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覺得，他們的要求常常很過分，把納稅人的利益置於風險之中，而去救助那些不該得到援助的債務持有人。比如，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信貸市場幾乎凍結，銀行發現自身已經無法延緩支付他們的短期債務。這使得銀行業務根本無法運轉。蓋特納想讓聯邦儲蓄保險公司實際上擔保所有大銀行控股的公司發行的債券。這簡直是一個讓人震驚的要求。
貝爾堅決拒絕了。這樣做除了會帶來風險，還會讓證券持有人發一筆橫財，因為很多現有的的債務都在以極低的價格出售。「這根本沒必要。」她說。相反，貝爾和鮑爾森合作制定出了一項新政策，規定聯邦儲蓄保險公司只為銀行控股的公司發行的債券作擔保。但這對於聯邦儲蓄保險公司來說仍然是在冒險。鮑爾森現在會說，這是聯邦政府在危機中採取的最重要舉措之一，其實這話還是低估了這項政策的重要性。貝爾則承認：「這是我們做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花旗集團則是另一個例子。沒有其他哪個銀行比花旗更需要聯邦政府救助了——它要求得到三不同的救助計劃。但是在貝爾看來，從來沒有任何一個銀行得到過這樣熱心的幫助，尤其是這些救助來自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允許花旗收購快要倒閉的美聯銀行，這使她壓力很大，她懷疑這是一種幫助花旗恢復實力的後台操作手段，讓花旗得到美聯銀行較為穩固的儲蓄金。為了達成這個協議，聯邦儲蓄保險公司同意承擔美聯銀行的部分虧損。聯邦儲蓄保險公司接受花旗這個案子的時候，蓋特納以為終於達成了協議。
但是還沒等花旗完成這筆交易，實力更強的美國富國銀行卻提出了更優厚的收購條件，這個新收購案甚至不需要政府援助。貝爾欣然接受了這個收購請求，而蓋特納卻大為光火，抱怨說貝爾這一舉措是在錯誤的時間發出了錯誤的訊息，讓人們以為聯邦政府說話不算數，不值得信任。貝爾卻毫不在意，很明顯，她已經為納稅人和銀行存款人爭取到了最好的結果，即使這個結果對花旗銀行沒有好處。
當回想這件事的時候，貝爾認為自己和其他監管者的分歧其實是一場關於證券持有人地位的冷靜的辯論。她的觀點是，當一個公司倒閉時，它的證券持有人應該承擔相應的損失。當聯邦儲蓄保險公司關閉瀕臨倒閉的銀行時，沒有擔保的債券持有人總是要承擔相應的損失。這就是市場規律的精髓：如果股東和債券持有人知道自己已經被套牢，他們就會非常關心公司管理層要如何承擔風險。
但是在危機中，財政部和美聯儲卻堅定地保護了債券持有人，他們擔心，如果債券持有人被迫承擔損失，市場就會變得動盪，給本就不景氣的經濟形勢雪上加霜。貝爾說：「詹姆斯·卡維爾（克林頓的總統顧問）總是說什麼來著？『下輩子我想投胎做美國債券市場。』」
她又說：「我們為什麼要救助？還不是為了保護債券持有人的利益。他們（財政部和美聯儲）不想讓債券持有人承擔損失，但是我們認為應該這樣做。我們一直強調『債券持有人沒有交過保險費』，你知道嗎？對於那些辛勤工作的存款人，我們要向銀行收取保險費，然後這些費用最終轉嫁到了普通客戶的身上。但是對債券持有人我們卻沒有相應的措施，他們才是應該承擔損失的人。」（財政部回應是：擾亂債券市場會使得危機更加嚴重，而且事實證明，在政府應對危機措施的幫助下，納稅人很好地應付了危機帶來的影響。）
對於政府拯救金融系統的方式，她還有另一個疑問：政府似乎認為沒有任何一方有錯，用她的話來說，一切都好像是意外的「系統缺漏」。
「我討厭這樣，」貝爾說，「因為這樣一來，責任者就逃避了責任。美國國際集團、雷曼兄弟和貝爾斯登管理不善，但並不是每個機構都像他們這麼糟糕。」
貝爾極其不情願地承認，有些救助計劃是必要的。在現行法律下，沒有任何可以接管那些對金融系統極其重要的、由銀行控股的、有倒閉風險的公司。對於美國國際集團這樣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也是一樣，所以政府在危急中急忙對它展開了救助，而僅僅兩天前，政府還坐視雷曼兄弟倒閉。如果美國國際集團倒閉，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損害貨幣市場基金，使大銀行失去償付能力，引起廣泛的恐慌和混亂，其信用違約互換則會使大部分西方國家的銀行系統陷入癱瘓。
「這一次救助是必要的，」貝爾說，「但是政府完全不用這麼大方。我一直感到奇怪，為什麼美國國際集團的信用違約互換持有人都沒有將債券折價。持有者竟然不用折價百分之十，世界上沒有這樣的道理。他們至少應該吃一點苦頭。」（在政府為集團注入了大筆資金之後，美國國際集團所有的信用違約互換持有人的債券價值其實都沒有變化。而當美國國際集團的信用違約互換持有人之一高盛集團獲得了高達120億美元的消息傳出時，美國上下一片嘩然。）
貝爾繼續說：「他們甚至都沒有參與討論。你知道，華爾街的公司從來不會在分紅上錯過一丁點好處。」
她說：「這難道不可笑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