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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專訊】這一年真是難以告別。
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換屆、雪災、地震、北京奧運、中國改革開放30週年，每一個企業家的表情都定格在這個大背景中。
普通人不可能像會計出身的胡潤那樣，從數字裡嗅出「富翁的味道」，甚至很難讀懂一份專業的財務報表。所以，我們試圖越過財富的數字，從企業家創富路徑，看看他們內心的風景。
撲面而來的「爭議」
「萬科的LOGO」王石一直很偶像，可今年這個「最令人尊敬的企業家」陷入了「負擔門」風波，他健康、公益、富有責任心的形象，第一次受到公眾質疑。
「企業給地震捐兩百萬是合適的」、「慈善不能成為企業負擔」的言論，引發了他個人信譽最大的次生災害。數周內，他進入了自己痛苦的「汶川時間」。網友「不管你征服多少座高峰，你的心靈卻高不過一座墳頭」的批評，讓這個鬍子拉渣的硬漢不得不承認自己依然很「青澀」。
他的錯誤是，在不合適的時間表達出的慈善理念，觸及了公眾的主流價值底線。
當保險業巨頭美國國際集團(AIG)宣佈，因為金融危機，業績不佳，其董事長兼總裁愛德華·李迪將僅領取1美元年薪時，想像力再貧乏的人都會聯想到，坊間怨聲載道的拿天價年薪6616萬元之巨，每天收入18.12萬元的馬明哲。
1美元和6616萬人民幣深深刺痛著「中國國情」。
苦孩子出身、戴18元「蒙牛領帶」的實幹家牛根生，他「經營企業就是經營人心」的企業理念，他「裹屍布沒有口袋」的裸捐行為，曾感動了整個中國。但三聚氰胺讓這個把「奶賣到太空」的牛根生，坐上了輿論的「神舟5號」，陷入爭議的漩渦。他電視上大講「小勝靠智，大勝靠德」的形象被顛覆，一夜間這個圈內的老大哥，被公眾掛上沉重的道德十字架。
「蒙牛陷入了最危險的時刻」。
顯然，這個掉進質量「陷阱」的牛根生，忘記了傑克·韋爾奇的忠告：你要變成質量問題的瘋子，否則質量問題將把你變成瘋子。
至今很少接受媒體採訪的「技術瘋子」任正非，被稱為「一頭獅子帶領一群綿羊，準能戰勝一隻綿羊帶領的一群獅子」的那頭「獅子」，同樣難逃媒體的責難。
儘管任正非和他的華為成為中國企業30年的一個另類符號，他用軍事企業管理理念，用毛澤東兵法治商、走農村包圍城市路線，把華為帶向世界，戰功赫赫，可華為員工自殺事件、辭職風波、勞工問題，讓這個「最優秀的企業家」又擔上「最冷血的企業家」名號。
人們一邊為任正非的決斷力叫好，一邊反思他的狼性、獅性文化。
甚至有人將法國企業界的一句名言送給「搾乾機」任正非：「愛你的員工吧，他會百倍地愛你的企業。」
很陽光，很「姚明傳奇」、很「白馬王子」的李彥宏，不惑之年也遭遇了事業深度危機。因為「三鹿公關百度事件」，「央視曝光競價排名醜聞」，「百度涉黃風波」，他被稱為「互聯網三聚氰胺的炮製者」。這個最懂中國國情的搜索引擎人，被斥為「最懂中國潛規則和最擅長中國潛規則的人」。
一夜間，這個「宏粉」無數、又紅又專的IT界最富有的人，成了「灰色地帶掘金的灰色人物」。
不得不提中國首富黃光裕那顆凌厲的光頭，曾經它被稱作圈內最智慧的頭，可事發後，被證明那「不是高僧的光頭，而是黑社會老大的光頭」。因為操縱股價被拘捕，如同過山車一樣，他的財富帝國跌進了有生以來最殘酷的日子。他的「原罪」和「犯罪」，一股腦兒地被拋在了「並不健忘」的公眾面前。
當這些公眾眼中的企業家明星們突然「崩潰」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審視他們為何如此。
形象集體崩潰的背後
剛剛以英雄的姿態成為商業雜誌的封面人物，卻可能在幾個月之後銷聲匿跡甚至淪為階下囚。中國的一些企業家，如螃蟹般，一紅就死。
為什麼企業家的形象如此脆弱？中國有具有真正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嗎？
在美國，每16個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在歐洲，每2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在日本，每3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而在中國，每200人中還找不到一個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
人們不得不追問為什麼我們鮮有真正的企業家。
黃光裕出了問題，有人說是不守規則惹的禍；李彥宏出了問題，有人說是股東要求利益回報逼的；牛根生出了問題，有人說真正的禍首是行業潛規則。但是，當黃光裕、李彥宏、牛根生這樣一批人都出了問題時，誰能知道，那又是誰的錯？難道是制度陷阱？
在這個陷阱密佈的企業森林，朱新禮似乎是個異數。
儘管網上八成的網民反對可口可樂收購匯源，儘管他被罵為商界的「范跑跑」、「中華民族的叛徒」，滔天的「口水戰」把商業事件升級成了民族道德事件，可他仍然堅持「把企業當兒子養、當豬賣」的企業理念，力排眾議，以「上帝都動心的價格」把匯源出售給洋品牌。
這個農民執意脫下民族品牌這件「華麗卻長有虱子的袍」，選擇了一件能「過冬的棉襖」。
他的企業理念不為人左右，他很清楚自己想幹什麼。他選擇了從競爭激烈的下游銷售產業退出，轉向上游，回到果園，跟農民在一起，為果子找出路。他認為這是他的「藍海」。
顯然，並不是所有的企業家禁得起經濟週期的下行趨勢，找到自己的「藍海」。嚴格的說，當下，少有企業家有恆定的企業精神和企業倫理。
為什麼關於企業家的爭議如此多。為什麼商人與官員的界限如此混沌不清：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學者，而學者也像商人。
這都是「不確定」鬧的。
經濟學家張維迎把不確定性，劃分為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政策的不確定性(制度的不確定性)。創新劃分為技術的創新、商業的創新與制度的創新。
我們中國企業家很多時間在忙於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在忙於制度創新，而西方企業家主要在忙於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技術、商業的創新。
沒錯，我們的很多企業家把才華過多地花費在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上，正如「工夫在詩外」，稍有不慎，企業家就會掉進各種「陷阱」。在灰色地帶打撈第一桶金，後來縱橫股市的資本玩家黃光裕，就是典型的例子。
李彥宏何嘗不是另一種「互聯網上的投機者」？任正非不也是在勞工法律不完善的時候「狠搾一筆」嗎？馬明哲不也是鑽了薪酬體制很「中國特色」的空子？
當制度存在陷阱時，我們沒有理由抱怨惟利是圖的「威尼斯商人」嗎？
回歸企業家精神本位
熊彼特說，企業家的職能本位是創新，「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關於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
「汽車瘋子」亨利·福特懸賞2.5萬元，徵求有辦法讓他在每一台汽車上節省一個螺釘和螺帽的人。正是這種沒有止境的技術創新，讓他擁有了汽車王國。
劉永行每生產出一種新的豬飼料，都要嘗嘗是什麼味道，「這樣我才知道豬吃了是什麼味道。」這個聽黨的話、看政府的臉色做事、從不鑽政策的空子的「常青樹「，始終在危難時刻，能讓家族生意避開政策調控的鋒芒。他遠離官場的潛規則，把最大的精力放在實業創新。他與黃光裕同樣被稱為「首富」，卻有不同的路徑。
張維迎斷言：中國未來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企業家是不是由尋租活動轉向創造價值的活動。
紛爭的2008，讓很多人看到了，回歸企業家精神本位的刻不容緩。這一年，一條啟示錄是：全心全意經營企業，而不是刻意地去經營企業家自己。
管理大師德魯克說，根本沒有成功這一回事，生命是一個過程，所有的成功不過是我們用以自鑒的鏡像，直到有一天，我們看到的是滄桑和衰老。
責任、財富良心、慈善是這幾年的流行詞。企業家的精神內涵半徑在擴大。
可企業家精神終歸是個「大詞」，李嘉誠用他的行為作了註腳。一次在取汽車鑰匙時，李嘉誠不慎丟落一枚兩元硬幣，硬幣滾到車底。當時他估計若汽車開動，硬幣便會掉到坑渠裡，便蹲下身欲拾取。此時旁邊一名印度籍值班員見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誠收回該硬幣後，竟給他100元酬謝。
李嘉誠對此的解釋是：若我不拾這枚兩元硬幣，讓它滾到坑渠，這枚兩元硬幣便會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給了值班員，值班員便可將之用去。錢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費。
這件小事說明了李嘉誠的一種財富哲學，也說明了他的思維風格，這就是用社會總淨值的增損來判斷個人行為合理與否。
「裸捐」的比爾·蓋茨認為，企業家只是窮人的信託人和上帝在人間的「財富管家」，積累財富不是為了一己，而要還給社會。
馬雲有言，做企業有三重境界，分別為生意人、商人和企業家：生意人是完全的利益驅動者，為了錢什麼都可以做；商人重利輕離別，但有所為，有所不為；而企業家是帶著使命感要完成某種社會價值。如果一個人腦子裡想的是錢，就永遠不會成功，就永遠不能成為企業家。只有當一個人想著去幫助別人，去為社會創造財富，為國家發展做貢獻的時候，才能真正成功。
馬雲這段有名的話，應和了管理大師德魯克的理念。
有人問德魯克：「我如何才能成功？」德魯克回答說：「如果你不改變你提問的方式，那麼你注定不會成功。」人又問：「我該如何提問呢？」德魯克說：「只有你先問『我該如何貢獻？』你才能獲得成功。」
顯然，拿馬雲、德魯克的尺子去量，我們少有真正的企業家。
也許，這個冬天，企業生存維艱，談企業家精神本位，實在是件奢侈的事兒，活著才是頭等大事。
借用「一臉卡通」馬雲的話：連「朱堅強」都能活，你為什麼不可以？（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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