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 （香港文匯網記者 毛麗娟）作為世界級灣區的後起之秀，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是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戰略的重要布局。深圳市原副市長、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教授唐傑接受本網記者專訪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中，港深由於是海洋經濟因而具備更多對外開放的優勢，香港的「超級聯繫人」角色可轉變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超級組織者角色」，以港深莞為基礎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走廊，而這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深圳市原副市長、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教授唐傑
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16日在北京表示,未來兩三個星期,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將徵求香港業界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意見。此前的4月11日，李克強總理在京會見香港特區新一任行政長官林正月娥時曾表態，中央政府今年要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唐傑認為，國家推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重點在於支持香港轉型，但從更寬的視野看，是面對世界新格局，加快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輻射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為「一帶一路」建設奠定重要支撐，全面提升新時期我國對外開放水平、適應國際經濟秩序的調整。
他認為，國家應該設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上位協調機制，由國務院或某部位來牽頭組織，以更好地打破行政壁壘、統籌協調灣區內各經濟體的合作與競爭，全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新港資企業」大有可為
他用「新港資企業」的概念，來說明港深之間、粵港之間新型的合作共贏關係。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經濟崛起於大規模香港資金、企業進入廣東，香港為廣東提供高效的港口及世界市場通道。香港作為全球航運和金融中心，對廣東開放發揮的重大引領作用如何估計都不會過高。三四十年後的今天，當港資製造業在廣東經濟中的地位下落，或關閉或避走東南亞，香港優勢產業的金融業、教育與科學研究暫時難以「跨過」深圳河，從此意義上講，香港與內地的聯繫在弱化，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的引領地位在弱化。
與多數學者的看法不太相同，唐傑認為，香港製造業的衰落，航運中心地位的下降，並不是問題，是香港經濟轉型的必經之路。因為大家都看到，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依然強大，教育科學實力在不斷增強，在世界城市的地位日見突出。需要關注的是，一個城市的經濟和產業結構不能是簡單的高高與低低的組合。何謂，高高低低，金融中心和大學及科學研究是高高，而一般性的商貿和物流活動是低低。高處不勝寒且容量有限，年輕一代更多地集中在一般性的商貿和物流領域，發展潛力有限，而且面臨珠三角城市的激烈競爭。
唐傑指，香港的產業存在結構性矛盾，香港的未來在於發揮發揮自身優勢突破地域狹小的困境，參與到服務中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過程、提升中國對外開放水平的競爭中來。
「香港各大學在培養高素質人才、吸引國際化人才方面比內地一流大學有優勢。」唐傑稱，應當發揮這個優勢，做以港深年輕人為基礎的創新孵化器，也可以吸引更多的香港年輕人來深圳創業，還可以對接國際一流研發資源，加快港深莞的創新走廊的崛起。形成以香港優秀大學「超級大腦」為基礎，以香港金融中心為依託的優勢，發展以創新為主導的新港資企業。
他認為，一旦雙方形成默契，港青香港創業成本高、地貴、人貴、配套資源少、製造業創新空間小等問題就都不會成為大問題，港青可以利用深圳的產業鏈基礎、VC、PE的活躍、巨大的腹地市場大膽試錯，從而有機會造出更多和大疆科技式創新企業。
港深莞有望率先建成科技創新走廊
「如果未來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能夠給香港的現代服務業開個「口子」，讓此前深圳河兩邊的兩條平行線交叉，就會誕生新時代的「新港資企業」，這些企業能夠更廣泛地結合深圳優勢、服務內地。」唐傑看好「新港資企業」的未來。
今年以來，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多次提到打造穗莞深科技創新走廊。唐傑認為，港深莞有條件率先建成科技創新走廊。香港國際化程度高、大學科研實力強，有機會變成全球創新發現的匯聚點，而深圳是技術研發應用的集散地，加之深圳VC、PE活躍，已形成給新技術定價的價格發現機制，配合東莞的製造，三地合作前途不可限量。
唐傑表示，港人要拋棄封閉的觀念，港資製造業的輝煌時代已經過去，地貴人貴技術被追趕這是不爭的事實，未來屬於「新港資企業」。他舉例，大疆科技就屬於此類企業，創始人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在港科大教授的指導下在深圳開發無人機產品，製造則轉移至東莞松山湖，企業壯大後將法務部及投融資部門落地在香港，企業形態打破了港深地域限制，形成了「你中有無、我中有你」的「新港資企業」運作模式，活生生創造出了一個新的產業。
口子不怕開大點 港服務業展拳腳對接內地需求
唐傑主張內地應利用好「一國兩制」的優勢、CEPA的口子可以開得更大一點、更大範圍對香港開放，哪怕多幾個試驗的窗口，讓香港金融機構、專業服務業、教育、醫療行業進來施展拳腳，一是給香港創造了機會、化解香港轉型中的困難，二也是活躍了內地市場。
「香港的資金更加便宜，而內地的資金成本偏高，如果做好制度安排，給予其國民待遇，支持香港本土銀行到內地試驗區來做大做強，既緩解了內地企業的資金饑渴、又滿足了內地企業及居民對多元化金融產品的需求。」他表示，如果深港金融界能夠實現定向開放，兩地金融業的融合度將更高。唐傑建議，在放開口子後，宜推進兩地監管機構的對接機制，比如深圳的「一行三局」作為國家一行三會的派出機構應當具有直接與香港有關方面對接的職能，就近商談「適度放鬆、引入競爭、有效管理」。
而對於落馬洲河套地區的開發，深港雙方經過長時間磋商已達成共識。唐傑建議，在實施中可以思想更加解放一些，以河套將近一平方公里為基礎，雙方再擴大一些範圍，構成一個五平方公里的港深科技園，採用國際慣例大膽進行深港創新區的試驗，創造最具國際競爭力的營商環境，對全球開放，吸引港青和國際化高端人才、技術和機構等創新要素在此集聚。這樣可以有效解決，港青北上創業受制於對內地體制、機制、社會保障不熟悉的制約。在實施過程中，應當充分借鑒浦東開發和前海開發的經驗，經中央批准，不要等，看準了就干，加快見效。
倡「一核一軸一帶五圈」合理分工產業互補
儘管粵港澳大灣區詳細規劃尚未出台，但各地已經開始摩拳擦掌。今年以來，唐傑一直在打磨深圳發改委委託哈工大（深圳）接手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研究報告。他認為，粵港澳大灣區「9+2」的區域劃分過於局促，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點，粵港澳灣區應當充分借鑒，美國東北部灣區城市群的經驗，以更大氣魄實現粵東與粵西沿海灣區城市共同發展的目標。以「一核一軸一帶五圈」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空間結構特徵，建設功能清晰分工的核、軸、帶，發展多元化的城市分工體系。
唐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存在空間發展差異過大、產業結構水平亟待提升、粵港澳關係需要進一步深化三大不足。
大灣區內區域發展不平衡現象突出
空間發展差異仍然過大。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圈內城市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在逐漸縮小，但與國際上成功的沿海大都市群相比，與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都市群相比還有着顯著差距。
產業結構水平亟待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第三產業比重為60%，低於同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平均值；核心競爭力不強，處於全球產業價值鏈中低端的產業比重高，先進製造業和創新型產業佔比比較低。區域內部重複建設、同質過度競爭、產業重合程度較高現象突出，粵港澳大灣區的珠三角軸線城市帶與灣區東西部沿海地區產業發展落差過大。
此外，粵港澳關係需要進一步深化。港澳回歸以來，粵港澳經濟競爭力對比發生重大變化。灣區經濟面臨雙重轉型壓力，港澳經濟結構矛盾突出，結構性失業增多、市場消費疲軟、經濟發展動力不足，轉型路徑仍不清晰；珠三角正在經歷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轉型的困擾。
建特色科創中心和先進製造基地
從世界其他灣區經濟的發展規律上看，港深沿海經濟體比廣州這樣的沿江經濟體更具成為世界創新中心的條件。
唐傑認為，港深共建全球領先的科技創新中心要上升為國家戰略。推進港深科創合作可從以下四大方面着手：構築港深科技創新走廊、科技創新平台和大學創新科技聯盟；打造戰略新興產業集群、儲備各類創新人才；推動科技創新要素自由流動、探索「港深+國際」科技創新合作模式；形成全球高端科技彙集地、全球產業革命重要策源地。
而澳門、廣州、珠海、佛山、東莞等其他灣區內城市則可發揮比較優勢，建設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科技創新中心，與港深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主軸。比如可以有中小城市商貿中心、物資集散中心、先進製造中心，清遠、韶關、河源、梅州等北部山區城市則可利用生態優勢與鄰近城市圈合作聯動、配套發展，打造環粵港澳大灣區特色產業帶、低碳經濟示範區。
唐傑指，上述產業分工有賴於建立疏密有序高效便捷的灣區交通體系。由單一城市交通中樞向多元多向交通組織體系轉變，改變東西向對外交通借道廣州、多種交通運輸方式空間重疊、功能重複的單極化畸形形態。建設多樞紐交通，推動軸帶城市間的直聯直通，提升沿海城市帶的交通基礎設施水平，加快沿海城市跨江通道建設。
在他提出的構建「一核一軸一帶五圈」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空間結構中，他認為，應充分發揮要素集聚和空間集中效應，形成以港深為核心香港為龍頭、以沿海為帶、以珠江為軸的「T」字型空間結構、建設相互協調、共同發展的五大城市圈——湛茂陽城市圈、澳珠中江城市圈、港深莞惠城市圈、廣佛肇城市圈和潮汕城市圈，構成「一核一軸一帶五圈」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空間布局。
由此還能帶動粵港澳大灣區輻射珠江——西江經濟帶、粵桂黔滇高鐵經濟帶、瓊州海峽經濟帶和東江生態經濟帶，發揮粵港澳、粵閩、粵桂瓊等海洋經濟合作圈的協同作用，提升灣區效率，帶動內陸城市經濟全面發展。
話你知：唐傑，南開大學博士研究生導師。2009年-2015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長；2015年9月-至今，哈工大（深圳）教授。
責任編輯：張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