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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陸軍坦克部隊。（資料圖）
【文匯專訊】據中評社報道：解放軍報文章指出，斗轉星移，時事變遷，我軍踏著國家改革開放的鼓點，在新的征程上走過了30個春秋。
當我們認真審視30年來軍隊建設的成就與經驗時，不難發現，堅持不懈地加強核心軍事能力建設是最值得重視的一條。胡主席最近指出，必須以增強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能力為核心，不斷提高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這就告訴我們，只有具備了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這一核心能力，完成其他軍事任務才有充分的能力基礎。
加強核心軍事能力建設，是軍隊的歷史使命決定的
核心軍事能力，說到底就是站在時代軍事競爭最前沿的打贏能力。在今天，就是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能力。這一道理看似簡單，然而，在國家日益面臨多樣化安全威脅的情況下，人們很容易不自覺地放鬆核心軍事能力建設，誤讀核心軍事能力與其它能力的關係。
軍隊是為了國家安全利益而存在。自軍隊產生以來，儘管國家所處的安全環境不斷發生變化，戰爭形態因人類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而變化，作戰方式方法因科技和武器裝備的發展而更新，但準備戰爭、進行戰爭、贏得戰爭，始終都是軍隊的根本職能，軍隊建設始終都應圍繞提高打贏戰爭這一核心能力展開。
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提出我軍既是戰鬥隊，也是生產隊和工作隊，把進行戰爭、組織群眾和建設革命根據地結合起來，為黨的目標而奮鬥。在「三隊」并存的能力建設中，毛主席強調，「人民解放軍永遠是個戰鬥隊。」就是說，戰鬥隊是軍隊建設的重心。
新中國成立後，憲法規定武裝力量的任務是：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祖國，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參加國家建設事業。新世紀新階段，黨和人民賦予我軍「三個提供、一個發揮」的歷史使命，我軍軍事戰略的視野日益拓寬，所具備的能力日趨多元。值得指出的是，在軍隊的多元能力建設中，我們黨始終要求把提高打贏戰爭作為軍事能力建設的核心。
胡主席強調，我軍首要的是應對國家被侵略、被顛覆、被分裂的威脅，首要的是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必須以增強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能力為核心，不斷提高我軍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胡主席的這一重大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內涵，深刻揭示了新的時代條件下軍事能力建設的基本規律和重心所在。
歷史經驗證明，突出核心軍事能力建設，必須保持常備不懈，樹立準備打仗的思想。今天，我們看到的戰略機遇期并不等於戰略安全期。善謀者「雜於利害」，機遇總是和危機結伴而行，看不到危機就利用不好機遇。從世界範圍來看，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但局部戰爭、軍事衝突此起彼伏，變異的戰爭暴力使用方式呈上升之勢，作為當代戰爭重要根源的霸權主義仍在肆虐。
就我國而言，大規模的外敵入侵雖可以排除，但引發局部戰爭、軍事衝突和強敵軍事干預的隱患始終沒有消除。中國希望和平發展、矢志追求和平發展，但不能認為良好的願望就可以消除戰爭威脅。古羅馬學者韋格修斯有一句經典格言：如果你想要和平，那就準備打仗吧！歷史告訴我們，戰備越充分，離戰爭可能就越遠，離和平可能就越近，反之亦然。從一定意義上講，軍隊沒有和平時期，只有戰爭時期和戰爭準備時期。我們必須摒棄「和平建軍、建和平軍」的觀念，牢固樹立準備打仗的思想，在增強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能力的基礎上拓展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在遂行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中進一步鍛煉和培植打贏戰爭能力。
加強核心軍事能力建設，是各國軍隊轉型中的共同做法
在安全環境日益複雜多變、安全威脅不確定性日益增大的情況下，由「基於威脅」建設轉向「基於能力」建設，似乎成了世界各國軍隊建設普遍堅持的原則。這種能力包括戰爭行動能力，即打贏戰爭的能力；也包括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即完成其他軍事任務的能力，但核心是體現戰爭發展趨勢、能有效應對戰爭威脅的作戰能力。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前國防部長鮑威爾，曾把對外使用武力區分為：戰爭行動和非戰爭軍事行動。隨後，歐、日也相繼使用了這一概念。不過，美軍對非戰爭軍事行動定義的內涵外延很模糊。其中包含全面打擊恐怖主義、制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海外維和、災難救助等，也包含類似上世紀80年代美軍空襲利比亞那樣的「外科手術打擊」、「定點清除作戰」。其目的不過是要以非戰爭軍事行動為幌子，掩蓋推行霸權主義行徑的侵略面目。
在這一模糊的概念下，有些國家借發展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實際是提升戰爭行動能力。比如日本和德國的軍事轉型，就存在這樣的傾向。德國以建立輕裝、機動、快速反應的國際干預軍事力量為牽引，重點發展模塊化的聯合部隊，研製和購買偵察衛星、通信衛星、無人機、精確制導武器，以及適於海外行動和持久作戰的武器裝備和後勤保障系統，其信息化條件下的整體作戰能力大為增強。日本為突破和平憲法的限制，打著發展海外維和等非戰爭軍事行動的旗號，建造大型直升機、驅逐艦，引進第四代戰機、加油機、遠程運輸機，其遠洋聯合進攻作戰能力大幅提高，不僅能維護所謂「一千里海上生命線」，而且能對周邊國家形成軍事威懾態勢。
美國等西方國家始終堅持把發展打贏信息化戰爭的作戰能力作為軍事能力建設的核心，只是把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視為作戰能力的延伸和拓展。美軍強調通過一定的機制和專項訓練，將部分作戰能力轉化為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而不是在作戰能力之外另起爐灶發展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更不是以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建設來衝擊或取代作戰能力建設的核心地位。
其實，美軍在2006年版《聯合作戰綱要》中，已經不再使用非戰爭軍事行動概念。美國國防部新版《四年防務審查報告》提出了10種軍事能力需求構想，包括情報、監視、偵察和太空能力，聯合指揮與控制能力，聯合地面行動能力，聯合空中行動能力，聯合海上行動能力，聯合機動能力，特種作戰能力，靈活威懾能力對付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能力，以網絡為中心的行動能力。美軍的這一軍事能力需求體系，基本指向就是發展信息化條件下的聯合作戰能力，謀求相對於其他國家的信息化聯合作戰能力的絕對優勢。
加強核心軍事能力建設，重在用軍事戰略方針統攬全局
核心軍事能力隨時代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而變化。同時，一支軍隊核心軍事能力的戰略定位，又集中表現在這支軍隊的軍事戰略方針上。抓核心軍事能力建設，關鍵是用軍事戰略方針統攬全局。改革開放30年來，我軍軍事戰略方針經過三次大的調整，每次調整都提出了核心軍事能力建設的方向。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與此相適應，國防和軍隊建設也進入新的歷史時期，軍隊建設的指導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軍委依據當時的形勢，適時修正和調整了軍事戰略方針，提出了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總任務。1981年在華北地區舉行的軍事演習活動中，鄧小平指出，「必須把人民解放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
上世紀80年代中期，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根據對戰爭與和平關係的新判斷，作出了我軍建設指導思想實行戰略性轉變的重大決策，這一轉變的根本指導思想，使軍隊從「盤馬彎弓箭待發」的臨戰狀態解脫出來，轉入和平時期建設軌道，能夠集中精力進行長遠謀劃，確立國防發展的長遠目標，形成新的發展思路。要求人民解放軍在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的前提下，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現代化建設，減少數量、提高質量，立足於主要應付可能的局部戰爭和軍事衝突，加強軍隊打贏戰爭的能力。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戰略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加之以信息技術為標誌的世界新軍事變革迅猛發展，特別是1990年海灣戰爭的爆發，標誌著戰爭形態開始發生新的變化。為了適應這種世界性政治和軍事形勢的變化，在1993年初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江澤民根據國防和軍隊建設實際情況，主持制定了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要求把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放在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加速人民解放軍的質量建設，提高應急作戰能力。
為貫徹新的戰略方針，江澤民又於1995年提出了軍隊建設要實行「兩個根本性轉變」的戰略思想，即「在軍事鬥爭準備上，由應付一般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向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轉變；在軍隊建設上，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和「兩個根本性轉變」的提出，是1985年我軍建設指導思想實行戰略性轉變的深入、繼續和最終實現。由此，改變了戰爭準備的基點。在戰略目標與戰略任務上，強調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保衛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祖國統一和社會穩定，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強有力的安全保證。以此為指導，人民解放軍的核心軍事能力建設邁上了新的台階。
進入新世紀新階段，世界新軍事變革持續發生，中央軍委審時度勢，進一步充實完善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把我軍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放到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來。時移法變，勢來必乘。胡主席在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我軍必須堅持以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為指導，把科學發展觀作為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全面加強、協調推進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貫徹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加快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做好軍事鬥爭準備，提高軍隊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國防和軍隊建設指導方針的調整，適應了當前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提出了加強軍隊核心軍事能力建設的新的著力點，為開創國防軍隊建設新局面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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