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從隔離營出來之後，我身上只剩下5元(港幣)，3天沒有吃一頓正餐。在麥當勞借宿的那晚，我胃出血的老毛病發作，胃部脹氣、劇痛，在廁所裏整整嘔吐了6個小時。」廖樹慶原本是在香港工作、深圳居住的「雙城生活」港人，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失去工作，飽受病患困擾的他回到香港居無定所，變成了街頭的露宿者。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吳衛東，一直關注疫情下「回流港人」的生存現狀。據他介紹，不少過着「雙城生活」的香港基層市民都和廖樹慶一樣有着差不多的困境，這些群眾大都是清潔、建築、運輸、貨倉等職業，在香港交不起房租，選擇到深圳租金較相宜的地方居住。在強制檢疫措施下，這群民眾頓時變成「有家歸不得」，有的甚至失業，就像廖樹慶一樣，耗盡積蓄後回到香港，變成露宿者。
廖樹慶今年67歲，在疫情來臨之前，他花費較實惠的房租住在深圳羅湖區、於香港沙田一家餐廳做洗碗工，每日坐港鐵上下班，過着「雙城生活」，月薪逾1萬港元。2月，老闆將廖樹慶辭退，他回到深圳的租屋，積蓄花光後便回到香港。
疫情暴發後，香港特區政府規定入境人士需強制隔離14天，並宣布自今年3月中旬起，向入住特區政府提供暫住設施的人士收取每日200港元，作為入住及膳食收費。
記者近日聯繫上廖樹慶，交談中他回憶說，4月1日當天一過關便被告知，入住「隔離營」需繳費2800港元，他當時驚呆了。「當時一貧如洗，也找不到工作，只好先欠着這筆錢。朋友都說現在經濟環境不好，我年紀也大了，非常難就業。」
麥當勞在香港24小時營業，有不少無家可歸者在晚上會在麥當勞休息，漸漸被稱為「麥難民」。路透社
檢疫隔離結束後，他在走投無路下走進麥當勞，當了「麥難民」。他還記得，在麥當勞的那一夜，他胃病發作，「幾乎將膽汁都要吐出來」。朋友建議他找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幫忙。2天後，在社工幫助下，他才拿到政府發放的綜援，並入住香港重慶大廈的一間賓館套房，每月花費2700港元。
同樣拖着病軀從內地回到香港的，還有53歲的冼家樂。他曾是幫內地自由行遊客安排旅遊事宜的自僱人士，每月平均收入約1.5萬港元，與朋友在珠海合租一間800元人民幣的臥室。然而，自去年修例風波以來，他的收入一落千丈。「2月『封關』之後，香港零遊客，我只能淪為零收入人士。」
冼家樂在年初檢查出心臟有問題，便從珠海回到香港住院檢查2個星期，出院後便在旺角一家麥當勞做「麥難民」。「晚上心臟血液倒流，夜晚睡覺呼吸十分困難，感覺非常無助。」由於麥當勞不允許借宿者躺在座椅上，飽受疾病折磨的他在麥當勞休息2小時左右，便在街上行走2個鐘頭又回麥當勞坐下，如此反覆熬過夜晚時間。
對於即將推出的香港「健康碼」，冼家樂表示如有需要，8月底結束心臟療程之後或許會回珠海一趟，但不會呆太久。他眼含淚水說道，「我的雙腿也不靈活，一度腫到走不動路，頸椎也有問題。」對於冼家樂來說，因為病患，他不得不兩地走，但難以負擔高昂的檢測費。
吳衛東告訴記者，疫情衝擊之下，許多基層香港居民紛紛失業。雪上加霜的是，隨着疫情擴散，粵港澳三地政府實行強制隔離，人員流動受到影響。原本過着「雙城生活」的「回流港人」無力支付高昂的房租，只能住條件惡劣的廉價租房，甚至露宿街頭。
吳衛東曾調查，自2月至今共幫助無家可歸者逾300人，其中約36%是「回流港人」。他認為基層員工處境艱難，難以支付「健康碼」的檢測費用，並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加快發放失業救濟金，讓「回流港人」等無家可歸者早日看到希望。
(來源：香港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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