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延時間並不是那種能贏得讚賞甚至引起注意的政治策略，但是我一直認為，貝爾反對執行巴塞爾框架II協議，是金融危機時拯救金融系統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這一舉措的重要性很少為人所知。歐洲銀行業因為缺少足夠的保底資金，在危機的打擊中幾乎崩潰。愛爾蘭、冰島這些國家的大銀行紛紛倒閉，德國撥出了幾千億美元來支撐本國的銀行。即使在危機之後的今天，歐洲銀行的狀況也比美國銀行要糟很多。美國銀行的資金也不充足，但是總比歐洲的同行要多得多。儘管當時也有許多問題，但是今天，美國銀行的狀況已經好了很多。
到了2007年夏，次貸危機泡沫破裂。不出貝爾所料，次級貸款的拖欠率急劇上升。預想未來，不難看出2006和2007年年初發放的那些可調節利率的貸款肯定會在一兩年之內提高利率。在泡沫沒有破裂的時候，房產價格一路上漲，房產擁有者還可以重新募集資金來抵消提高利率的影響。但是現在這條路行不通了。數以萬計的美國人再也無法按期支付貸款，於是災難降臨了。但是，似乎只有聯邦儲蓄保險公司把可能到來的災難當回事，並且對後果抱有警惕。而鮑爾森和伯南克則堅持說，次貸泡沫破裂帶來的破壞效應將會得到「遏制」，這是他們常用的說辭。
同年秋，英國《經濟學家》網站的馬克·贊迪發佈了一項關於貸款從業者的調查。「調查表明，在這些帶有可調整利率的貸款中，只有大約百分之一的結構得到了重新調整和優化，他們簡直是在逼人們喪失贖回權。」貝爾說。她憤怒了，覺得他們欺騙了自己。用她的話說，春季那些談判得到的承諾現在變成了「輕鬆愉快的談話」。
於是她把注意力轉向財政部，希望勸說鮑爾森和其他人能幫助她，動用財政部這個比聯邦儲蓄保險公司權力大得多的機構來支持她的貸款改革。雖然財政部有時採取措施幫助房產擁有者，但是他們似乎從來沒有內在的動力。
反對修正貸款結構的聲音一直存在。一種意見認為，這樣做是在挑戰道德觀念，如果那些苦苦掙扎以保住自己房產的房主們可以得到更低的月供價格，那麼每個人都想嘗到甜頭，這樣即使他們有支付能力也不會支付貸款。另一種意見是，那些無法償付的人照樣也會拖欠修正後的貸款。還有一種認為，提前贖回本身就是從根本上恢復房產市場的必要手段。另外，還有人認為，制訂惠及那麼多人的修正貸款計劃本身就十分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這些年來，我一直從財政部官員口中聽到這些論斷。
但是在清涼的夜晚的日子，已經有兩百萬美國人失去了房子，兩百萬美國人還在嚴重地拖欠債務，還有五分之一的房產價值還沒有房主的貸款高。事態證明，以上這些意見被證明都是目光短淺的表現。如果聯邦政府早一點開始注意到修正貸款的重要性，這將免除不少麻煩，而且可以幫助更早地穩定經濟發展。
但是，貝爾一直認為對修正貸款的普遍反對背後一定還有別的什麼原因。她說，政府「也許是覺得我在小題大做，情況根本沒那麼嚴重」。至於同行的反對，她補充說：「我覺得一部分原因是，他們不認為借貸者值得援助，對借貸者總有那麼點蔑視。」
2007年十月，她公佈了一個深思熟慮之後作出的決定。在《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她號召貸款從業人員重新設定大批可修改利率的貸款。她寫道：「這些借貸者仍然需要支付月供。」這一句含沙射影地回擊了「挑戰道德觀念」的觀點。文章最後，她下結論說：「避免提前贖回能夠保護周邊的房產物業，而且可以加快經濟復甦的速度。」
雖然她並未提及財政部，但是這個部裡的人都知道，財政部才是她矛頭的真正對象。現在對她個人的意見上升到了公開層面：希拉·貝爾難以取悅，從不妥協。金融危機則使得這個名聲變得更臭。
主要的反對聲音認為，在處理逐漸擴大的危機時，她拒絕採取那種「一切盡在掌控」的心態。在全過程的每一步中，不管什麼時候她被要求參與這樣或那樣的救援計劃，她總是止步不前。就像索爾金在《大到不能倒》一文中說的那樣，其他的監管者認為她心胸狹窄，「只在乎怎樣保障聯邦儲蓄保險公司，而不關心整個金融系統的安全」。
我問貝爾，她如何看待「只關心自己機構的利益」這一批評？她冷笑了一聲，說：「首先，保護銀行存款人的利益很重要，保護納稅人的利益也同樣重要。」在她看來，有太多次，只有她自己在努力達到這兩個目的。（我和鮑爾森交談的時候，他為貝爾應對危機的工作辯護說：「希拉一直都在工作中發揮自己的作用。」說到對她「只在乎銀行存款人」的批評聲音，鮑爾森補充說：「這本來就是她的職責。」）
貝爾告訴我：「總有一些人認為，聯邦儲蓄保險公司和財政部、美聯儲不是一個級別的機構，結果，很少有人來咨詢我們的意見。他們總是在決定了該做什麼之後才告知我，而且在不告訴我任何相關信息的情況下對我說：『你必須這麼做，你必須那麼做，否則金融系統就要崩潰。』第一次聽到這話之後，我又聽了上千遍差不多的話。『花旗集團對金融系統很重要，所以你必須這麼做。』沒有任何分析解釋，沒有任何有意義的討論。這令人非常惱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