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領土」是政治概念，表明國家或政府的實際控制權。如果你用「自古以來」，別人也會用，只不過兩個「自古」是截取不同時段的歷史罷了。就像東北，唐朝時未必是我們的領土，但明清以來以鴨綠江為界，集安這些地方就是中國合法的領土。
韓國人試圖以歷史的疆域來衡量現在，而我們是以現在的疆域來倒推歷史，就很難互相溝通。所以我強調要區分歷史的、政治的、文化的中國。
這對我們理解「中國」有很大好處，不然永遠會糾纏不清。比如，岳飛是民族英雄還是內戰將領?如果清朝是中國歷史的有機部分，滿清的祖先是女真，女真建立的是金國;宋朝跟金國打得死去活來，是不是窩裡鬥呢?
所以前些年對於岳飛在教科書裡的定論就起了爭議。但如果在歷史、文化、政治上有所區分，承認歷史上的中國疆域是不斷變遷的，那個時代的宋朝將領岳飛，也許就可以看作是抗擊女真的民族英雄。
人物周刊：區分後又怎麼看歸屬問題?
葛兆光：這涉及到學術界現在討論的認同問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在族群認同、國家認同、文化認同之中，我傾向於優先考慮文化認同。政府不等於國家，國家不等於祖國——國家總在某個政府控制下，而祖國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認同的概念。
不要簡單用現在的領土概念套古代的王朝疆域。比如南宋的領土就很小，現在的領土基本上是清帝國奠定的。平定准格爾、大小金川，西藏金瓶掣簽等，這些與領土確立有關的事件，都是要動用武力或依靠武力背景的。
中國自我認識的變化
人物周刊：在您看來，西方人觀看中國時並不客觀，也常有想像、獵奇的成分?
葛兆光：西方對中國的很多研究實際上有西方背景。他的問題意識是來自西方的，要解決的也是西方問題而不是中國問題。
比如，過去法國傳教士研究中國的道教是為了證明天主教的高明。比如，為什麼現在西方漢學家特別多地研究寧波、贛州、閩南、徽州、武漢等區域歷史?因為他覺得一個大一統的整體國家是不可思議、不合理的——
歐洲過去都是一塊一塊，沒有中國這麼地域龐大、族群複雜、經濟差異大的統一國家。比如，為什麼在宋以後的中國歷史裡，美國人對科舉制度的研究那麼深入?因為他們非常重視社會階層的流動，而西方是沒有科舉這種流動方式的。
前兩年我有一個訪談，標題被定為「海外中國學本質上是外國學」，這個說法有點聳動，引起了一些爭議。我的意思其實是說，海外中國學的問題意識、方法、興趣都來自西方背景。然而現在中國很多學者是跟著它們在走，西方中國學好像變成了指路明燈。
人物周刊：所以您試著從周邊、從近鄰來觀看中國?
葛兆光：中國的自我認識分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天下」中心自居，完全是自我想像;第二階段是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尺度來看中國，比如社會階段論、生產力-生產關係，現在流行的則是公共領域、市民社會等等;
那麼第三個階段是不是可以通過日本、朝鮮、越南、印度、蒙古的眼睛來打量中國是怎麼回事?這樣做的好處是，發掘了許多新史料，從多個角度認識中國：他們看到的中國和我們以前的自我想像不太一樣。
我總覺得，中國與西方的對比只能在大尺度上粗略地顯現我們的特徵，而與那些看似差異很小、曾經共享一個文化傳統的國度的比較，才能讓我們真正認識細部，確認什麼才是「中國的」文化。
人物周刊：您能舉例說說這些近鄰是怎樣看中國的嗎?
葛兆光：比方說，清朝很多特殊的文化現象，是我們沒感覺到而朝鮮人注意到的。
朝鮮人發現清朝男女之大防越來越接近崩潰——也許是因為滿族不像漢族那麼講究男女界限。朝鮮人在東北和北京還看到，清朝人舉行喪禮時吹吹打打還演戲，他們就覺得清朝破壞了朱熹定下的喪禮規則。
還有，他們看到清朝下到平民上到大學士都在做生意，商業很發達。這些情形，我們過去都沒注意到。所以在那個時代，捍衛傳統宋明理學的反而是朝鮮士大夫，他們看到了一個已經發生變動的中國，看到那一段歷史的變化和騷動。
同樣，透過日本人、越南人、蒙古人、印度人的眼睛，我們也可以得到很多新的看法，而且能夠知道，17世紀以後中國和周邊的朝貢關係雖然還在，但各國的文化、政治、歷史漸行漸遠，文化認同已經不在了。那時候早期全球化已經開始了，可中國始終有一種自我中心的大國心態，直到現在還有。
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敘述
人物周刊：那我們有沒有帶著中國的問題意識去觀察西方的學術研究?
葛兆光：中國研究美國史、歐洲史、日本史的學者並不少，現在大學歷史系裡教外國史的至少占三分之一。做外國研究，關鍵並不在於有沒有生活在那個世界，也不在於語言能力、文獻能力是否趕得上外國人，而在於你的立場、角度、問題意識是不是清晰而且獨到。
比如「蒙古襲來」這個事件。元朝曾經試圖征服日本，後來戰船被所謂「神風」吹翻，少量登陸軍隊被日本打敗。日本人研究這一段歷史，帶有非常強烈的民族自尊，他們的立場是：沒有外敵，國家是不能自覺的，國家的強大、自立與外敵有關。
中國人研究這段歷史是不是可以不用這個立場，而是放到當時整個世界幾乎都是蒙古人天下的背景中來討論呢?本來接受中國影響的日本，此時開始跟中國漸漸疏離乃至剝離，刺激了日本文化的獨立和自覺。這就與日本人的研究不同質了，而且大可用很多中國的資料來敘述。
所以，在中國研究外國，如果想融入國際學術界的主流語境，既要進入國際學界——這叫「預流」，又必須強調自己獨特的立場和問題意識。許多外國的中國研究很有自信是因為他自成一體。灰色的黃昏，灰色的樹林，一隻灰色的鳥飛進去，什麼也沒有，但如果是一隻紅色的鳥，那就有了。所以，進入國際學術界的前提，就是保持自己的分析立場、問題意識、獨特角度。
人物周刊：所以您特別推崇1920-1930年代的清華國學院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葛兆光：1920年代前後，中國出現了一批最好的學者，他們在學術上努力「預流」，恰好這時候又有所謂中國史料的「四大發現」：甲骨卜辭、敦煌文書、居延漢簡、大內檔案。
胡適去看敦煌文書研究禪宗，陳寅恪在外國就知道這些東西很重要，一回來就做敦煌、佛經、中外交通的研究等等。所有這些學者，陳垣、傅斯年、陳寅恪、胡適看起來很西化，骨子裡民族主義得厲害，想要把漢學中心從外國奪回來。
胡適好像主張「全盤西化」，但你去看他最典型的英文文章，都是講中國好，講中國的傳統多麼了不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