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新華網報道，80年前的1931年11月7日，一個紅色的政權和她所建立的通訊社，在隆隆炮聲中同一天誕生。
這個紅色通訊社，就是今天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的前身——紅色中華通訊社，她當時的「家當」，是瑞金城外的一間茅屋和從敵人手中繳獲的「一部半電台」。
今天，新華社租用的高19米、寬12米的顯示屏矗立在號稱「世界十字路口」的紐約著名時報廣場最吸引人眼球的建築上。此前，新華社北美總部遷至百老匯大街1540號一座44層大廈的頂層。時尚品牌 「Forever 21」的巨大門店也在同一大廈內，它的近鄰是世界媒體巨頭湯森路透的辦公地。《華爾街日報》評論說，這「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從「一部半電台起家」到如今成為有著世界性影響的全媒體機構，一部新華社歷史，便是一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聞事業從無到有、由弱到強的歷史。而支撐這一切的，就是革命的理想主義和革命的英雄主義精神。
走進新華社80年的歷史，我們感受到的是對於今天和未來的深刻昭示。
一、向著崇高 向著正義
這是新華社在80年漫長歷程中始終能夠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的關鍵之所在
在戰爭年代，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和修改的稿件有上百篇之多，僅是收入《毛澤東選集》第4卷的就有17篇重要新聞和評論。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又向新華社提出了更高要求：新華社要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聽到我們的聲音。
1931年11月7日，在反「圍剿」的隆隆炮聲中，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紅都」瑞金開幕，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創建的第一個全國性紅色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告誕生。
也就在這一天，靠著從敵人手中繳獲的一部半電台，新華社的前身——紅色中華通訊社應運而生。紅中社播發的第一批新聞，就是宣告這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生政權誕生。從此，中國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中國勞苦大眾的聲音，通過這個年輕通訊社的電波，衝破敵人的封鎖、干擾，穿越千山萬水，傳向全國乃至世界。
作為我黨最早的新聞機構，新華社從誕生之日起，就把中國共產黨人的樸素理想——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作為自己的不懈追求。為了這一崇高而正義的理想，處在國民黨軍隊重重圍困之中的第一代新華人，節衣縮食，白手起家，在炮火硝煙中組稿寫稿、收發電訊、編印報紙。
從延安清涼山的窯洞到河北西柏坡的農家小院，在光明與黑暗的較量中，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最緊張的歲月裡，新華社集黨報、通訊社、廣播電台三重責任於一身，緊緊跟隨在黨中央周圍，把黨的聲音傳遞到抗日敵後、傳遞到解放戰場，凝聚起中華民族走向獨立與解放的信心和力量;而活躍在戰鬥一線、活躍在各個解放區的新華社記者，又及時把最新的消息報告給黨中央，成為中央指揮革命鬥爭的重要渠道。
那時的新華人既是革命戰爭的報道員，也是衝鋒在前的戰鬥員。懷著對創建嶄新的人民共和國的必勝信念，新華人在抗敵戰場上歷盡千難萬險，用手中的筆和鏡頭，及時、充分地報道了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由弱變強的勝利進程，真實、完整地記錄了黨的事業由小到大的發展歷程。回憶這樣一段歷史，新華人有著屬於自己的自豪：新華社的歷史和中國的紅色政權一樣長。
黨所指引的方向，就是新華社前進的方向;黨所開創的事業，就是新華人為之畢生奮鬥的事業。隨著一個真正的屬於人民的共和國的誕生，作為這個人民共和國國家通訊社的新華社，把堅持黨性原則和正確輿論導向作為自己的崇高職責和莊嚴使命，用勞動和創造忠實履行著黨和人民耳目喉舌的職能。
走進新華社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新華社從成立之初就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展開工作。早在1937年2月4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通知收聽新華社廣播黨的政治方針》的指示;1946年春，中共中央做出全黨辦通訊社的決策，經中央書記處和毛澤東批准的《新華社、解放日報暫行管理規則》中，明確規定「新華通訊社及解放日報為中央之機關通訊社與機關報」。在戰爭年代，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和修改的稿件有上百篇之多，僅是收入《毛澤東選集》第4卷的就有17篇重要新聞和評論。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又向新華社提出了更高要求：新華社要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聽到我們的聲音。
關懷，激勵，重托。從黨的三代領導集體到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始終親切關懷著新華社的成長與發展。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決定了新華社的政治責任和歷史擔當。無論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無論是改革開放時期，無論是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在每一個歷史重要關頭，新華人始終像戰爭年代一樣，堅定地把服從黨的指揮作為最高行為準則，自覺地為黨和人民的事業鼓與呼。
80年與黨共進，80年發展壯大。今天，新華社已從當初的「茅屋通訊社」、「馬背通訊社」、「窯洞通訊社」發展成為語種多、受眾廣、信息量大、影響力強、覆蓋全球的國際一流媒體，跨入了世界大通訊社行列——新華社的矯健姿態正折射著一個大國的崛起。80年間，無論職能使命如何拓展、機構人員如何演變，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傳播手段如何更新，新華人追求崇高、追求正義的理想始終未變——這，也是新華社在80年漫長歷程中始終能夠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的關鍵之所在。
二、敢於犧牲 敢於勝利
這是新華社在80年漫長歷程中始終能夠勇立時代潮頭、擔當歷史重任、創造卓越業績的力量之所在
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直到解放戰爭，新華社經歷了整整18年的殘酷戰鬥歷程。僅是這段歲月，新華社就犧牲了139名烈士。在中外新聞史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家媒體像新華社這樣，連續經歷過如此漫長的戰爭歲月;也幾乎沒有任何一家媒體像新華社這樣，在如此短暫的時空內獻出過這麼多寶貴的生命。
1935年2月24日，留在蘇區的瞿秋白突圍途中被俘。4個月後的一個夏日清晨，在福建長汀羅漢嶺下，36歲的瞿秋白唱著自己早年翻譯成中文的《國際歌》，走到一處綠草坪盤腿坐下，微笑著向劊子手說「此地甚好」，從容就義。
作為紅中社最後一任負責人，從20歲起就患上嚴重肺病的瞿秋白，在主持紅中社的日子裡，每天都堅持寫稿審稿到深夜。紅軍主力長征後，瞿秋白領導奮戰在蘇區的紅中社人員，在極度險惡的環境中，堅持出版《紅色中華》4個月，發行24期，書寫了中國新聞史上一段悲壯篇章。
倒在敵人槍口下、倒在血泊之中的新華人，瞿秋白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直到解放戰爭，新華社經歷了整整18年的殘酷戰鬥歷程。僅是這段歲月，新華社就犧牲了139名烈士。在中外新聞史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家媒體像新華社這樣，連續經歷過如此漫長的戰爭歲月;也幾乎沒有任何一家媒體像新華社這樣，在如此短暫的時空內獻出過這麼多寶貴的生命。
在戰爭年代，新華社記者首先是敢於衝鋒的戰士 ——只是他們比普通的戰士多了兩樣武器：鋼筆和相機。他們在與抗敵軍民一起浴血奮戰的同時，又把英雄們的壯舉真實地記錄下來，化作凝聚力量、鼓舞士氣的特殊「武器」。記者與戰士的雙重身份，決定了新華社記者與普通戰士一樣、甚至比戰士更直接地面對生死考驗。正如新華社社史所記載的那樣，「處在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新華分社的工作人員，不僅要學會宣傳戰線上鬥爭的本領，而且要善於對敵作武裝鬥爭，不但會寫文章，還要會打仗。他們往往白天打游擊，晚上寫消息，自己背著油印機和筆墨紙張，輾轉戰鬥於敵後，直到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一部新華社的歷史，就是一部生命與鮮血鑄就的史詩。在這生命與鮮血的背後，展現的是新華人永不褪色的氣概：敢於犧牲，敢於勝利。
晉察冀前線分社記者蕭逸，是文學大師茅盾的女婿。解放戰爭時期，他先後參加了清風店、石家莊、平津等重大戰役，寫出了大量生動感人的戰地通訊。1949年初，蕭逸在剛剛解放的北平見到了茅盾先生，岳父的鼓勵使他更加堅定了記錄這場決定中國命運的大決戰的信心。這年4月，正在太原戰役前沿陣地採訪的蕭逸，在彈雨中向躲在地堡內的敵軍喊話，不幸中彈犧牲……
何雲、郁永言、戴燁、沈蔚，倉夷、葉邦瑾、錢毅、謝文耀……面對長長的烈士名單，我們的眼睛一次次被這些名字所撞濕。
一部新華社的歷史，更是一部用勇敢與無畏譜寫的英雄篇章。不論當年還是今天，危急關頭、危難時刻、危險地域，總有新華社記者最先出現的身影。1998年抗洪搶險，80多名新華社記者在長江大堤與抗洪軍民並肩堅守了50多天，最後一批撤離洩洪區的是新華社記者;2008年汶川抗震，100多名新華社記者冒著生命危險，從空中、從水上、從地面兵分6路與救災部隊一起向災區突進，最先向世界發出震中現場報道的還是新華社記者……
「如果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離炮火不夠近。」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的這句名言，已經成為幾乎所有新華社記者工作狀態和職業追求的真實寫照。
面對戰火鎮定自若，直面艱險百折不撓。新華人在生死考驗面前所迸發的英雄氣概，伴隨著新華社邁向世界性通訊社的堅定腳步，展現在風雲際會的國際舞台。1999年，邵雲環犧牲在導彈襲擊下貝爾格萊德 「那個沒有燈光的漫漫長夜」，這位追隨著爆炸聲尋找新聞線索的新華社女記者的事跡和她的遺作一樣，讓人潸然落淚。10年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在一份反映今日新華社駐外女記者採訪生活的材料上批示：「一組短文，新華社駐外女記者鮮活形象躍然紙上，她們的拚搏精神、敬業精神令人敬佩。新華社要成為世界一流媒體，需要堪為一流的記者隊伍。」
80年前仆後繼，80年群英輩出。在今天這樣鴿哨繫著陽光的歲月，新華社的大部分人早已不再時刻面臨生與死的抉擇和考驗，但敢於犧牲、敢於勝利的無畏氣概，早已矗立在新華人的心靈高地上。這，也是新華社在80年漫長歷程中始終能夠勇立時代潮頭、擔當歷史重任、創造卓越業績的力量之所在。
三、情系人民 為了人民
這是新華社在80年漫長歷程中始終能夠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根基之所在
1944 年10月4日，毛澤東看望新華社和解放日報社工作人員時，勉勵大家：無論是做新聞記者、編輯工作的，還是做出版、印刷工作的，做報務工作的，都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語重心長地說，中國革命事業是長期的，是艱苦的。如果我們革命隊伍裡越來越多的人都能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國革命的勝利也就可以快些到來了。
在今天新華社的許多場所，都可以看到曾任新華社社長的穆青生前留下的4個字——勿忘人民。
勿忘人民，是這位抗戰時期就投身新華社事業的「人民記者」一生不變的情懷，也是新華社事業80年發展壯大的不竭動力之源。
早在1934年3月，新華社的前身紅中社創辦《工農報》時，在發刊詞中明確宣示：要用更通俗的文字、更活潑的形式，來反映各方面的最具體的革命鬥爭情況，以更有力的來教育和組織廣大工農群眾參加革命鬥爭和蘇維埃建設。
一部新華社的歷史，同樣是一部與人民群眾血脈相連的歷史。80年間，新華人把自己的根須一寸一寸地深植於人民群眾之中，在把黨的聲音、黨的意志傳遞到廣大人民群眾之中的同時，也時時刻刻從人民群眾中汲取著取之不盡的營養。
只有深入群眾，才能瞭解群眾;只有貼近群眾，才能發動和凝聚群眾。在延安，記者莫艾在深入採訪中發現了著名勞動模範吳滿有，他采寫的這位「邊區勞模第一人」的事跡通訊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有力地推動了大生產運動。記者張鐵夫、穆青與趙占魁共同生活勞動了20天，采寫的長篇通訊《趙占魁同志》，促進了邊區工業戰線開展向趙占魁學習的運動。新華社歷史上那些影響深遠的作品，無不是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在思想和情感上融入人民群眾的結晶。這一時期寫出《農村夜話》《問稼於老農》等名篇的新華社記者海稜生前回憶：「記者的稿子寫得有血有肉有感情，不僅要深入實際、深入群眾，而且要和群眾生活上和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記者應該是生活的參加者，歌頌者，而不是旁觀者。」
與部隊官兵共同訓練和戰鬥，與人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在艱難的戰爭歲月裡，新華人還有一種特殊的勞動項目——在用手搖馬達給收發報機提供電源時，輪流擔當業餘搖機工，社長也不例外。新華社社史記錄了這樣一個例子：時任副社長的吳文燾每天下半夜開始處理稿件之前，總是先到新聞台去搖一個小時的馬達。新華社用這個辦法給收發報機提供電源達7年之久。
1944年10月4日，毛澤東看望新華社和解放日報社工作人員時，勉勵大家：無論是做新聞記者、編輯工作的，還是做出版、印刷工作的，做報務工作的，都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語重心長地說，中國革命事業是長期的，是艱苦的。如果我們革命隊伍裡越來越多的人都能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國革命的勝利也就可以快些到來了。
伴隨著中國革命的節節勝利，作為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新華社的報道開始由以戰爭為主逐步向和平建設轉變，從主要面向農村宣傳逐步到面向城市宣傳轉變。面對新的形勢和報道對象的需求，新華社牢記黨的重托，積極調整工作方向，把傾聽人民群眾呼聲、體察人民群眾疾苦、反映人民群眾願望，作為立社之本。還在1949年2月22日，新華社先遣隊進入北平之初，總社就發出《關於改進新聞報道的指示》，明確提出：各地向總社發稿時，應有全局的、全面的觀點，「要深入報道如何建立人民民主政治，如何興辦與城市人民生活有關的市政建設和公益事業，如何由消費城市轉變為生產城市，如何逐步改造學校教育，如何密切城鄉關係，使城市為市民、農民和解放戰爭服務，我們的幹部在入城後思想上、生活上、作風上有何問題並如何解決的，這些都應進行連續的報道。」
新世紀新階段，處於黃金發展期的中國也進入了各種社會矛盾的凸顯期，以服務黨和人民為己任的新華社進一步弘揚戰爭年代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深入開展「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堅持做到「三個結合」：把體現黨的主張和反映人民心聲結合起來，把堅持正確導向和通達社情民意結合起來，把堅持正面宣傳為主和加強改進輿論監督結合起來，切實維護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80年情系人民，80年服務人民。從鄉村到城市，從國內到國外，從茅屋、窯洞到現代化、信息化的新聞大廈，無論時代如何發展、環境如何變化，新華人堅持把對人民群眾的無限深情融入到新聞報道之中，大力宣傳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從來沒有縮短與人民群眾的心靈距離。這，也是新華社在80年漫長歷程中始終能夠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根基之所在。
四、一絲不苟 科學求實
這是新華社在80年漫長歷程中始終能夠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無愧於時代的保證之所在
轉戰陝北期間，黨中央身邊有兩支精幹的隊伍，一支是由作戰人員組成的「槍桿子」隊伍，另一支是范長江率領的由新華社人員組成的「筆桿子」隊伍，代號為「四大隊」。毛澤東後來說：「中央留在陝北靠文武兩條線指揮全國的革命鬥爭。武的一條線是通過電台指揮打仗。文的一條線是通過新華社指導輿論。」
1944年10月，毛澤東在談到黨報和通訊社的地位和作用時指出：黨報和通訊社是組織一切工作的武器。黨中央對各地的領導和指示，除了一些日常的指示外，一切大政方針都是通過《解放日報》和新華社傳達到各地、各階層人民中去的。中央瞭解國內外情況，有許多來源，但主要還是靠《解放日報》和新華社。
這樣一種地位和作用，決定了新華社從業人員必須具有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必須具有嚴謹細緻的工作作風。
翻開新華社社史，這樣的「嚴字當頭」的例子比比皆是。擔任過總社編輯部編輯的任豐平回憶：那時，一瓶自備的藍墨水，一支自製的木桿鋼筆，就是我們的戰鬥武器。但是，在宣傳報道的業務研究中，卻是那樣的認真、細緻和刻苦。延安時期的新華社國際部編輯王唯真曾這樣描述新華社工作人員鑽研業務的情景：電台抄報員最快時每秒鐘要抄下三個以上的字母。這樣的速度，不要說抄寫，就是要準確分辨字母音訊，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何況報務員要在連續幾小時中抄寫，更談何容易。然而，這項近於不可能的、被後來到清涼山參觀的外國人譽為「難以想像」的高難技術，終於被清涼山時期新華社的第一代報務員拿下來了，這不能不說是清涼山的一大奇跡!
精益求精，嚴謹求實。這樣的對新聞工作極端負責任的態度和作風，既來自於黨中央對新華社的嚴格要求，也得益於中央領導同志對新華人的言傳身教。
轉戰陝北期間，黨中央身邊有兩支精幹的隊伍，一支是由作戰人員組成的「槍桿子」隊伍，另一支是范長江率領的由新華社人員組成的「筆桿子」隊伍，代號為「四大隊」。這一時期，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為新華社撰寫和修改的各類文稿達70多篇。毛澤東後來說：「中央留在陝北靠文武兩條線指揮全國的革命鬥爭。武的一條線是通過電台指揮打仗。文的一條線是通過新華社指導輿論。」
歷史檔案記載，中央這一時期送交新華社播發的新聞、評論等文稿，均由鋼筆抄寫，字跡清楚，標點分明。范長江在總結轉戰陝北的體會時寫道：「在寫文章的過程中，(中央領導)這種認真與求精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過去十幾年來所認為的最高的『認真』的標準。一篇社論，一個談話，一條新聞，往往要改好幾遍，甚至重寫幾遍，其中絕大部分都在任、周、陸(陸定一)等詳細傳閱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以一字不苟地修改。我回想過去寫文章那種『大筆一揮』的作風，不覺滿身出汗，實在可怕。」
也就是在轉戰陝北的過程中，陸定一代表黨中央對新華社工作提出了更高標準。他在給時任社長的廖承志和新華社社委會的指示信中寫道：「這次撤出延安之後，希望大家把一個好的作風建立起來，以此影響整個解放區的新聞工作，很認真地做到這個作風，就是種極其負責的態度，就是不馬虎不苟且，拿出精品來。」他在指示信中還就新聞工作如何體現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做了闡述：實事就是要真實反映，求是就是要依據材料分析問題，這樣來解釋問題與解決問題。
把新聞事業作為最神聖的職業，把黨和人民的重托作為肩負的歷史重任。從戰爭年代就養成的高度的敬業意識、高昂的精神狀態、紮實的工作作風和強烈的責任感，成為新華人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成為新華社能夠準確傳遞黨的聲音、充分反映群眾心願的可靠保證。
80年恪盡職守，80年嚴謹敬業。隨著戰略轉型的加快，今天的新華社已經「由傳統新聞產品生產為主向現代多媒體新聞信息業態、由面向媒體為主向直接面向終端受眾、由立足國內為主向有重點地更大範圍參與國際競爭」大步拓展。與戰爭年代相比，報道內容、報道形式和報道手段都產生了巨大飛躍，但當年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不僅被一代又一代新華人所繼承，而且逐步被一套周密細緻的制度科學地固化了下來。這，也是新華社在80年漫長歷程中始終能夠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無愧於時代的保證之所在。
五、勇於開拓 勇於創新
這是新華社在80年漫長歷程中始終能夠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有創造性的源泉之所在
1946 年9月3日，總社發出《關於特派記者工作的指示》，規定特派記者的任務「在於對外宣傳」，朱穆之、穆欣、楊朔、劉白羽、華山、穆青、安崗……這些後來在文學和新聞領域卓有建樹的大家，全部有著當時擔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的經歷，而他們留下的很多膾炙人口的名篇，也誕生於解放戰爭的各個戰場。
從1931年兩三人抄收和發送電文起步，到 1947年開始向國外派出記者、設立分社，從新中國誕生即成為國家通訊社，到隨著國家的進一步發展開始向世界性現代國家通訊社邁進，一部新華社歷史，也是一部在戰爭環境裡艱苦創業、在困難條件下奮力開拓、在面對競爭中創新發展的奮鬥史。
甫一創社，紅中社就開始抄收國民黨中央社及國外通訊社新聞，編印成參考刊物提供給領導人參閱。「第一部『新聞電台』只有收報機，是用繳獲敵人電台的舊零件，自己動手裝配起來的。蓄電池和乾電池也是從敵人那裡繳來的。」抗戰時期，在敵人的重重封鎖下建成新華廣播電台，繼而進行日語廣播和開始英文文字廣播。解放戰爭之初，在香港和倫敦設立分社，分別發行新華社中文和英文新聞稿，寄發歐美各國;戰爭還在相持階段，就向國外派出了自己的記者……
從組織機構到技術手段，從報道內容到報道形式，伴隨著黨的事業的發展，新華社的事業在創新中發展，在開拓中壯大。
讀一讀1946年1月1日延安新華總社給各地總分社、分社發出《把我們的事業更提高一步》的指示信，我們就不難發現當時的新華社決策層在報道和寫作方面已經所具備的強烈的創新意識，比如：要求擴大報道範圍，深入實際反映各階層人民和各種人物的生活和動態，發掘新事物和新創造;報道要有系統和連續，前後銜接，有始有終，尤其是重大事件和運動的報道;報道要確實，迅速;寫作必須貫注思想和感情，把它融匯在新聞的敘述和描寫中，以引起讀者的共鳴;寫作要有起伏和變化，避免枯燥和平鋪直敘……
同年5月23日，總社又發出題為《電訊要簡練》的公開信，將新聞簡練問題提高到這樣一個高度：「編輯電訊就是政治上的作戰，以最高的責任心來從事這一工作」。同時明確要求：研究敵友我三方的宣傳動態，「每條新聞選取最好的報道方法」;寫作具體而扼要，「既不要糟蹋生動材料，又不浪費文筆」;要創造獨特的風格，「在報道方法和寫作技術方面，應多向他人學習，學習人家那種簡明明快的筆調，畫龍點睛的筆法，凡事抓住要領的技能，以及事事說明出處的態度……」
從指示信到公開信，半個多世紀前的這些新聞理念和報道思想，今天讀來仍然讓人深受啟發。就像新華社史所概括的那樣，這「是新華社事業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文件，對全社工作人員轉變業務思想、提高報道質量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抗戰勝利後所建立的特派記者機制，同樣是新華社業務改革的重大舉措。1946年9月3日，總社發出《關於特派記者工作的指示》，規定特派記者的任務「在於對外宣傳」，因此，「無論在報道內容和寫作形式上都要適合國民黨區和海外人士的口味」，以使「他們對中共和解放區有更多瞭解，以釋疑竇，爭取同情」。朱穆之、穆欣、楊朔、劉白羽、華山、穆青、安崗……這些後來在文學和新聞領域卓有建樹的大家，全部有著當時擔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的經歷，而他們留下的很多膾炙人口的名篇，也誕生於解放戰爭的各個戰場。
把握時代潮流，抓住歷史機遇。80年間，新華社的改革與創新生生不息：從最初的以文字報道為主到上世紀80年代文字報道與新聞攝影「兩翼齊飛」的發展，再到目前形成文字、圖片、音視頻「三位一體」報道格局;從立足國內、以新聞報道的傳統通訊社業務為主，到上世紀80年代的報刊集群和信息業務、90年代的網絡媒體，再到如今基本形成全媒體形態，向著國際一流的現代全媒體機構邁進……正如新華社社長李從軍所指出的：「新華社發展歷程中每一次涉及全局、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抉擇和重大突破，都是以改革創新精神奮勇開拓的結果。」
80年創新發展，80年開拓奮進。從80年前在敵人重重「圍剿」中艱難誕生，到今天在參與國際新聞競爭中拓展壯大，新華人一直把宏大的理想作為引領創新發展的旗幟，把開拓奮進作為實踐崇高目標的動力。這，也是新華社在80年漫長歷程中始終能夠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有創造性的源泉之所在。
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走進新華社 80年的歷史，我們讀懂了什麼是崇高、什麼是無畏，什麼是責任，什麼是情為民所繫、什麼是潮頭唱大風，也感悟到了這家當今中國歷史最悠久的中央媒體何以歷經80年風雨依然絢麗著青春的光彩——因為，這樣一面精神的旗幟，始終高揚在新華人不懈前行的目光中：革命的理想主義和革命的英雄主義。(本文作者賈永為全國政協委員、新華社解放軍分社社長、第六屆范長江新聞獎獲得者)
(資料：1930年12月，紅軍在第一次反「圍剿」中全殲國民黨第18師兩個旅和一個師部，繳獲了一部無線電台。當時的紅軍戰士不懂電台的用處，把電台的發報機砸壞了，一部電台只剩下了半部。情況反映到了毛澤東那裡，他指示：各部隊打掃戰場時，必須十分重視裝備和器材，對不懂的東西不能自行拆毀，必須妥送總部。第二年，紅軍在追殲國民黨第54師的戰鬥中，又繳獲了一部完整的電台。此後，「一部半」電台不僅被用以指揮作戰，還成紅色中華通訊社1931年11月 7日創建時的主設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