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山東聊城「刀刺辱母案」近期引起社會輿論熱切關注，正當防衛還是故意傷害，法律在理性與人性面前遭遇尷尬抉擇。3月26日，新京報微信公號「新京報評論」發表署名佘宗明的評論文章《「刀刺辱母案」評論上億條，請珍惜民意對法治的「助推」》，提出疑問：個人在面對近乎極端的羞辱時如何以對，還有執法和司法層面能否為個體實現權利救濟?以下為評論詳細內容：
于歡的遭遇，未必具有什麼普遍性，但至少有兩點觸碰到了人們的痛感神經：一是個人在面對近乎極端的羞辱時如何以對，二是執法和司法層面能否為個體實現權利救濟。
「刀刺辱母者案」的輿情熱度，依舊是「高燒不退」。捲入討論的，不只吃瓜群眾，還有很多媒體和專業人士。
當事人于歡到底是不是正當防衛，對他的行為究竟該怎麼定性或量刑?辦案民警有無瀆職失職，該擔何責?高利貸和禁錮人身自由的討債方式該怎麼遏制……這些都成為討論焦點。
「刀刺辱母者案」甫一曝出，立馬引爆了輿論，據長安劍、俠客島等媒體報道，全網上億條評論刷爆這個春日的週末。這不無原因：能引發裂變式傳播的事件，必有其能擊中公眾痛點與共鳴之處。
「刀刺辱母者案」能從極端個案變成刷屏話題，能讓互撕成習的輿論場罕見地、一邊倒地表達某種態度，也必然是因為它投射的現實截面與人們的遭際可能有重疊。其發生邏輯與具體情節有較強的代入感，為人們的移情提供了落點——與其說是公眾關心于歡，不如歸結為人們從于歡身上看到了自己。
于歡的遭遇，未必具有什麼普遍性，但至少有兩點觸碰到了人們的痛感神經——個人在面對近乎極端的羞辱時如何以對，還有執法和司法層面能否為個體實現權利救濟。
前者關乎人心人倫，後者關涉法治正義，二者都連著公民尊嚴。
討債者杜志浩當著兒子面淫褻母親的做法，高利貸高到可怕的利息，還有相關執法人員的出警處置措施，會成為輿論炮火對準的靶心，也是因為，這些突破底線之舉是跟踐踏尊嚴連在一起的，併合成了我們生活環境的不確定因素，激起了我們的切身痛感。
在公共事件中，往往也正是這些發軔於切身痛感的在場關注與強勢圍觀，倒逼了公平正義在個案上的歸位，促成了很多社會癥結的消弭。
都說「法律不可遠離『看得見的人情』」，而那些公共發聲，正是法律的庭院外看得見的人情民意。
這並不是說，法律就該遷就和盲從民意，看輿論「臉色」行事，而是指司法在保持獨立公正的同時，也要接受輿論監督，經得起法治和民意的考量。如果某個判決在「法律公正」「人本關懷」等指針上與普遍的民意脫節，那我們是否應該反思，是不是有些環節出了問題。
最高檢發佈微博，派員調查于歡案。
在該案中，于歡到底是不是正當防衛，該不該判無期，是法律範疇的事宜，也要靠事實和法律「落槌定音」。法律是裁斷是非的準繩，當成共識。
但法治語境下的裁決，未必就該「冰冷」得不近人情。正義從來都不是機械地拼裝法條，世俗情理也是對司法實踐中彈性裁量的制衡。所謂「法律不外乎人情」「為保持法律準繩的垂直，必須加入人的重量」，也是說法律會內蘊人文價值，其價值取向通常也會跟道德律等有一致性。
基於此，司法更應敞懷接受輿論監督。現實中，也正是輿論監督，推動了中國法治的前進步伐。
像唐慧案和聶樹斌案等，洶湧的輿論都對案件趨於公正的走向，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刀刺辱母者案」激起的輿情波瀾，同樣可以成為推動法治向前行進的重要力量。
不必擔心輿論監督會受限於輿情質量的良莠不齊，輿論本就有「無影燈效應」：輿論空間中會有自發的信息相互補充和糾錯機制。像「刀刺辱母者」事件上，有人提醒不能混淆一般正當防衛和特殊防衛的概念，認為只有刀架在脖子上才能防衛，有人則指出，于歡殺人時「辱母」行為已結束，刀刺屬於防衛但過當……這些專業見解糅合在一起，對司法實踐不乏參考價值。
「刀刺辱母者案」引發的討論是海量的，這些井噴的討論承載著厚重的輿論監督訴求，也該成為兌現法治正義的「助攻」。
責任編輯：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