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2011年12月11日，中國入世整整十年。11月中旬，當年談判桌旁的驍將、中國入世談判首席代表龍永圖在他位於國貿的辦公室接受了專訪，娓娓憶起往事。
多年前中國入世談判中的重大機密由此被披露：後來遭受批評的入世第十五條議定書是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拍板決定;也同樣是朱鎔基，在談判的最後關頭親自出馬，力挽狂瀾，用第十五條議定書等條款換取了美國在中國文化市場開放、化肥專營權放開等方面的重大讓步。
而就是這個具有歧視色彩的第十五條議定書，由於規定了「對不能證明其生產經營在市場條件下進行的中國企業採取特殊的價格比較標準」，導致部分中國企業在應對反傾銷、反補貼等國際貿易爭端中處於被動地位。
這一本來針對部分中國企業的技術性條款此後被誤讀為「中國被認定為非市場經濟國家」，由此招來一些批評之聲。當初接受這一條款的現實考量、中國高層希望借這一條款倒逼中國企業以治癒其內戰頑疾的良苦用心也被淹沒在眾多負面聲音中。
作為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在被贊為「入世功臣」的同時也被貶為「賣國賊」。他自己倒也瀟灑，功過是非，任由人評說。
入世十年，再回首，聽龍永圖再憶往事，縱論中國發展前路。
中國入世談判經驗推動多哈回合
第一財經日報：你剛從日內瓦參加中國入世十年紀念活動回來，有些什麼新的信息可以分享?
龍永圖：今年12月11日是中國正式加入WTO的十週年，所以前幾天，世界貿易組織在日內瓦舉行了一個紀念活動，請我做了一個關於中國入世十年的報告。
根據世貿組織總幹事拉米的要求，我在報告會上講了一些中國入世談判的經驗。因為現在整個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僵局，日內瓦瀰漫著一種悲哀的、沮喪的氣氛。拉米希望我能給大家鼓鼓氣。
當然我不想以一個教師爺的口氣去告訴他們，中國入世談判為什麼會取得那麼多的成果。我講到當時中國入世談判取得成功，第一條就是，要有一種積極爭取雙贏的態度。如果在談判桌上每一方都要表示強硬，那麼這個談判就很難得到結果。我們中國代表團在開始的時候也表現出很多強硬的態度，其實強硬解決不了什麼問題。當前日內瓦出現的僵局就是各方都很強硬，各方都不想讓步。
第二條就是任何國際談判都必須得到國內的支持。我們當時取得成功，主要是得到國內的極大支持，在國內形成共識。但我發現如今在日內瓦的有些談判者在國內的溝通是很差的，他們常常不能把多哈回合談判當中具體的問題準確地傳達到國內去，形成國內的統一意見來支持他們的談判。
第三條就是不要把談判政治化，就是說貿易談判就是貿易談判，要注意貿易談判的細節，如果你過分把貿易談判政治化，實際上是造成自己將來不可能退步的局面，實際上是你自己製造了困難而不是解決了困難。
我講完話後有好幾位大使跟我講，你今天跟我們講了一堂談判的課程。拉米也很高興，說你講的這幾點對打開(多哈)談判的僵局會有幫助。
這次有意思的是會見了一些老朋友，也聽到一些以前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故事。我見了主持中國十五年多邊談判的中國工作組主席、前瑞士駐WTO大使吉拉德先生。他告訴我，2001年9月13日晚上，我們把中國入世談判幾百頁的協議最後敲定了，但是當時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歐盟代表團團長對中國服務業的開放還不滿意，所以他準備在7點吃完飯後再發難，提出這個問題。當時吉拉德特別著急，宣佈7點鐘休會，大家吃飯，9點鐘再回來。散會後吉拉德就把歐盟代表團團長請到一個飯店，在吃晚飯的時候逼著他給當時的歐盟委員，現任世貿組織總幹事的拉米打電話。吉拉德說，我當時非常生氣，這麼重大問題你必須給拉米打電話，必須得到拉米的同意你才能在會上發難，否則就是破壞大家整體協商一致的意見。當時歐盟代表團團長在他的逼迫之下，給拉米打了電話。吉拉德也聽到了拉米在電話裡說不要再搗亂了，就參加一致意見吧。這個小故事說明當時吉拉德也好拉米也好，在關鍵時刻對中國的入世談判起了很大的作用。
還有歐盟的代表團團長德佩爾給我講了一個比較有意思的故事，他說我們一直到1997、1998年時，還不知道中國到底有沒有下決心要加入世貿組織，國內到底形成一致意見沒有。但他們後來聽到一個傳說，說中國在日內瓦湖邊買了很大一塊兒地，準備要建中國駐日內瓦代表團的辦公室。他們得到這個消息以後非常興奮，他們的解讀是，中國既然把地都買了，肯定國內已經同意解決入世的問題了，可能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所以他們吃了一顆定心丸。
日報：這個傳說是不是真的?
龍永圖：是真的。我們真的買了地產，這個地是我親自選的，就在日內瓦湖邊，我們中國駐日內瓦代表團是所有100多個代表團中唯一在湖邊的代表團。他們講的這些故事都使我們回憶起談判當中的一些艱辛，還有做過的種種努力，中國入世確實不容易，確實是中國和世界雙贏和各方共同努力的結果。
「非市場經濟地位」批評系誤讀
日報：談判確實需要雙方彼此作出妥協。關於妥協，我們注意到，最近由於中國遭遇了許多貿易摩擦，包括像反傾銷，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反傾銷被訴國。由此出現一些批評的聲音，認為入世談判時我們不應該妥協，接受關於非市場經濟地位的條款。現在回首十年前，當時我們接受那樣的條件，有什麼樣的現實考量呢?
龍永圖：首先我要糾正的是，在我們入世協議裡面沒有一條所謂叫市場經濟地位的條款。大家通常講的是第十五條議定書當中的，「關於判定補貼或傾銷的價格比較條款」，實際上它是一個技術性的條款，不是政治條款。
決定一個中國企業是不是傾銷，是不是接受了補貼，必須有一個標準。一般來說，應該按照世貿組織的標準，但是當時，美國和歐盟要強加給我們這個歧視性的條款，針對的是我們很多企業在做生意的時候，或者在生產的時候，沒有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做事情。
他們覺得中國還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他們認為很多中國企業按照市場經濟條件生產經營，但是還有相當一部分企業沒有按照市場經濟條件辦事情，必須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提出這樣一個條款。
這個條款的基本內容就是，如果中國企業能夠證明在製造生產銷售過程中，是按照市場經濟條件進行的，在決定他們是不是傾銷或補貼的時候，就按照WTO規則進行。但是如果這些企業不能證明他們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生產銷售，就必須接受一個特殊的價格比較標準，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應該說這是一個歧視性條款，因為所有中國企業都應該按照WTO的規則來接受反傾銷和反補貼的調查，為什麼要把中國企業分成兩類呢?所以我們當時就不同意，後來為什麼又同意了呢?這個同意的話也是在國務院的高層會議上決定的。當時我們在匯報的時候，我記得朱(鎔基)總理就講，說實話我們中國許多企業當中還確實存在著相互殺價、削價傾銷、打「內戰」的現象。
他當時還笑著給嵐清同志、吳儀同志講，你們外經貿部多年都沒有解決的問題，讓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來解決吧。他說我看可以接受這個條款，以便對我們的企業形成一種壓力，讓他們不要再互相殺價，不要再搞低價傾銷了。所以從原則上就決定接受這樣的條款，雖然這個條款是有歧視性的，因為我們想用這個條款來換取美方的其他讓步。
後來談判的關鍵是這個條款要存在多少年。它畢竟是一個過渡性條款，不可能是永久性的。當時我們的底線是五年，但美國要求至少是十年。所以這個條款後來就成為一個非常糾結的談判焦點。實際上我們覺得這個條款並不是很重要，但是美方把它看做最重要的條款。因為美國人特別講究「買保險」，這個條款再加上特保條款，就為美國企業買了一個保險，就是一旦中國不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情，美國可以用世界貿易組織的條款處罰它。
當時我們在談判中越來越覺得，美方把這個條款看得非常重，而你知道在談判當中如果發現對方把某一條款看得很重，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問題上作出比較大的讓步，來換取美國在其他問題上，就是我們認為非常重要的條款上的讓步。
所以在1999年11月15日朱總理和他們最後的談判當中，就用這個條款換取了美方很大的讓步，換取了幾個我們認為非常關鍵的讓步，一個就是美國和其他國家可以在中國銷售音像製品，但是不能在中國生產音像製品和其他一些文化產品，這在當時是作為一條重要的底線來把住的。
第二，就是我們要繼續保留化肥的專營權，必須由國有大企業來專營。美方要打破這個專營，任何企業都可以經營化肥，但是我們覺得化肥對中國農業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實際上當時在談判的最後階段，朱總理是用這個條款來換取了美方在一些實質性重大問題上的讓步。
最後這個條款給了十五年的期限。當時我們覺得太長了一點，但是朱總理後來跟我講，他說十五年我們企業的相互削價傾銷「內戰」就能解決嗎?現在十年以後，看看我們中國企業，相互殺價低價傾銷的問題還嚴重地存在著。
當時我們就覺得，這個可能成為對中國企業進行倒逼機制的條款。但是這個條款後來被外界逐漸解讀為，中國承諾在入世十五年以後，才成為市場經濟國家，這個完全是一種錯誤的解讀。它是把一個技術性的條款，解讀成一個政治性的條款。因為中國市場經濟的地位是不需要別的國家來承認的。實際上，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講自己是真正的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美國和西方國家、OECD每年現在還給它的農民3600億美元的補貼。所以有人就講在歐洲的一頭牛和在美國的一頭牛得到的補貼比非洲的一個勞工得到的補貼還高，這就是嚴重扭曲國際農業貿易政策的做法。
比如說美國的農業，棉花得到了大量補貼，就給非洲國家，尤其是最窮國家的棉花出口造成了很大的壓力，所以這完全是非市場經濟的做法，從這個角度來講，美國也根本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歐洲也不是，日本也不是，每個國家在自己的市場經濟問題上都有自己的軟肋，因為每個國家的國情不一樣。
應全面評估中國壟斷行業
日報：現在中國入世十年了，對整個國家的市場經濟化程度、企業的市場經濟化程度，你怎麼評價?
龍永圖：我覺得現在經濟的市場化在有些領域裡面應該說是進展很快的，比如汽車業、製造業都有很大的發展，是充分競爭全面開放的結果。但是，確實還有一些壟斷性行業存在，群眾意見也比較大，外方在市場准入上也提出了很多意見。所以有必要經過認真研究，確定哪些壟斷行業必須打破，哪些壟斷行業涉及國家的全局利益必須保留或者保留一段時間，應該對中國壟斷行業情況做一個全面的評估，這樣才能做一個全面的解決方案。
對資源的壟斷、對某些行業的壟斷，肯定是扭曲市場經濟規律的，也不可能長期這樣做的。這個問題應該提到日程上來，逐步地解決。
日報：中國企業現在面對的貿易摩擦很多，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你覺得通過這麼多年的倒逼之後，在桌子底下踢來踢去的那種內訌現象是不是減少一些了?
龍永圖：我覺得中國企業打「內戰」的現象，應該是比過去好了很多，但還是很嚴重地存在著，特別是我們一些大企業還是這樣做。我們有些中國企業走出去以後，在國外銷售自己的產品，也是互相拆台，我聽過很多故事，我也不想點明了。
這些故事有時候聽起來讓我們很傷心。中國企業到國外做生意應該抱團才對，為什麼要互相拆台呢?確實應該加強行業協會的協調，在價格上能夠有協調一致的看法，在招標、投資，或者大宗產品進出口上，就可以避免相互殺價。內訌的結果就造成大的利益讓外國人得到了，自己得到了小頭的利益，而且造成我們企業之間的相互仇視，不和諧的關係。
所以當時朱總理問，你們十五年以後能解決嗎?入世已經十年了，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等到十五年的時候能夠解決麼?我想未必。所以要整體提高中國企業的素質，提高大家在企業經營和銷售方面的誠信度，提高一種透明度，這樣才能使這個問題得到滿意的解決。
中國不應承擔超出國力的義務
日報：入世十年，從當年談判的親歷者，後來到了博鰲論壇，又到現在的G20論壇，成為一個觀察者，客觀來看，你認為入世十年給中國到底帶來哪些改變?
龍永圖：帶給中國最大的改變就是中國的迅速崛起。我們在入世談判結束的時候根本沒有想到，入世十年以後，外貿進出口可以超過上萬億美元，那個時候我們才5000億美元。我們也沒有想到，在入世九年以後就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也沒有想到入世以後才幾年，就成為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
一切都發展得太快了，但太快也存在一個大問題，就是我們準備好了沒有。面對這麼多的外匯儲備我們準備好了沒有，面對這麼好的出口形勢我們怎麼樣加大外貿的力度，來實現進出口基本平衡，來逐步減少外貿順差，減少在外匯儲備上的壓力，減少國外對我們順差過大而提出的抱怨，並避免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借口。
前一段時間我看到一個非洲的議員說，非洲人在跑步的時候跑得太快了，快到山頂的時候就歇一歇，問他你為什麼要歇一歇，他說我要等一等我的靈魂。
對於中國來說，經過那麼多年快速的發展，國家軟實力的建設、國民素質的建設、企業文化的建設、文化產業的建設，遠遠落後於我們在一大堆硬指標上所取得的成果。所以我們現在確實需要考慮怎麼加強我們短腿的問題。
當然我覺得中國保持一定的速度是應該的，中國這麼大的國家，今後還是要保持7%、8%的增長速度才能解決就業問題和其他一些問題。但是在快的同時怎麼解決快帶來的問題，這是我們入世十年的時候面對一大堆好消息時應該進行的一些反思。
日報：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使得國際社會對中國有了很高的期望，比如在歷次經濟危機當中中國是不是應該承擔更多更大的責任。在這樣的背景下，你覺得中國在未來國際社會中的角色定位應該是怎樣的?
龍永圖：這也是我這次在日內瓦期間大家問的問題，也就是在新的經濟秩序中，中國到底扮演一個什麼角色?當時我講，我們在入世談判中特別強調一個原則 --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就是一個國家有多大的實力就承擔多大的義務。一方面我們應該承認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中國確實不是十年前那個發展中國家。
中國的GDP已經從當年的第六位，上升到現在第二位了，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也很快會成為全球最大的進口國。中國會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但是大家也應看到中國畢竟還是個發展中國家，我們從人均GDP來講，還是排在全球91位，雖然這幾年上升得很快，但是中國自己還有很多的問題要解決。
中國願意比過去承擔更多的義務，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國內對自己人講，我們不能夠把中國入世當年開放市場的承諾作為開放的一個底線，因為那個時候開放的承諾都是適合國家十年前經濟和貿易實力的，現在我們貿易和經濟實力大大不一樣了，所以應該承擔更大的開放市場的義務。但中國畢竟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也不應承擔超出我們國力的義務。
現在美國雖然遭到了這次金融危機的衝擊，但是美國作為全球經濟的中心，這一點沒有根本改變，美國的經濟實力還是很強的，經濟復甦的能力也是很強的，所以在今後整個國際經濟秩序當中和國際貿易談判當中，美國還必須承擔最大的責任。
歐洲經濟算是遭到了重挫，但是中國有句老話，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歐洲國家自身經濟長期積累的力量和他們的綜合國力，都不是一兩次經濟危機能摧毀的，所以歐洲也應該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當然我們新興經濟體也能幫助解決一些問題，但只是協助而已，真正解決問題還得靠他們自己，這是經濟實力決定的，並不是我們推卸責任。
未來十年最大挑戰
是民生改善和社會穩定
日報：展望未來十年，你認為中國面對的最大挑戰或可能的難題會是什麼呢?
龍永圖：我覺得現在就是要實現中央講的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更多地注重民生的改善和社會的穩定。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是不是好，有兩個標準，一個就是社會是不是穩定和諧，第二個就是民生問題是不是得到更好地解決。所以這樣一個問題提出以後，我覺得中國以後的十年，還是要保持經濟的平穩快速增長，發展依然是硬道理，這一點是不能變的，但是發展的目的是什麼，不是為了發展而發展，為了GDP的增長而增長，為了追求世界第一第二，而是為了滿足老百姓的民生需求。
過去我們比較重視大的企業，以後要更多關注中小企業，這樣中國的經濟就充滿活力，不是一個大的骨架子，而是有血有肉的一個肌體。我們的金融業過去也是有這樣的問題，我們的其他產業都有這樣的問題，以後整個的產業導向，從整個金融的導向，都應該發生一些變化。比如外貿，我們要更多注重進口，來改善老百姓的需求，使老百姓能夠充分享受外匯儲備增加以後，在國際上利用比較優勢帶來的好處。我們也要加快對外投資，使得我們中國企業能夠逐步地走出去，使我們中國企業不僅在國內市場經濟得到考驗，在國際的市場經濟當中更加成熟更加成長，這樣我國的對外開放和改革都可以上一個新的台階，使我們中國經濟發展的腳步更加穩健，使中國發展有利於國際發展，使得國際給我們更多的尊重。
龍永圖簡歷
●1943年5月，生於湖南長沙。
●1961年8月~1965年8月，貴州大學外語系學習。
●1965年9月~1973年5月，就職於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
●1973年5月~1974年8月，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
●1974年8月~1977年9月，任經貿部六局翻譯。
●1977年9月~1979年12月，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隨員、三秘。
●1979年12月~1986年4月，任聯合國計劃開發署總部區域項目P4級官員等職。
●1986年4月~1992年1月，任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副主任。
●1992年1月~1993年4月，任經貿部國際聯絡司司長。
●1993年4月~2003年1月，歷任外經貿部國際經貿關係司司長、部長助理、首席談判代表、副部長等職。
●2003年1月~2010年7月，任博鰲亞洲論壇理事、秘書長等職。
●2010年7月至今，任博鰲亞洲論壇咨詢委員會委員，G20論壇秘書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