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各國不是尋求一種更為開放、包容的政治和安全框架，力圖將中國容納進來，使之成為區域體系內負責任的大國，而是處處提防、限制其權力和影響力的拓展，這種政策不僅難以持續，而且相當危險。它將使區域治理結構難以順利演化，由於區域瀰漫著不滿和不安，衝突陰影始終難以消散，一體化自然成了奢談。
權力結構的變遷並不必然導致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迎頭相撞的政治悲劇，缺乏開明的制度設計去緩衝相互間的摩擦，以及被過分放大的恐懼才是罪魁禍首。「和平崛起」也遠遠不是哪一國可以承諾和實現的，若沒有全球和區域各國共同營造氛圍，最終只會淪為空泛的政治口號。因之，它應該是共同追求的目標。在人類高度相互依賴的今天，這點尤其值得強調。
中美的地位決定了它們間的互動，無論是對區域還是對全球，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但兩國關係的改善，首要的挑戰在東亞。這不僅是由兩國在這一地區生死攸關的利益決定的，更是隨著全球權力重心，從大西洋區域向太平洋區域轉移過程中，東亞地位的迅速提升決定的。
從二戰以來，美國已經習慣了處於輪轂這一中心位置，分別與東亞諸國發展親疏有別的雙邊關係，這與在歐洲青睞多邊機制形成鮮明對比。由於美中戰略關係遠低於美日、美韓等雙邊同盟關係，這就導致其不時受制於東亞地區形勢，出現震盪波動。
這種模式很顯然有待變革。只有中美解決他們在東亞地區權力的重新結構化問題，兩國關係的發展才會順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