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成立史語所，借鑒的是德國人那套研究方法：史料就是一切，但他想的是把「科學的東方學正統」從巴黎、東京搬回中國來。「九一八事變」之後他迅速編寫《東北史綱》，就是為了反駁日本的矢野仁一等人關於滿蒙非中國的論述，強調東北是跟我們有非常深歷史聯繫的中國領土，這是很民族主義的舉動。
人物周刊：《宅茲中國》的副題是：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敘述。這個「重建」裡是不是包含了一種雄心，要建立一個科學的「中國學」正統，就像傅斯年當年想要重建科學的「東方學」正統一樣?
葛兆光：我沒有那樣大的雄心。過去的中國論述是把「中國」當作一個天經地義的前提，對「中國」本身不假思索。我的「重建」，是要討論中國的複雜性和歷史變遷，先把歷史基礎夯實，把這個前提討論清楚，再來回應國際的「時尚」問題、國內的「新潮」問題。
我把問題提出來是「破」，而「立」是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和大量史料來完成的。這本書有很多缺陷，不能夠完整貫徹一個新的敘述模式，是斷斷續續寫的。我現在精力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只是把問題提出來，希望有人來回應。
既中國又普世的共識
人物周刊：從這本書裡能看出您對西方的理論、方法、工具有一種自覺和警惕。
葛兆光：2000年前後很多問題被國際、國內學界提出來，特別敏感的就是「民族國家」的問題。我注意到中國學界回應時的一些現象，最主要的是：
以學術面貌出現的一些論述，看來好像在批評西方，實際是「貌似反西方的西方論述」，問題、概念、邏輯都是來自西方最時尚的理論，他們把歷史問題變成了抽像文本。同時，恐怕也暗合了現時政治意識形態的某種需要。
我對現在的新理論、新思潮有一些反感，有人愛用現成的、洋人的理論去套中國問題。看來好像是高屋建瓴、籠罩一切，其實是把歷史抽空了。
最新的理論常常是「深刻的片面」，是聚焦在一點上的真知灼見，一旦全面鋪開就不對了。我並不是刻意要反潮流，但脫離時空背景的理論移植是揠苗助長。不要花樣翻新地去搞一些別人看不懂的東西。我們總把理論當時裝，穿了又脫，越新越好。一百年來，我們的心情太迫切，跟修高鐵一樣，趕快趕快，然後就成世界第一了。
整個20世紀，中國在試圖走自己的路，在東西方之間掙扎，在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掙扎。「五四」以來中國一直在追求現代化，儘管當中經歷了建國17年、「文革」10年的曲折，到1980年代仍然回到了「五四」的路子。
這條路到1989年前後，經歷了非常大的轉折，中國發生的事件和蘇東解體都說明了這一點。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出現社群主義、自由主義、追求現代性、批判現代性、追求自由主義的民主憲政、回到大民主時代等種種主張……
從經濟、法律、文化各個角度出發，判斷、思路都不一樣，使得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在紛亂的思想世界裡找到一個既中國又普世的價值，作為大家的共識。
人物周刊：您能大致描述一下這個尋找中的共識嗎?
葛兆光：這離我的專業太遠了，也許我不能表達得很清楚，雖然私下裡我們都會討論。第一個是普遍價值，包括人權、民主、自由，這必須是大家共享的，不能因為它們最初出現在西方，就說這和我們沒有關係。
第二，如果承認有普遍價值和一般道路，就要警惕政治上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對文化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則有必要重新考慮。有人認為中國崛起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政府強勢、國家獨立。
我也承認，強勢政府在處理經濟問題的時候有方便之處，可是，它真能給人民帶來自由、民主、平等的生活嗎?
我接受這樣一種區分：文化與文明不一樣。文明是普遍性，大家按照一個規則來生活，在全球文明中互相溝通、互相交流;文化是各個民族仍然保持各自不一樣的地方。我覺得在政治、經濟上，我們不能不接受一個文明的規則，但在文化上，多元文化的民族主義還是可以接受的。
這個學界會好嗎?
人物周刊：您怎麼評價當下的學界?
葛兆光：中國的學界，我只說文史領域，現在是一個四分五裂、共識崩潰的狀況。當下的學術評價有3個互相衝突的標準：第一個是數字化評鑒的制度約束，就是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A&HCI(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等等。這背後當然有政治意識形態的控制，評獎啊，職稱啊，收入啊，都在這個評價系統之內，大學的人苦於這套評鑒制度已久。
第二個是傳媒的標準。傳媒也是個帝國，力量很大，它跟市場聯繫在一起。有些很不入流的東西經過傳媒、市場的包裝一下子很紅，大學反過來也受其很大影響。比如校長會覺得學校有一些常在中央電視台露臉的名人也不錯，可以提升聲譽;同時公眾因明星學者的出現對真才實學的評鑒也有所改變。
第三個才是學界自己心裡的那桿秤，當然，也只是部分精英同行會有評議。我們去書店都知道，90%的書是可出可不出的，學術雜誌上90%的文章是可看可不看的。這個標準實際上最弱、最沒有實效，但可能也是最準確的。
另外可能還有第四把尺子：外國學者的評價。所謂「出口轉內銷」，貼上了洋標籤也會好些。影響洋人評價的，不外乎他的學術背景、問題意識、政治觀點，以及他的興趣和偏見，但有時他們也會考慮到現實利益而稍作妥協。
人物周刊：學界的這種現狀肯定會影響到年輕學人，如果他們想做獨立的研究，還有沒有可能?
葛兆光：必須承認，衣食無憂是學術獨立的前提。現在剛剛進入學界的年輕人，條件比我們當年好太多了，衣食不追求奢華的話也過得去。我們學院裡年輕人的收入在我看來雖然並不高，但也還算不錯，住房也有津貼。我研究生畢業後曾在揚州師院任教，大多數時候是跟人合住的。直到80年代末在北京，住的也只是9平米的房，窗子在高處，彷彿監獄，又好像倉庫。住上三室一廳的房子是在2000年，那是當了副教授15年、正教授八九年後了。
現在，只要你不直接去批評政治，政治也不會來找你麻煩;圖書館條件好了許多，還有網絡;對外交流條件也很好，出國容易，學校鼓勵並提供費用。這樣的條件，難道還不夠你獨立做學術嗎?
只是現在整個社會的價值底線崩潰了。政治的干預、經濟的誘惑和社會的影響，真是很大。余英時先生覺得，中國現在還是有一批人堅持在做嚴謹認真的學術，而且越出學術範圍，對社會有所關懷。這我也相信。但當我想到梁漱溟那本自述《這個世界會好嗎?》，就很感慨，想說：這個學術界會好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