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南方都市報報道，正如學者們觀察到的，中美關係正處在一個關鍵的時期，中美之間的信任亟待加深，作為中美兩國定期對話機制，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正是雙方增進瞭解和互信的重要機會。在本次戰略與經濟對話之前，南都專訪了美國國際關係學界的重要學者、「軟實力」概念的提出人，曾任克林頓政府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和助理國防部長的約瑟夫·奈。
中國尚未充分利用自己的軟實力資源
南都：我們知道你最近來過中國很多次，這次來有什麼不一樣的感受？
約瑟夫·奈：我第一次到中國來是在1982年，我認為今天的中國和1982年的中國相比是一個成功的故事。而跟我上次來相比，很明顯中國對於政治的關切更多了。
南都：我聽了你的北大和人大的兩場講座，你提到國家軟實力來源於文化、價值觀和外交政策，你能不能再談一談怎樣的文化、價值觀和外交政策會帶來軟實力？
約瑟夫·奈：談到文化，傳統中國文化非常有吸引力，通過建立孔子學院，來幫助其他國家的人瞭解中國文化的想法很好。相類似的，孔子學說所宣揚的一些和諧價值觀也很有吸引力，這對於中國的國家軟實力都是有貢獻的。
關於外交政策，關鍵問題是中國是否會繼續沿著鄧小平的建議走，保持低姿態，還是會試圖變得更強硬？這個問題還沒有一個確定答案。不過我認為，中國有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使其擁有足夠提升軟實力的潛力，但中國還沒能充分發揮這些資源的作用。
南都：在講座中你也提到，如果一個國家的軟實力能夠與硬實力同步增長，周邊國家不會對它的崛起感到恐懼。
約瑟夫·奈：如果中國的軟實力提升了，能為實現目標創造一些空間，使得協商利益不一致的問題變得容易些。比如說，美國有時會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產生貿易摩擦，甚至有邊界糾紛，但因為美國對加拿大和墨西哥來說有很強的軟實力，從而為商討解決方式提供了基礎，這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如果中國能提升其在鄰國公眾輿論中的軟實力的話，它將得到更好的談判協商的能力。
南都：你認為中國擁有了什麼樣的軟實力？中國的哪些行為增加了自己的軟實力？哪些行為又削弱了自身的軟實力呢？
約瑟夫·奈：中國已經從傳統的孔子思想中得到了軟實力，因此我覺得孔子學院是一個很好的想法。充分展示了中國文化的上海世博會也很好地提升了中國的軟實力。中國取得了經濟發展成就，讓人們變得富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經濟也是引導軟實力發展的一個因素。所以中國還有很多發展軟實力的資源。
我舉個例子，昨天(4月25日)我坐高鐵前往濟南，到山東大學作演講，我被高鐵的高速和良好管理吸引了，這就提高了中國對我的吸引力，這就是軟實力。
我不認為美國正在持續衰落
南都：李侃如和王緝思兩位學者近期的報告你可能已經讀過，因為你的講座中提到了。報告中說2008年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你在講座中也提到了2008年，那一年究竟發生了什麼？
約瑟夫·奈：2008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國際金融危機自美國開始爆發，這次金融危機不僅損害了美國的經濟，也影響了美國的軟實力，很多中國人相信這意味著美國的衰落。但我覺得這是一個誤解，雖然2008年是美國倒退的一年，但我不認為美國正在衰落，我相信美國會從金融危機的影響中恢復。實際上那只是暫時的倒退，而並非標誌著衰落。
南都：這是2008年發生的唯一的事情？
約瑟夫·奈：2008年還發生了很多事情，還有北京奧運，這對中國是一件好事，它提升了中國的軟實力。從2011年胡錦濤訪美之後，從戴秉國發表的文章中也可看出，中國高層很清楚現實情況是，中國仍然需要和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合作。
很顯然，在任何的外交關係中肯定會存在一些零和關係的方面，但外交關係中更積極的共贏局面還是佔大多數的。只要還有「零和」的想法，它就會變成自我滿足。就是我在講座中說的，相信衝突的不可避免性本身就會製造衝突。正如李侃如與王緝思文章中提到的，中國高層對於現實有清楚的認識這一點非常重要。
南都：你認為中國對於自己的實力有誤讀？
約瑟夫·奈：我想如果回到五年前，中國對自己有著非常好的定位，2008年則發生了變化，美國經濟因金融危機受損，而中國則並未受太多影響。我認為，中國應該繼續堅持鄧小平所設想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
中國或許缺少一個協調各方意見的機構
南都：有觀點認為，中美之間的互不信任是由美國一些損害了中方核心利益的舉動引起的，比如說對台軍售，你對此怎麼看？
約瑟夫·奈：美方尊重一個中國的原則，認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對台軍售不是新鮮事，幾十年前就有，我們認為它是為了保障台灣民眾不受侵犯，並使他們在兩岸交流和談判中有足夠的底氣提出自己的關切和要求。這實際上並沒有從根本上損害兩岸關係，實際上兩岸協商一直在進行。
南都：上世紀90年代你曾經在克林頓政府中工作，能否講述一下美國政府部門在中國問題上的表現？對於中國相關問題都有過哪些爭論？
約瑟夫·奈：出於責任，每個政府機構都會從自己的角度來看待問題，用軍事手段來保衛國家再正常不過，這是國防部門的工作；外交部則會考慮如何通過外交手段來解決問題；白宮則努力綜合各方利益，呈現盡可能完整的圖景；國務院負責執行。所以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利益是很正常。有一點值得注意，在美國的政府體系中，我們有國家安全委員會協助白宮協調好各方意見。就我的瞭解，在中國沒有類似的機構，結果就是中國的某些政府部門做出的決策可能會令另外一個政府部門大吃一驚。這可能會出問題。
「重返亞洲」政策實際上內涵豐富
南都：很多中國人對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感到擔心，基於這個新的想法，政府會有什麼新決策？
約瑟夫·奈：我覺得用「重返」這個詞並不是很好，因為實際上美國從來沒有離開過亞洲，美國本身也是太平洋國家，美國把它自己看做是亞太地區的一員。我覺得用「重新關注」更為合適，這實際上是指與布什政府時期聚焦伊拉克和阿富汗相比，奧巴馬政府希望將更多關注的焦點聚集在亞洲。
如果亞洲仍然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的話，那麼美國在21世紀頭十年關注世界上兩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決定其實是非常愚蠢的。所以我認為重新關注亞洲的政策非常正確，這對中美兩國同時都有好處，比如重新聚焦在亞洲的經濟上，那麼中美兩國都能從雙方的經濟交往中獲益。我認為奧巴馬政府的用詞不夠好，但關注世界經濟最生機勃勃的地區的總體思想是非常有意義的。
而「重新關注亞洲」這一政策實際上內涵豐富，它包括經濟、政治、社會等等。給你舉個例，在布什政府期間，當時的國務卿賴斯缺席了兩次東盟地區論壇，這一舉動被亞洲國家注意到，他們因此發現，美國的關注焦點並不在亞洲身上，或許是在阿富汗或伊拉克身上。與此形成對比，希拉裡則很確定要去參加每一次東盟地區論壇，這是一個能說明什麼叫「重新關注」的例子。
南都：你說你是中美關係中的樂觀主義者，是什麼原因讓你抱持了樂觀態度？
約瑟夫·奈：中美之間並沒有真正給對方帶來威脅，有些人提到的實質性威脅其實也不存在。如果回顧過去的20世紀，德國、蘇聯等對美國造成了實質性威脅，但中國沒有。有時候我們有不同利益，但差異並不明顯。同樣，美國也不會對中國造成重大威脅，中美之間並沒有嚴重的利益衝突。當然小的衝突存在，可這是很正常的，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能妥善處理這些衝突，我想只要中美兩國保持理解互信，答案是肯定的，就像王緝思和李侃如寫到的那樣。所以第一個令我樂觀的原因是兩國之間的根本性衝突很少。
我另外一個感到樂觀的原因是，中美之間經濟的依存度相當高。克林頓在上世紀90年代已經做出過一個慎重的決定，不是去牽制，而是接納中國。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與中國有這麼頻繁的貿易往來，有125000中國學生在美國留學。這些都不是牽制的表現。相互依賴對中美雙方是有利的，這意味著我們願意通過協商和談判來解決利益衝突問題，而不是讓衝突升級。
第三，如果你看看21世紀之後新出現的關注話題，比如環境、國家恐怖主義、國際金融穩定等等，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單獨解決這些問題，而是需要中國、美國還有其他國家通力合作，也要求更多的軟實力，尤其是在合作和吸引力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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