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無為齋主
本港自7月5日爆發第三波疫情以來,已持續四十多天,儘管政府接二連三頒布更嚴厲的限制措施,但疫情仍未受控。當前全市仍處於全面告急狀態,公立醫院病床資源亮出紅燈,病毒檢測機構人手嚴重不足。
一場爆疫又一次暴露出港府應對公共危機的嚴重短板:缺乏危機意識和責任擔當、思維墨守成規、決策畏首畏尾、應對拖泥帶水、執行效率低下。
如疫情爆發初期,即有多位專家指出,數十萬豁免檢疫的入境者沒有接受檢測,被質疑為此波疫情的最大漏洞和可能的輸入源頭。但是政府直至多日後才宣佈相關收緊措施。再如,坊間及媒體輿論普遍希望中央支援香港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卻在上月27日記者會上聲稱內地醫護來港「不是議程要講的事」,似乎未有正視目前的需要,甚至顯得不必要地投鼠忌器。也不禁讓人想起去年其要求「員警道歉」的表態……
面對疫情的這些短板,事實上折射出特區政府長期以來怠政懶政、保守僵化和思維滯後,致使香港遲遲無法走出管治困境。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儘管2003年特區政府當時擬定的國家安全法法案非常溫和,已經過廣泛討論和多次修正,只可惜反對派大舉造謠,釀成公眾恐慌,最終導致國安法案被迫擱置。但是此後長達17年的時間,歷經4任特首和特區政府,都對23條立法瞻前顧後,始終保持能迴避則迴避的態度,自己不敢觸碰,不敢解局,不敢向市民解釋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從而失去了話語權。最終逼迫中央出手,為香港訂立國安法,以填補國安漏洞。這種倒逼式的立法,一方面折射出香港高度自治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自己損害了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所以它必須引起特區政府、建制派以及香港社會的自我反思,該怎麼樣通過「變革」、「自新」交出一份合格的改革答卷,來匹配自身的高度自治權所應該達到的一種責任和擔當?
香港蹉跎了太多時間,對此政府須要負上最大責任,因為它從不懂得善用行政主導的優勢,為香港的民生事業妥善籌謀,反而陷入順勢不為,逆市懶為,甚至不敢作為的認知迷障中。在經歷了修例風波和新冠疫情雙重打擊後,社會精英更明白變革刻不容緩,香港必須大破大立,進行根本性的變革才有出路。
香港國安法已經上路實施,是時候真正回歸「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則,善用「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自主權,通過國安立法之威,震懾膽敢繼續「分裂」、「鬧獨」、「恐怖」的內外敵人,對首惡分子施以重典,及時嚴懲,讓香政治清明景和;通過大刀闊斧的改革解決經濟民生問題,讓民心逐漸回歸;同時還應主動改善施政能力,提升行政效率,主動引導香港社會變革、自新。只有這樣,香港才能真正重新出發,煥發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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