。改革曾降低了體製成本，中國經濟因此崛起，但體製成本重新抬頭，成為阻礙製造業發展的關鍵，GDP和勞動力價格遠不如稅收、社保繳納和政府收入漲得快。未來，降低體製成本，通過改革與創新才能走出當前經濟困境。
中國從1978年到2008年連續30年，平均GDP增長將近10個百分點，2009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超過日本;2010年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2013年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
「改革降低了體製成本，這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關鍵。」周其仁分析，經濟會高速增長，關鍵就三個東西，一是長期貧窮形成數目巨大的廉價勞動力、二是改革降低了中國的體製成本、三是中國人善於學習。
2007、2008年之前中國貿易順差額最高時相當於內地GDP的10%。中國有高額順差，也就意味著貿易對手是高額逆差，這種不平衡注定要被經濟以外的因素所打破。中國外貿創造的美元收入購買了大量美國國債，美國政府不缺錢花，更多低收入的美國人因此也獲得融資支持，超出個人支付能力去購房，最終釀成次貸危機。
體製成本重新抬頭
「全球化後，危機會在你想不到的地方衝擊你，2009年中國外貿順差下降34%。這警醒中國經濟，世界在變化，你不能依賴一條腿走路。」周其仁表示，開放除了帶來更複雜的外部環境，也影響著我們的成本變化，從前在全球化浪潮中高歌猛進憑的是成本優勢，除了勞動力便宜、資源便宜，還有第二個更重要的優勢是改革開放將原來奇高無比的制度成本降下來了，疊加上中國人學習曲線的上升，人力資本投資增長迅速、觀念、技能提升快，中國在全球競爭舞台上展示出比較優勢，但值得注意的是，成本曲線形如微笑、規律是先降後升、降到最低點後又上去了，體製成本在高速增長的勢頭當中再次舉頭向上。
體製成本主要指法定成本、法定經營成本、市場主體對潛在機會做出反應的成本，以及市場對關鍵要素的獲得成本等。
周其仁指出，漸進改革留下了一批半拉子工程，高位增長又帶來新問題和新挑戰。1995至2012年，體製成本不斷增加。包括市場准入成本(醫療服務、兒科大夫荒、大城市出行難等);獲得關鍵要素的成本(房地產去庫存中的某些城市房價暴漲、供地瓶頸;電價改革，贏利的國企還要不要改?);移動、退出成本(「農民」退出農業、農村的體制性摩擦;流動集聚與畫地為牢的「政府主導城鎮化」);修訂法律、政策的成本(以土地管理法為例)。
統計局的公開數據顯示，1995—2012年中國經濟最高速成長的這段時間，名義GDP增長了8.6倍，全國工資總額漲了8.8倍，稅收漲了16.7倍，而政府除稅收以外的收入增長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險一金則增長了28.7倍。最關鍵的是上上下議論的房價、土地，政府獨家供地獲得的土地出讓金收入漲了64倍。而市場參與者表面上看到的「勞動力價格漲得太快」並不是真實現象，實際上，它的漲幅和名義GDP漲幅差不多。增長更快的還是權力的收入。
改革與創新對沖成本上升壓力
「體製成本是中國經濟的決定性變量，體製成本降，經濟增;反之亦是。」周其仁強調，靠民間力量解決不了體製成本上升的難題，目前中央、國務院都在主動發起一輪輪的深化改革，要注意到調整體製成本會牽扯到一系列問題，「從國際經驗來看了，降稅一定要伴隨政府降低開支並伴隨一連串連鎖反應，才足以讓法定成本有效地降下來。」
由於成本總是不可避免要上升的，對於如何對沖成本的上升?周其仁分析，真正要對付成本壓力，企業可以不斷將成本曲線右移，形成一條長期來看持續有競爭力的成本變動曲線，工人很貴，生產附加值高的東西就不貴了，這是商業世界裡的不二法門，也是整個經濟體系和經濟體系競爭當中的不二法門。
在開始這場分享之前，周其仁花了兩周在深圳調研高科技企業的發展。他認為，目前經濟下行拉力在於全球金融危機收縮外需、「不差錢」侵蝕企業家精神、中國成本優勢減弱但還尚沒有形成明顯的獨到性優勢、體制性成本上升太快。
周其仁表示，2017年應是集中精力專注改革與創新的一年。其一是堅韌不拔推進改革，改革不能只是漸進式改革、要突圍，要降低體製成本，否則整個國家經濟會被拖住不前;其二是，通過創新來突破全球新形成的僵局。
他在深圳調研了大族激光、柔宇科技、華大基因、騰訊開放平台等多家企業，發現有五種創新類型正在被這些企業所實踐：引入新的產品或改變現有產品質量、引入新生產方法、開闢新市場、奪取原材料和半成品新來源、創立新的經濟組織。
周其仁分析，改革和創新是使得經濟發展成本曲線不斷右移的源源不斷的動力。不創新、不改革，不會走出當前的困境，也無法突破高速增長以後的換檔期。
責任編輯：于岄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