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南方人物周刊報道，日本在華作家加籐嘉一近日在南京簽名售書面對中國讀者提問時表示，「當年日本在南京的事，我始終不明白。」隨後甘肅省教育廳叫停加籐原定6月8日晚在甘肅農業大學的講座。在回答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在釣魚島問題上你在中日兩國的表達不一樣」的質疑時時，加籐稱我不可能主張這個島是中國的，但你面向這裡的讀者，就要表達得溫和中庸辯證，至少在中國，你不這樣表達人家是根本不接受的。
紅人加籐「混」在中國
「所有活動取消了。」
6月8日中午，加籐給我發來短信。這意味著他的「西部高校行」活動遇到了難題。按照計劃，這本是他在中國的告別演出，兩個月後，他將離開這個生活了9年的國家，去往下一站美國。我回復道：也好，這下可以名正言順給自己放個假了。
很快他打來電話，情緒低落。顯然，這樣一種告別方式讓他難過。「很遺憾，我本來準備在最後那場講座時大哭一場的，」他說，「但是現在沒有機會了。」
半個月前的南京，他在回答一個讀者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提問時，談到年輕人應該多一些渠道瞭解歷史。這個答案沒能讓在場的一位女聽眾滿意。很快，一篇《致加籐嘉一，也致困惑的年輕人》以及針對他的憤怒情緒在網上如病毒般四下蔓延，「不承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人」的標籤貼到了他身上。在甘肅省教育廳的直接干預下，加籐對甘肅農業大學的訪問被「堅決制止」。連帶的一系列反應，終於導致「西部高校行」泡湯。
「你知道我的立場。」他有些委屈，「要是我一直否認或者質疑南京大屠殺，那你說我能走到今天嗎?」
「但聽眾也許只關心你回答『有』或者『沒有』。」考慮到他的糟糕情緒，我盡量壓抑住一些調笑他的想法。
他卻頗為沮喪，甚至產生了一些幻滅感：「我在中國的9年就像泡沫。」在過去的無數場合，類似的「敏感問題」他被問過很多次。他自評表現得不錯，「一直沒有迴避過問題」。「你越做越覺得自己不會失控。」同樣的問題永遠有人在問，當關卡一遍遍重複，沖關者的神經難免麻木。
我想起他說過「中國人最煩日本人說教」，顯然這回他沒忍住。中國人更習慣外國人彬彬有禮，賓主一團和氣。但如若不是那些超越和氣的言論，加籐就不是今天的加籐了。
「我是日本人」
每次機場入關，加籐注意到，中國海關官員似乎對他比對旁人要多點興趣。
「您這次來是做什麼?」護照遞進窗口，玻璃裡面的人盯著電腦屏幕像是一激靈，猛然發問。
「我——是來促進中日友好的。」加籐稍作遲疑，狡猾地答道。
「哦，這樣……」海關官員拿捏了一下這個虛頭巴腦的回答，又問：「那麼這次呆幾天呢?」
「不好說。」
「為什麼?」
「因為貴國計劃趕不上變化啊!」
日本人習得的這套中國太極屢試不爽，兩人相視一笑，加籐便被放過關去。「其實他們對外國人一般是不問的，」加籐說，「我覺得屏幕上可能有個什麼東西，肯定不是黑名單，不過大約也是『需要關注人群』一類吧。」不少人懷疑他是間諜。「你見過到處接受採訪的間諜嗎?」他反問。
中國人的議論並非沒有理由。5月7日，加籐從美國參加一個會議回到北京，跟我在好運街喝完一杯扎啤，已是深夜11點。「我要去見使館的人，」他忙著告別，「得跟他匯報下參會的情況。」
在加籐的文章和訪談中，常能看到他有意無意透露跟中日雙方的「有關部門」都很熟。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加籐的導師朱鋒就曾批評過他「愛吹牛，說大話」。「這是一種保護。」他說，「我說大話是有根據、有戰略的，你們不要隨便欺負我。我肯定不是隨便說我認識薄熙來，不然恐怕早有人『搞』我了吧。」
我曾看到加籐在日本電視節目上的表現，畢恭畢敬，甚至唯唯諾諾。那個在《鏘鏘三人行》上翹起二郎腿指點江山的加籐完全不見蹤影。他很清楚在相隔一個時區的兩個國度，舉止言行也得像撥時針一樣作出調整。「我並不愛中國」，他說，「愛上的話，我就死定了。我不是大山(演員)那樣的老外，保持距離是我的底線。」
如果中日必有一戰，你支持哪邊?——加籐常被問到這個問題。「諸位，我是個日本人。」他頓了頓，眼神變得嚴肅冷酷，又重複一遍：「我是個日本人啊!」
「我沒勾引啊」
2009年，新疆「7·5」事件後，加籐接到一個民族問題智囊機構的會議邀請。在此之前，他寫過一篇《中國民族政策的下一步》發表在FT中文網上。
「我說領導，其實，中共在這個問題上的落腳點是很清楚的，就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身份證裡把『民族』兩個字去掉，不能是別的，絕對是對的!」在被問到「如果是你怎麼辦」時，加籐以一種不容置疑的口氣回答。「一定相信我，沒錯的。」
「你看哪一個國家是最像貴國的，哪一個國家是你們最希望成為的?毫無疑問，美國嘛。美國難道沒有民族問題嗎?他們的問題比貴國嚴重多了，貴國絕對不是個另類啊。人家怎麼搞的?你不管是外地人外國人還是外星人，都可以享受同樣的權利但要承擔同樣的義務，這才是平等公平的民族政策。美國做到了，貴國為什麼做不到?
「現在民族問題來源在哪裡?漢族對少數民族不滿，因為他們從小享受特權，考試加分;少數民族也不滿，他們不會漢語，找不到工作。所以現在最重要的，不管是什麼民族，他的起點應該是平等的，取消掉那些特權，讓他們學普通話。在身份證上去掉『民族』，不要把民族等同於身份，它不過是個戶口的東西，去掉它。」
與會者點點頭：「這個問題，動起來會涉及到方方面面……」話音未落，加籐已經起身開始收拾文件。「抱歉領導，我有點事，得先走了!」
他承認自己是故意的。「人家是部長級的幹部，我在他聽到最高潮的時候走掉，很少有人會在他面前這樣吧?他會覺得這個人很不一樣，很牛逼啊!他趕緊上來拉住我要手機號，我知道這樣肯定會有下次的。」
我開玩笑說，這是在勾引。他擺出一副無辜樣子，「我沒勾引啊……那我跟你說，我是個外國人，人家地位比我高，什麼都比我大，那我靠什麼?我只能靠我的邏輯，我的素材，甚至是對場地的支配——你必須讓他覺得這個人有魅力!你不能光靠邏輯，中國現在好的觀點太多啦，但是你給他製造一種失落感，那就不一樣了。」
2012年1月，《學習時報》發表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的《對當前民族領域問題的幾點思考》，文中寫道：我個人傾向於將來居民身份證中取消「民族」一欄，不再增設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學生混校。
入鄉隨俗
對於想要認識的人，加籐的古怪招數還有很多。某人去廁所，加籐跟在後面——哎你好你好!會場裡，某副部長衣服掛在椅子後面，他故意走過去把衣服碰掉，——啊，對不起對不起!——噢，加籐君!「這種事情很重要。」他說，「其實就是搭訕，但這需要魄力。細節決定成敗啊。」我問他從哪學來的這套，他兩眼一橫：「沒學過啊，哪裡學?我覺得這方面我可能是有天賦的吧，天生就會這個。」
加籐喜歡中國的飯局，因為總能認識一些新的人，他們會給他帶來一些行業內幕，這些都將是他下一次寫作或演講的素材。而中國人的熱情也並非沒有理由，一個來自日本的名人出現在飯局上，會讓東道主感到「很有面子」。而他對熱點問題的點評，又總是能精準地抓住人們的目光。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微博上只有3件事：吵、鬧、搞。」他喜歡用日本人中意的數字3來概括自己的見解，「我對中國的未來有3個判斷：沒有信仰的公民，沒有共識的社會，沒有藍圖的改革。」聽眾屏氣凝神，饒有興味地聆聽他對時弊犀利的點評。這些觀點算不上新鮮和高明，但一個外國人以流利的漢語和自信的口氣說出來，多少總比那些普通話也講不清楚的學究更具觀賞性。
「西方記者經常問我，為什麼你這麼受中國人喜歡。」他洋洋得意，「因為我知道他們的閱讀習慣和接受能力。《紐約時報》老說這毛病那毛病人家是不愛聽的。你看中央的講話——『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要學會入鄉隨俗。」
加籐在公共場合的表達語態是保守的，聽他在講台上以一種過於流利的語速高談闊論時(他少有語誤，幾乎不打磕巴)，我有時會想起那些央視評論節目裡誰也不想得罪的嘉賓。出於對中國政治的解讀，《人民日報》和《新聞聯播》是他每天必看的，顯然受到了一些影響，以至於「在社會主義文化體制改革的大環境下」 這類表達都能隨手拈來。
「你說話很像長輩哎。」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演講時，一位與他同齡的提問者委婉地調侃他。
長期關注他的同濟大學學生周陽說，「加籐跟韓寒的區別，可能是前者說了50%而後者是70%，差的那20%可能是語氣，或者是一些感性的東西。但就是這點差別給我的感覺是，加籐出於害怕而保留，但我不知道他在害怕什麼。」他則抱怨學生們沒有仔細聽。「不要放棄的是希望，不要忘記的是絕望。」他一字一頓，但台下反應冷淡。沒有人為他這句苦心設計的警句鼓掌，這讓他有點痛心，「因為他們不知道前途是絕望的。」
但在私下裡，哪怕是演講的互動環節，他就會放開很多。在中央財經大學的演講提問中，學生們問到「十八大」和台灣問題，他很興奮，甚至提到「兩國兩制，這就是事實」。「沒人找我麻煩。」幾天之後我問候他「別來無恙」，他表示毫無壓力。「因為那是互動，別人問到我才說的啊。」他再次露出狡黠的微笑， 「要是我在演講中間提，那就死定了。」
「上下左右我都摻和」
在一次媒體人的聚會上，我聽說FT中文網給加籐的專欄稿酬為每篇兩萬人民幣。當我當面向他求證時，他頗有些憤憤然：「我告訴你，從2008年開始到現在，每篇500元!」
FT中文網是加籐最重視的發言陣地，因為「會被中南海裡的人看到」。「人脈就是這樣擴大的。」他說，有些官員會因為在這裡的文章而找到他。截至 2012年6月7日，加籐在4年時間裡共撰寫文章168篇，算得上是這裡最勤奮的作者之一。所涉話題從四川地震到薄熙來，從「左右派」到地溝油，不一而足。
加籐曾同時是《環球時報》和《南方週末》的評論撰稿人。在中國的輿論分野裡，這樣的現象並不多見。有人直斥他「兩邊倒」，「左右投機」。但他表示自己既非左派亦非右派，「我認識很多人，但我不混任何圈子。我不排斥任何派，上下左右我都摻和。」
2009年，《環球時報》籌劃「60周年系列評論」。此時加籐已有了一定知名度，編輯部打通他的電話，想請他寫第一篇，主題是「強調中共體制的優越性」。
說到此處，加籐詭譎地一笑。他委婉地表示能否做下調整，對方仍然堅持。經過協商，最終確定的標題叫「否定體制不是中國民意主流」。這個拗口的名字讓他想了很久，後來發現他還是說錯了兩個字。
與中國官員和官方媒體走得近成為加籐在日本國內被質疑「為中共代言」的主因。早年他回日本去電視台做節目，負責人很警惕地給他出了道題：「當代世界的主流是自由民主還是共產主義?」據說此題用以檢測他是否「在紅色中國被洗腦」。
「你不跟他們打交道怎麼瞭解這個體制呢?」他反問，「我為什麼要給《環球時報》寫文章，因為他們會給我『提供思路』，這些『思路』 往往能讓我瞭解一些內幕。我會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他們就說現在有這麼個情況，敏感時期，上級佈置了一個任務……這樣我就瞭解了。」
日本問題學者余一(化名)回憶加籐剛來中國時與他相見的情形。「我覺得他不同於普通日本年輕人，求知慾很旺盛，對社會有自己的見解。」他把加籐介紹給國內一家新聞雜誌，「我一直對他很器重，相信他這樣的年輕人，能為中日關係的好轉做一些事。」
加籐其後的涉獵顯然遠遠超出了余一的設想，他更有興趣去談論「中國的未來何去何從」之類宏大問題。但加籐在中日兩國的專欄裡的一些表現，讓余一對他感到失望。比如在釣魚島問題上，加籐的日文文章呼籲「全體國民保衛釣魚島」，但在中文專欄裡，措詞則變成了「雙方各有各的立場和說法」。
「他的立場作為日本人沒有問題，」余一說，「但是一個以寫作、演講為部分生活來源的人，應以公正為自己的行為準則。不能在日本說日本人愛聽的話，來到中國，就說中國人愛聽的。」
以知識分子的標準來要求加籐顯然有些苛刻。兩年前接受我的採訪時，加籐說他的理想是一名政治家。「你不能光討好某一派。各種人的支持你都需要，這樣才不會被人拋棄。」
「我一點頭，他們會馬上去做」
復旦大學校內的咖啡館，過往的女生拋來景仰和害羞的眼神，窩在沙發裡的加籐不時抬眼觀望，顯然不願錯過與粉絲四目相對的機會。
他在學生中的號召力讓人驚訝。在5月7日後的兩周內，他在京滬兩地的大學裡開了5場講座，場場爆滿。兩個南通的大學生，每週二坐兩小時長途汽車來上海，只為聽他在復旦新聞學院開的一節選修課。年輕人對偶像的崇拜讓人心疼，很多被選中的提問者一臉幸福茫然地站起來，用顫抖的聲音問：你為什麼這麼成功……
在中國，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裡恐怕沒有幾人能擁有如此人氣。「印象深刻是這個人的感染力，」《環球時報》編輯譚福榕說，「跟他聊天你會感覺很大的氣場，他指導了一切話題的走向。」媒體愛說他是「日本的韓寒」，他不喜歡。「我不跟任何人比較。」有朋友試圖撮合他跟韓寒搞個對談，他拒絕了。但訪談中聊到興之所至，他也會說：「我比韓寒高啊，而且高很多呢!」
他的最新一本書叫《致困惑中的年輕人》。跟那些勵志書一樣，封面上的他玉樹臨風，志得意滿。編輯的推薦語是：日本在華最具話語權專欄作家首部奮鬥智慧書。加籐嘉一與你促膝深談：年輕人該怎麼活，怎麼學，怎麼奮鬥!在講座去程的出租車裡，我從包裡拿出一本《致困惑中的年輕人》。他有些好奇地說：「呦，我還是頭一回見到這本書呢。」我遞過去，他連連擺手，那眼神就像見到醜陋的新生兒心生厭惡的父親。「不用不用，我從來不看我的書。」
「最近我出了一本爛書。」在講座中，這本書被當作獎品送給提問者。當他給學生們亮出樣書時，他總這麼說。觀眾席裡出版公司的編輯就坐我旁邊，衝我苦笑。
圖書編輯跟我抱怨，加籐一個勁催他們推進促銷活動。這表明他很關心銷售情況，畢竟關係到收入。更重要的是，這也是他在中國受歡迎程度的晴雨表。
「著作」並不是個讓他愉快的話題，因為他覺得那些書都不夠好。「最好的部分都被刪掉了，比如談論體制、民族，或者台灣、西藏。」 在過去5年裡，他在內地共有7本書面世。但他最得意的那本《愛國賊》，反思極端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崛起，沒有獲准在大陸出版。「曾經協商過，他們讓我把書名改成《愛國的準則》，我沒同意。」
毫無疑問，他的新書會被擺到「勵志·成功學」一類書架上，這一主題恰恰是他所不屑，至少他曾反對過。談及此書，他糾結的表情隱晦地表達了對自己的不滿意。
無論如何，加籐已經成為某種象徵。每天，他都會收到很多郵件讓他「滾回去」，當然也有不少求助的來信。年輕人向他傾訴成長中的苦惱，「加籐先生我要不要入黨?」學生家長憂心忡忡地問：「我的孩子是不是該出國留學，像您一樣?」或者「您覺得留學是去美國好，還是日本?」
「在他們看來我是個成功人士，」加籐說，他認為在這些純操作性的問題面前，中國家長束手無策，表明他們缺乏自信，而國內的教育環境則讓他們喪失希望。「我知道他們很想讓我說：『對，應該留學，去美國。』只要我一點頭，他們會馬上去做。」
「這是我想要的狀態」
每次講座結束，只要時間允許，加籐都要在現場滯留很久。他說自己在網上名譽欠佳，在現實中就得對粉絲們好一點。粉絲們裡三層外三層地將他圍住，他們的提問如告解般小心翼翼。只等加籐一開口，他們就會露出得到安撫的表情。
加籐有些不好意思，報之以日本人特有的羞赧。「但這是我想要的狀態。」他說，「我希望我在年輕人面前是一個值得追隨的存在。」有時他也會擺擺架子，斥責那些不得要領的提問者：「我要讓他們覺得既親切又嚴肅。」
他很自信自己的口才，和對講座現場的掌控能力。走進大學的頻率和人氣讓他自豪，並有意無意與其他公知做比較。「比如某某某，他的書很好，但演講就不那麼好。」這位躺槍的公知對加籐的評價是：「加籐的耐力和語言能力都很好。但人的精力有限，還是應該專注於一些領域。」
大學校園裡的主體90後，卻讓他感到有些壓力。「不好伺候啊，說得不好他們馬上就不耐煩。」台下的風吹草動他都很在意。「手機關一下。」「最好不要聊天。」或者乾脆沉默幾秒鐘，一臉慍色逼視那些不恭的觀眾。這可以理解為日本人對秩序和禮貌的強調，不過對於一個演講者而言，這多少有點神經質。
在外交學院的嘉賓休息室裡，幾個學生記者圍住加籐採訪。他說到也在反思自己是否適合從政，一位女生隨口附和道：是啊，我也覺得你可能不大適合。深深陷進沙發裡的加籐突然直起身板，「誰說我不適合?」他怒目圓睜，直視那位被嚇呆的女生。「你等著，我會用行動證明給你看。」聽上去簡直有點像恐嚇了。之後女生又提了一個問題，似乎想尋求兩人間的和解。加籐大聲打斷她：「作為一個長輩，我不得不指出你的問題太愚蠢。」看樣子「長輩」的自尊受到了一些挑戰——雖然人家只小他幾歲。
很難說這到底是自卑還是自大，抑或是硬幣的兩面。事後他承認自己有些失控。「我就是『菊花與刀』啊!」他哈哈大笑，所有的矛盾與糾結，似乎都可以用 60年前美國人對大和民族的總結來解釋。那本書是他來中國之後讀到的，也許讓人難以置信，這個在中國言論市場上著名的「第三眼」(其FT中文網專欄名)，人生的第一本課外書竟是2003年來中國之後讀的。
來中國之前的加籐堪稱悲催。一個底層的家庭，一個事業失敗的父親，為躲債不停搬家，最多的時候一年搬了二十多次，「比中國農民工搬得還多，你讓我哪來安全感?」他總是學校裡的新人，日本小孩也欺生。個頭高，好出風頭，外地人，作為在群體中被孤立的理由已經很充足了。冷落和排擠，恰恰戳中了自尊的加籐的痛處。某次拖鞋裡被扔蟲子後他動手打了人，而他的怒吼聽起來卻更像是哀怨：你們聯合在一起不理我，你覺得這樣對嗎?你覺得這樣的日子快樂嗎……
他對黑社會並不陌生，不擇手段的黑道規則亦見怪不怪。9年前登上飛機離開日本時，他只覺得自己是祖國的棄兒。連他自己都未想到，多年後去一個崇尚「白貓黑貓論」的國度闖蕩，竟一路順風順水。那些曾讓他身陷囹圄的黑勢力在異國他鄉，便是酒桌上要與他握手「做兄弟」的人。
「我坦白告訴你，」他語氣神秘，「把我介紹給黑幫的全是官員。」他說在中國最信任的人就是這些黑道的朋友，因為他們「簡單直接」，具有「武士道精神」。在東莞的一次政警學商頭臉闐湊的飯局上，某位神秘身份者表示讀過加籐的文章，「崇拜得不得了」。他邀請加籐作為嘉賓出席他們的「例會」。在那裡，幾百號兄弟要聽他「講兩句」。
「在當前這麼一個複雜特殊的發展階段，為了維護社會的正義，為了糾正社會的不公，我覺得中國需要一批協調的、緩衝的一些組織團隊。希望閣下你們以合理合法合情的方式，為社會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他用一種莊重和喜感混雜的口吻複述那段話，完後便像個惡作劇的少年般衝我大笑起來。
「我感謝中國，它給了我自信。我很清楚如果不是此時此地，那麼事情就是另外一種樣子。」接受完咖啡館的採訪，加籐回到在復旦第一宿舍的住處。說這番話時，他靠在躺椅上，若有所思地品嚐一種巧克力。零食是他給自己的獎賞，也是給童年的補償。「吃這種東西的時候感覺很幸福，非常幸福。」
窗外是讓人安靜的歐式老樓屋頂，落日餘暉穿過頎長的水杉潲進窗台，光影斑駁變幻。3天後，他將赴南京先鋒書店為新書籤售。在那裡，有個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問題在等著他。
不該放棄的是希望——對話加籐嘉一
「我到中國以後所做的事情，都是沒有想到的。開端沒有想到，結束也沒有想到」
先鋒書店事件
人物週刊：之前想過自己會在這個問題上出狀況嗎?
加籐嘉一(下稱「加籐」)：我一直還是很自信的，一直覺得這個問題自己處理得不錯。我太相信自己的控制能力和支配能力了。現在回想起來，無論是在網絡上還是在現場，尤其是涉及到中日間歷史，包括釣魚島這樣敏感的問題上，會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其實這麼久了，現在才有，算是運氣很好了。
人物週刊：重新來過你會怎麼說?
加籐：首先，我會這樣說，如果我說「南京大屠殺」，那我就回不去日本了。如果我說「南京事件」，我應該就在這裡呆不下去了。所以我會說，當年在南京發生的屠殺事件，這個說法中方日方都能接受，這是我的智慧，對吧。當年在南京發生的屠殺事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日本只有在這個問題上，誠實地、低調地、謙卑地面對，尊重中國國民的民族感情，才能夠友好地相處。我始終對名古屋市長的說法是有意見的，我已經公開地批評他。但是，至於當年在南京到底死了多少人，死的是什麼樣的人，我們應該好好地動員中日雙方歷史問題研究會，請雙方的歷史學家共同地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好好交流，而不要將它政治化。我的態度就是這個。
人物週刊：我覺得在一些問題上，你在中日兩邊的表達確實不太一樣，比如釣魚島問題。
加籐：我不可能主張這個島是中國的，不可能。我跟你說，這個不是得罪，而是說，畢竟你看到了不同的體制，感受到了不同的輿論環境，你面向這裡的讀者，如果要讓他們好好地思考，就要表達得溫和中庸辯證，至少在中國，你不這樣表達人家是根本不接受的。如果你只是盲目地強調日本的立場，這種態度人家是不接受的，那你的表達還有什麼意義啊。
人物週刊：那麼現在，是不是該感謝你終於獲得了休息的機會?
加籐：(想了很久)好像可以讓自己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一些做不到的地方，還有很多很多不可控的事情。可能很多時候，你也沒有走該走的過程，我覺得可能有點太快了，太倉促了。我到中國以後所做的事情，都是沒有想到的。開端沒有想到，結束也沒有想到。
底線問題
人物週刊：你現在還在看《人民日報》?
加籐：當然!每天，絕對每天。《人民日報》、《新聞聯播》。我最看不慣的那些媒體人，忽略了《人民日報》。比如說，溫家寶回憶胡耀邦，發在某一天的第二版。還有《新聞聯播》。比如說，胡錦濤和金正日會談，旁邊有習近平。這種事情我一定會關注。通過公開的報道，從外部觀察政治在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我也會思考，然後去問，問那些核心的人。
人物週刊：跟中國人交流過被罵的問題麼?
加籐：前一段時間，中央有一位退休的前高官當面感謝我。我說最近很痛苦，到處被罵。那位同志說，我看到了，加籐同志，您受罪了，您幫了我們很大的忙，該被罵的應該是我們。我說那些罵我的人根本不是反日，他們根本不知道日本是什麼，他們缺乏宣洩……我為什麼不被整，就是這個原因。
人物週刊：對底線的掌握程度也有關係吧。
加籐：我沒有失控過。那些學校團委，他們會向其他學校咨詢，他上回過去沒事吧?只要我到了，他們都說很好、很給力，還幫他們釋放學生的情緒。一方面我是挑戰維穩，同時促進維穩。請我來對他們是一個挑戰啊，你有風險，如果失控那就完蛋啦……
人物週刊：自己評價外籍身份加了多少分?
加籐：我的結論是，我跟中國人起點是一樣的，前提是你的中文足夠好。中文足夠好的外國人有多少?太多了，你不要以為人家是外國人就怎麼著了。那這個外國人是個SB怎麼辦?你不要以為中國官員跟外國人接觸是沒有風險的。那他們為什麼還要冒風險見我?因為我知道他們想要什麼。而且他們要的，我能給的，都是最沒有風險的東西，政策討論嘛。跟錢、權、女人都沒有關係。我惟一感興趣的，是要通過他們觀察這個社會。
無奈的希望
人物週刊：跟官員們聊些什麼?
加籐：我對他們說領導，最近我發現，你們的大學生很困惑，主要跟貴國的體制有關，跟國情有關，媒體和大學都很困惑，跟制定的政策有關。我這樣來開場，其實我是想問他一個問題。他微笑，表示瞭解情況。我說今天中國是個移民潮，尤其是像您這樣的高官，基本都把自己妻子和孩子弄到國外去，為什麼?他說，我們怕國家亂。我說好，這是您的選擇，但絕大多數的人是沒有這個機會的。您說國家亂，能不能使它不那麼亂，能不能適當地改革戶籍、看病、上學、土地等等問題。現在經濟發展還比較快，所以大家還可以有一種忍耐力，如果經濟發展沒這麼快了，社會矛盾激化了，那個時候真的對誰都沒有好處，所以我建議逐漸放權。
人物週刊：就是說你對這個國家的未來是不樂觀的?
加籐：從這麼一個對話就能知道。我說能不能改，他說我們知道這些，但是我們先得保護自己。他說的就是他自己。他說，既得利益太龐大啦，改一個，要傷一個。碰這個，就得動到那個，明白嗎?我們也知道不改不行，但是很難改，太大了，太複雜了。有歷史的，有體制的，有外因有內因，各種各樣的，錯綜複雜的原因綁在一起。
人物週刊：為什麼不把真相告訴年輕人?
加籐：大學團委是希望我能夠向他們傳達一些希望的。
我對中國抱著的是無奈的希望。一方面感到無奈，我又不得不抱有希望，中國崩潰我們必然會崩潰的，我們希望這種事不要發生。但中國如果不去做該做的改革，一定會發生。那怎麼辦?我們做的事情，只能是參與、圍觀，推動一些你能夠推動的事情。
人物週刊：你這樣跟學生說會心安理得嗎?你沒有告訴他們一些更重要的東西，或者說隱瞞了一些。
加籐：當然我得說在非常有限的時間內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他們是不可能的。
人物週刊：大家還把你當成一個希望的象徵，偶像啊，榜樣啊。
加籐：所以我也在微博上說過，不該放棄的是希望，不該忘記的是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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