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大公網2月7日發表評論，原題為《中共政壇60後分析：未來執政須解決還權於民問題》
「60後」作為中國政壇的一支有生力量，正在迅速崛起。最近結束的地方兩會，「60後」省級官員就大幅擴容：生於1960年的「60後」陳敏爾出任貴州省省長，使得全國的「60後」省長增加至4人，前三位是河北省長張慶偉、新疆區主席努爾•白克力、福建省長蘇樹林，再加上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湖南省委書記周強、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團中央第一書記陸昊，「60後」省部級官員已達到8位，其中孫、胡兩位更是晉陞為政治局委員，進入中共的決策層和國家領導人行列。而從副省長來看，本屆地方兩會更是有71位「60後」履新，從而使「60後」副省長群體總人數達到了112人，其中女性「60後」副省長為14人。如果再加上上一屆省委中有118位「60後」常委(這其中絕大部分常委會獲得留任，再剔除一些重複的)，中國「60後」省部級官員(包括副部級)總共可達200人。
以年代來劃分，「60後」之間橫跨10年，最大的今年已54歲，最小的今年則44歲。作為一個群體，「60後」崛起於中國政壇，既是自然規律使然，也是中共幹部年輕化的結果。雖然「60後」官員在中國政壇還唱不了主角，但他們最大的優勢是年齡，按照自然的進化規律，18大結束後他們最大的才58歲，正是政治上大有作為的時候，而要大有作為必須進入權力中樞。所以，從19大開始的20年，即到中共22大，會是「60後」主導政壇的時期，他們中間勢必會有人成為中共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
從中國來看，18大後的30年會是中國崛起的關鍵時期，中國能否在這30年內成為世界主要大國，將與「60後」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他們將影響未來中國的走向與命運。所以，考察這個群體的思想、特質及執政風格，對於我們認識「60後」官員群體和中國未來的發展，非常必要。
政壇「60後」高官現象是中共幹部年輕化的必然結果
「60後」幹部在中國省部級以下的官員中已經佔據主角，本文主要分析的是省部級官員中的「60後」現象。
「60後」高官群體的出現，主要得益於中共的幹部年輕化戰略。
文革結束後，中共幹部隊伍青黃不接，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幹部被起用而走向領導崗位，有感於此，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幹部年輕化」就作為一項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戰略任務被提了出來。1981年6月，中共十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提出幹部「四化方針」，即在堅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各級領導人員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十二大黨章把「實現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寫入黨章。此後，幹部隊伍「四化」方針就成為幹部隊伍建設的重要方針。
幹部「四化」的關係是：革命化是「四化」的前提，是黨的幹部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是對幹部思想政治素質、業務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年輕化是對幹部自然條件的要求，是針對中共幹部隊伍的狀況和黨面臨的任務提出的;知識化和專業化則是「四化」的重要內容，黨的幹部特別是領導班子成員應當具備一定的科技、文化、專業知識，形成合理的知識、專業結構。幹部「四化」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但就當時而言，特別應該關注的是年輕化，因為它是適應新陳代謝規律，針對當時幹部隊伍嚴重老化而提出的，要不斷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以保證社會主義建設持續不斷發展，保證中共的事業後繼有人，就要實現年輕化，使廣大幹部年富力強，在幹部隊伍和領導班子中有老、中、青，形成梯次年齡結構，因此，年輕化有著特殊的含義和特別重要的意義。
有鑒於此，中共對幹部隊伍的年輕化非常重視。在省區市黨委換屆中，中共明確要求省級黨委班子中，50歲以下的要有3名，45歲左右的要有1名;同時，進一步規範了任職年齡，規定省委書記、政府正職副書記為65歲，紀委書記為63歲，其他為60歲;在提名上述三類任職人員時，如果年齡分別已經是63、61、58，則一般不列入提拔行列。在這一規定之下，在領導班子配備上呈現出「4、5、6」的三級梯次格局，即：既有上世紀40年代出生的(60歲左右)，也有50年代出生的(50多歲)，還有60年代出生的(40多歲)，形成老中青搭配的官員格局。
「60後」高官群體的特徵及從政路徑
對大多數觀察者而言，「60後」省部級官員給人的印象是年輕、高學歷、有實踐經驗和人文社科背景等。
首先是年輕。40多歲的年齡在高官隊伍裡還是一個年輕的年齡。需要強調的是，「60後」官員雖然年輕，卻很早在團組織工作時得到了培養。分析「60後」省部級官員的個人履歷，很多人都有共青團工作的經歷，像前述8位省部級正職領導，周強、胡春華和陸昊都是曾任和現任團中央第一書記，努爾•白克力也曾擔任新疆大學團委書記。此乃因為，「60後」考上大學後，成為恢復團組織時的第一批團員。作為中共的預備人才，在共青團系統裡鍛煉出來的年輕幹部，往往成長很快，也因此比較年輕。
其次是高知化。上世紀40年代出生的人在其接受教育的階段中國還處於戰亂和動盪中，那時教育也不發達，許多人沒有機會入學，而是靠戰功陞遷的;50年代出生的人則經歷了「上山下鄉」，耽誤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最佳年齡。與他們相比，「60後」官員在改革開放年代長大，大部分在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期間進入正規高等院校學習，具有完整的教育經歷，此外，很多人還在從政之餘再升造，所以，他們不但是一般的有知識，而且學歷層次都較高。據統計，在已知學歷的159名「60後」省部級高官中，100%具有大專以上學歷，而本科及以上學歷則占99.37%。其中，獲得博士學位者72人，占比45.28%;獲得碩士學位者68人，占比42.77%。7位「60後」省部級正職官員全部具有研究生學位。不過，在獲得博士和碩士學位的幹部中，逾2/3是通過在職學習獲得的。
第三是人文社科背景的多。與「知識化」相連的是，「60後」高官多數具有人文社科背景。統計發現，在158位獲得學位的省部級官員中，人文社會科學學位獲得者有97人，占比61.39%;理工科學位獲得者61人，占比38.61%。而在97位人文社會科學學位獲得者中，管理學學位獲得者最多，為39人，占比40.21%;其次是經濟學學位獲得者29人，占比29.89%，而法學學位(包括法律、政治學等專業)獲得者有19人，占比19.59%。眾所周知，中國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人被稱為工程師治國，這是因為他們當年在大學接受的理工科教育，其知識結構和思維更多呈現理工科的思維特點，帶到國家的治理中，就形成了工程師治國。工程師治國有其優點，但缺陷也很明顯，就是容易缺乏全局觀念，「見物不見人」，對國家的法律制度建設不太重視。工程師治國的這個缺點會被有人文社科背景的官員的施政所彌補。尤其是經濟、管理、法律知識與中國國情和發展所需相適應，因此，具有人文社科背景的領導幹部群體崛起，符合現代國家治理的趨勢。
第四履歷完整，有豐富的實踐經驗。「60後」高官少有在某個職位上呆很長時間的，也很少在某個行業和領域為官並得到提拔重用。一般來說，他們都在多個崗位得到鍛煉，有些崗位的行業跨度還非常大，並有著中央與地方的工作經歷。這主要源於中共的幹部交流機制。除非某些非常特殊的專業性強的職務，否則，中共的領導幹部需要定期交流任職。以8個省部級正職領導幹部為例，他們都在多個地方和部門擔任黨或政府的一把手，除白克力和陳敏爾外，都有著中央和地方的工作經歷。這使得他們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管理能力，能夠比較熟練地駕馭局面。
「60後」高官的上述特徵致使其仕途一帆風順，從職務晉陞的速度來看，統計發現，「60後」擔任副部級領導幹部時平均任職年齡為43.8歲，從大學畢業開始工作到晉陞至副部級的平均年限為21.3年，晉陞至副部級的最短年限是14年，晉陞至正部級領導幹部的最短年限為22年。雖然「60後」高官的從政路徑各不相同，但仍然可以根據不同標準劃分不同類型。如果按照「60後」擔任省部級領導幹部之前的主要任職經歷為標準進行劃分，大體可分為六類：
第一類是機關路徑，即大學畢業後直接進入黨政機關工作，由科員逐步晉陞至省部級領導幹部行列。機關路徑又分高層機關路徑和基層機關路徑。
第二類是共青團路徑，即大學畢業後主要從事共青團工作，後轉入黨政機關擔任省部級要職。
第三類是國有企業路徑，即大學畢業後主要在國有企業工作，並逐步晉陞到高級管理人員行列，後轉入黨政機關擔任省部級要職。
第四類是大學路徑，即大學畢業後主要在高等院校從事教學科研工作，逐步晉陞至大學高層管理人員，後轉入黨政機關擔任省部級要職。
第五類是研究機構路徑，即大學畢業後主要在科學研究機構從事科研工作，逐步晉陞至科研機構的高層管理職位，後轉入黨政機關擔任省部級要職。
第六類為其他路徑，包括從新聞媒體單位、作協和軍隊晉陞，後轉入黨政機關擔任省部級要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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