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社會建設是中國改革的突破口，做大中產階級有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記者 毛麗娟 攝
【文匯網訊】 （香港文匯網記者 毛麗娟）中國問題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17日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分享他對「中國改革現狀與未來」的認識。鄭永年受訪時稱，發展還是硬道理，未來衡量中國經濟是否具有持續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是能不能把中產階級的規模做大，否則中國很有可能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深圳、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的人均GDP超過或者接近2萬美金了，但中國總體上人均GDP還是在8千美金左右，從8千美金到達成中國「十三五」規劃中提及的2020年實現人均GDP1.2萬美金，這本身意味着中國經濟要保證以後每年6.5%的增長。而從人均GDP1.2萬美金到接近台灣的2.3萬美金的水平，還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路要走。
鄭永年認為，十九大以後，中國政府的工作重心或將做一個轉型，十八大以來是要救反腐敗、反寡頭的政治，十九大以後應該是要救經濟。他認同四個全面的提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認為全面實現小康社會非常重要，因為老百姓支持政權反腐不代表老百姓不關心自身的經濟生活是不是越過越好。
中產階級規模關乎中國改革的成敗
「中產階級相當重要，這關乎中國經濟的擴內需是否成功，也關乎中國是否能夠避免泰國、菲律賓、拉美那樣的中等收入陷阱，因經濟衰退的同時伴生着政治腐敗、社會腐敗、社會暴力是十分可怕的。」鄭永年表示，西方社會以前的成功是因為做大了中產階級，現在的衰落是中產階級佔比的降低。美國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前，中產階級佔比有70%-75%，現在沒幾年掉到了50%以下；歐洲類似，此前也是橄欖型社會。
「如果中產階級佔比達到75%左右，任何一個政黨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他都要照顧中產階級的利益，他也不容易走向極端。而如果一個社會50%是窮人、50%是富人，類似泰國，就會出現「泰國農民選出來的總理城市居民不接受，城市居民選出來的總理農民也不接受，永遠存在一個鬥爭的局面。」
對於日本等亞洲「四小龍」為何能夠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鄭永年分析，首先是他們的經濟體量相對較小，日本不到中國經濟體量的一半，台灣更是只有2000多萬人口；其次是亞洲「四小龍」在經濟快速發展期剛好適逢很好的國際環境，當時西方也正處於「二戰」後的經濟上升期，故他們基本上是西方社會的一部分，西方國家一直對他們開放市場，在經濟與政治交往中不存在很大的阻力。
而據鄭永年的觀察，中國企業這幾年走出去面臨的來自西方的阻力非常大，如果地緣政治關係搞不好以後這種阻力還會越來越大。他認為，中國應該做一些政治上、政策上的調試，重新把經濟推上去。他總體上依然樂觀看待中國經濟前景，認為比起其他社會，中國有較好的大規模的工業化的基礎、有很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很好的人力資源。
社會建設是頭等重要的改革
近期，中央批准雄安新區。鄭永年認為：「這不是遷都，而是探索一種新型的城市化道路。」他建議雄安新區的社會建設、住房改革、公共治理都可以借鑒新加坡經驗，畢竟新加坡的社會治理是將中華文化好的一面與西方制度結合起來取得了較好效果的例子。
如果要給中國的改革排個優先序，鄭永年還是堅持現階段社會改革比經濟改革更重要。「如果中國的社會建設做不好，人均GDP太低，以後中國搞政治開放就更麻煩。」他指，中國的社會建設應該是中國頭等重要的改革領域，決定了下一步政治改革以後會不會成功。他不看好在人均GDP過低時推開放選舉，認為選票的理性程度值得商榷。
鄭永年認為，中國可以考慮將反腐與改革的試錯分開來看待，制度上需要釐清二者的關係，避免人浮於事，避免官員想做事而不敢做事。同時，改革要找到突破口，要考慮經濟的增長，更需要讓老百姓得到確確實實的好處。
他分析，改革的突破口就在社會建設領域，包括住房、醫療、教育等等的改革。他希望珠三角、長三角一些先富起來的城市可以有魄力、大膽對上述領域進行改革，還老百姓更加公平的福利待遇。
「如果這點做好了，中國的中產階級會逐漸成長起來，會逐漸敢花錢、願花錢，則中國出口型經濟體轉向內需社會有望、推進可持續發展也有望。」鄭永年說，當一個社會的中產階級是政府培養出來的，他們幾乎都會支持給其帶來實惠的政府，而這個階層也將是一個社會最穩定的基石。
責任編輯：Sun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