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新京報報道，1月10日，最高法出台一份意見，要求在危害生產安全的刑事案件審判中，嚴格控制緩刑、減刑和假釋。
去年全國各類事故34萬餘起，死亡7.5萬餘人，安全生產形勢嚴峻。由於刑法在涉及「重大責任事故罪」量刑中存有漏洞，未規定「什麼是情節特別惡劣」，加上責任人常積極賠錢了事，所以審判中往往出現輕判，生產責任事故接連發生。
此次最高法出台意見，強化事故責任的區分，提高緩刑適用的門檻，並強調要嚴懲事故背後的官員瀆職，以遏制安全生產責任事故的頻繁發生。
1月17日，王榮利從北京趕回西安，這名研究中國企業家犯罪問題的律師，剛在京參加了一個相關主題的新聞發佈會。他感覺到，國內的安全生產形勢很嚴峻。
此前，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簡稱國家安監總局）公佈的一組數據，讓他憂心。
2011年，全國發生各類事故34萬餘起，死亡7.5萬餘人。
讓他更擔憂的是，國家安監總局的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生產事故案件中，追究處理4799人，其中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只有808人，其他責任人僅被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生產安全刑事案件中，存在量刑過輕。」王榮利說，許多企業主獲得緩刑後，依然可以從事生產經營。
1月10日，最高法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危害生產安全刑事案件審判工作的意見》（簡稱《意見》），要求嚴格控制緩刑、減刑和假釋，避免負面影響。
《意見》指出，目前，忽視生產安全的現象仍然非常突出，相關案件處理不好，影響社會穩定。
緩刑濫觴之源
刑法在「重大責任事故罪」中未界定什麼是「情節特別惡劣」，致使審判出現刑不當罪
北京大學刑法學教授劉守芬，專題研究過「重大責任事故」案件。她發現，刑法在這方面的設置，存在明顯不合理之處，致使一些判決量刑過輕，刑不當罪。
在她研究的63個重大責任事故案例中，「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占58.9%，其中，有超過1/4的重大責任事故犯罪人被適用緩刑。
2006年，北京一工地的項目經理趙某，為趕工期，在明知工地上方有高壓線通過、施工存在安全隱患的情況下，仍安排工人施工，致使一工人被電擊死亡。
法院在判決書中稱，被告人趙某已構成重大責任事故罪，依法應予懲處。但鑒於被告人趙某自動投案，如實供述罪行，系自首，依法予以從輕處罰，一併考慮到被告人已賠償了被害人家屬的經濟損失，酌情予以從輕處罰並宣告緩刑。
2008年底，長沙一施工電梯墜落，導致18人死亡、1人重傷。7人被以「重大責任事故罪」判處有期徒刑，但有5人因為「具有自首情節或者認罪態度較好」被宣告緩刑。
劉守芬研究發現，緩刑適用率高，和刑法設置不合理有關。
刑法為1997年頒布，其中涉及生產安全的，主要是「重大責任事故罪」。
該罪有兩個量刑幅度，一條是，「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另一條是，「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對於什麼案件屬於「情節特別惡劣」，什麼案件又屬於「重大傷亡事故」，刑法未作規定，留給法官自由裁量。
而「重大傷亡事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又正好是符合緩刑適用的先決條件。
所以，法官裁量緩刑適用的空間很大。
「過失犯罪常被輕判」
法官馬賢興認為生產事故中責任人願意賠錢了事，但輕判等於縱容，無法杜絕事故發生
馬賢興是湖南寧鄉縣法院院長，2010年度湖南省最具影響力法治人物。2009年，他作為審判長審理了一起重大責任事故案。他曾對此做過一些思考。
馬賢興發現，由於刑法在這方面設置得不清晰，量刑輕重很大程度會依靠法官對此類案件的認識。
馬賢興所處理的案件很簡單：被告人劉某聘用兩名無證起重機司機，在操作中將一人砸死，被害人損失由施工方賠償到位。公訴人、被告人、辯護人、法官對判「重大責任事故罪」沒有爭議。
在量刑上，馬賢興專門設置了量刑辯論環節，並在中國法院網等網站上直播。
公訴人認為：鑒於被告人到案後，認罪態度較好，可酌情從輕處罰。鑒於民事部分已履行賠償協議，建議以重大責任事故罪對被告人劉某處以一年以內的有期徒刑。
劉某及其辯護人認為，自己的行為雖觸犯了刑法，構成重大責任事故罪，但其屬於過失犯罪，社會危害性小，具有自首情節，其犯罪情節較輕，悔罪真誠，且系初犯、偶犯，請求適用緩刑。
「讓被告人再多賠些錢給被害人家屬，取得被害方諒解，然後對被告人宣告緩刑，或許是本案當事人都可以接受的一個結果。」馬賢興說。
但是馬賢興沒有這樣判。
他認為，一旦適用緩刑，聘用沒有資質的人員操作大型設備的人會繼續，因為「就算出了事情，賠錢就可以了」。這類的事故不會杜絕，而會繼續。
最終，劉某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
在宣判前，馬賢興特意對劉某說了一句話：「生命大於天，責任重於山，這就是我認為對這類案件不宜適用緩刑的根本道理所在。」
馬賢興也知道，此類案件的確也存在輕判的現象。他說，「因為法官會認為，責任事故犯罪，不是故意犯罪，屬過失犯罪，人身危害相對較小。」
王榮利認為，量刑過輕無疑是縱容犯罪，只會使得安全事故頻發。
2003年，北京一被告人王某因違章組織施工，致使施工的廣告牌倒塌砸死兩人，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一年後，王某又在無經營執照、無施工資質、無施工方案、無安全規章制度的情況下，承攬工程，僱用無資質農民施工，致一人跌落死亡。他緩刑考驗期未滿，再次因重大責任事故坐上被告人席。
這一次，法院撤銷緩刑，並對前罪和後罪實行數罪並罰，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從重從嚴，漸成趨勢
為遏制礦難頻發，2007年最高法對礦山生產收緊緩刑適用，2012年推行至各生產領域
安生生產事故常現於礦山開採，2005年至2006年，礦難事故頻發。
2006年，為遏制頻發的礦難事故，在國家安監總局的建議下，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刑法。
刑法修正案中，將強令違章冒險作業罪的刑罰幅度從「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到「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還增設了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
但對於什麼是「重大傷亡事故」和什麼是「情節特別惡劣」，刑法修正案未作明晰。
在2007年，最高法和最高檢作出一項司法解釋，界定了上述兩者的概念。
《關於辦理危害礦山生產安全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傷三人以上的；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00萬元以上的；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情形」為「重大傷亡事故或其他嚴重後果」。
解釋中還規定，「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傷十人以上的；造成直接經濟損失300萬元以上的；其他特別惡劣的情節」為「情節特別惡劣」。
但這一界定僅限於礦山事故案件處理。其他領域的生產安全責任，仍未得到明確。
直到2012年1月，情況徹底改變。
最高法出台相關《意見》，將礦山事故案件中的責任界定，推廣到生產中的各個領域。
最高法這樣解釋出台該《意見》的背景，個別地方和行業重特大責任事故上升；一些重特大生產安全責任事故舉國關注，相關案件處理不好，不利於生產安全責任事故的防範，損害黨和國家形象，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14種情形不得緩刑
最高法提高緩刑門檻，清晰界定如何區分事故中主、次要責任，並發佈典型審判案例
此次最高法《關於進一步加強危害生產安全刑事案件審判工作的意見》的總體精神是，嚴格依法，從嚴懲處。
《意見》首先從區分責任入手。
在以前，刑法並未界定安全事故中的主要責任和次要責任。
此次《意見》則規定，一般情況下，對生產、作業負有組織、指揮或者管理職責的負責人……對重大生產安全事故的發生起決定性、關鍵性作用的，應當承擔主要責任。
《意見》除了界定了「什麼是重大傷亡」、「什麼是情節特別惡劣」之外，還提升了緩刑適用的門檻。
《意見》規定7種情形不得適用緩刑，其中包括，「非法、違法生產的」、「無基本勞動安全設施的」、「偽造、隱藏影響事故調查證據的」等情形。
這7種情形，在以前都有可能獲得緩刑。
《意見》還規定了7種情形必須重罰，其中包括，「國家工作人員違反規定投資入股生產經營企業，構成危害生產安全犯罪的」、「貪污賄賂行為與事故發生存在關聯性的」等。
最高法在發佈《意見》的同時，還發佈三個危害生產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涉及情節認定、數罪並罰、責任劃分以及緩刑適用。
其中一個案例發生在江蘇。
2010年，南京城市快速內環工程「11·26」事故，造成7人死亡、3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達700萬元。
調查認定，這是一起施工單位違反施工順序、施工組織混亂，監理單位未認真履職，監督部門監管不到位，設計單位交底不細造成的生產安全責任事故。
梁宗剛、邵迎分別為項目經理、工程師，被認定為負事故的主要責任。
楊軍為監理工程師，被認定為負事故的次要責任。
梁宗剛、邵迎均被判刑三年，楊軍則被判刑三年，緩刑四年。
法官馬賢興看了案例後說，梁宗剛等人均被判三年有期徒刑，且他們有積極施救、賠償悔罪等情節，按以往判罰，3人有可能均會被判緩刑。而此次判罰對前兩名認定為主要責任，所以未判緩刑，後一名被認定次要責任，予以了緩刑。
「這體現了刑罰對過失犯罪的寬嚴相濟。」馬賢興說。
嚴懲瀆職官員
重大生產事故背後多有官員瀆職，以往常被輕罰，此次最高法《意見》要求嚴懲瀆職
最高法的《意見》還提到，在安全生產事故中，要嚴懲職務犯罪。
與此同時，最高檢也下發了一份相關「意見」，要求「依法介入重大安全生產責任事故調查，嚴肅查處事故背後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瀆職犯罪案件。」
何家弘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瀆職侵權檢察廳副廳長。
他告訴記者，在礦難、垮塌、撞車等安全事故的背後，往往都存在著瀆職等職務犯罪。目前國家對瀆職犯罪的懲罰不力，很重要的一個表現就是判緩刑的太多。
據報道，2005年至2009年6月，被判決有罪的17671名瀆職侵權被告人中，宣告免予刑事處罰的9707人，宣告緩刑的5390人，合計佔到85.4%。
雲南省的一項調查發現，官員瀆職案件緩刑占適用總人數九成之多。
有評論說，誰表演得好，誰的眼淚流得多，誰的悔過書寫得長，或者說誰更虛偽，可能就更容易獲得緩刑。
徐玉發律師長期關注官員職務犯罪緩刑率過高問題。
他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對於那些沒有視政治生命為最高價值的官員來說，緩刑的影響不大。「大不了換個地方，還可以利用優勢做生意，做老總」。
何家弘認為，本來能夠查清的瀆職犯罪並起訴到法院的就不多，結果大多數還判了緩刑，刑罰的威懾力被大打折扣。
何家弘說：瀆職犯罪的危害是非常嚴重的，其造成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比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的後果更為嚴重。
「限制緩刑的適用，很有必要。」何家弘說。
最高法此次出台的《意見》中，規定7種情形必須重罰，有4條是針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一條規定，「生產安全事故發生後，負有報告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不報或者謊報事故情況，要重罰。」
《意見》漏洞有待彌補
專家發現《意見》禁用緩刑時使用「原則上」這個模糊性詞語，擔心給地方留下規避空間
何家弘在肯定《意見》出台「很有必要」的同時，對《意見》對地方法院的執行力心存疑問。他認為，瀆職犯罪查處不力的主要原因在於，一些領導對瀆職犯罪的危害性認識不足，有人保護，有人說情。「當地政府的領導不支持，嚴懲瀆職犯罪就很難實現」。
何家弘還注意到《意見》中有一些模糊性的表述。
《意見》在規定14種情形不適用緩刑時的表述是，「具有下列情節的被告人，原則上不適用緩刑」。
何家弘說，這「原則上」難免給地方司法機關留下規避空間。一些地方可能在權勢影響下強調自己案件的特殊性，不屬於「原則上」的範疇。
何家弘認為，最高法還應加強「案例指導制度」的功能，運用具體判例來明確規則，盡量壓縮地方法院在執行《意見》時的自由裁量空間。
最高法在去年發過第一批指導性案例，此類案例對地方法院的指導性很強。
而此次隨同《意見》發佈的3個案例，並未被列入指導性案例。
最高法介紹稱，發佈這3個案例，是為充分發揮重大、典型案件的教育警示作用。
王榮利對此項《意見》的出台，抱著審慎樂觀的態度。
他說，這個意見可以有效遏制對有關人員犯罪量刑過輕的傾向，有利於進一步促進企業負責人加強安全生產管理，減少生產安全事故的發生。
「但這只是司法部門的一種意願，」王榮利說，要真正減少安全生產事故，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司法部門一家就可以做到的。
《意見》中有一些模糊性的表述，在規定14種情形不適用緩刑時的表述是，「具有下列情節的被告人，原則上不適用緩刑」。這裡的「原則上」難免會給地方司法機關留下規避空間。一些地方可能在權勢影響下強調自己案件的特殊性，不屬於「原則上」的範疇。——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何家弘
14種情形不適用緩刑
最高法出台《意見》，具有以下情形的，從重處罰：
1.國家工作人員違反規定投資入股生產經營企業，構成危害生產安全犯罪的
2.貪污賄賂行為與事故發生存在關聯性的
3.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與事故存在直接因果關係的
4.以行賄方式逃避安全生產監督管理，或者非法、違法生產、作業的
5.生產安全事故發生後，負有報告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不報或者謊報事故情況，貽誤事故搶救，尚未構成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的
6.事故發生後，採取轉移、藏匿、毀滅遇難人員屍體，或毀滅、偽造、隱藏影響事故調查的證據，或轉移財產，逃避責任的
7.曾因安全生產設施或安全生產條件不符合國家規定，被監督管理部門處罰或責令改正，一年內再次違規生產致使發生重大生產安全事故的
《意見》規定，具有以下情形的，屬「情節特別惡劣」：
1.非法、違法生產的
2.無基本勞動安全設施或未向生產、作業人員提供必要的勞動防護用品，生產、作業人員勞動安全無保障的
3.曾因安全生產設施或者安全生產條件不符合國家規定，被監督管理部門處罰或責令改正，一年內再次違規生產致使發生重大生產安全事故的
4.關閉、故意破壞必要安全警示設備的
5.已發現事故隱患，未採取有效措施，導致發生重大事故
6.事故後不積極搶救人員，或毀滅、偽造、隱藏影響事故調查證據，或轉移財產逃避責任的
7.其他特別惡劣的情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