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一個家庭出身不好，連鋼琴也不認識的小女孩最終如何成為一個全國家喻戶曉的歌唱家?一個被寄予厚望的學生，又是如何進入中南海?而她與丈夫習近平的相處，又是如何樸實和家常?答案盡在這篇文章。
據壹讀報道，在家裡，習近平叫她「虎妞」。她理解為，丈夫愛惜自己心性太直。
她也不介意與好友分享這個「秘密」，比如春晚首席化妝師徐晶。從她在1980年代第一次上春晚之後，徐晶就一直用手中的化妝筆，精確掌控她的妝容——起初，徐晶的名氣比她大，撒切爾夫人、老布什訪華時，都是徐晶化的妝。但她成名之初標誌性的濃眉、大眼、大嘴，徐晶看得滿意，她家裡的兩個男人，總免不了一邊看著春晚，一邊說，嘴畫得太大。
這兩個男人，是她的父親，還有丈夫。
每到此時，她都接話反駁：「你們懂什麼呀，不懂。」時間一長，倒是開始認真考慮家裡兩個男人的非專業意見。她不敢對徐晶說，因為在她眼裡，徐晶是大腕。一直到1990年代，她才代為表達了這個家庭意見。徐晶嗔怪她怎麼不早說，「行，為了讓你們家那倆男人心裡舒服，給你畫小一點兒。」
她尊敬自己的化妝師，舞台下看不清的他人心計，也讓兩個女人不得不交流更多的悄悄話——她會偷偷告訴徐晶，今年的春晚想穿什麼樣的衣服，好讓徐晶按這身行頭準備合適的裝扮。必須悄悄說。之前綵排，穿好演出禮服走完一遍場，隔天再綵排，就被其他演員「山寨」了去。她不好公開表示不滿，又不想讓這個虧吃得太結實，索性綵排時穿一套春晚那天絕不穿的備用服裝。
後來她成了比徐晶大得多的腕兒。但有人輕慢徐晶，她的「虎妞」勁兒上來了。一場在廣州舉辦的個人音樂會前，她哭平了臉，將音樂會的廣告撕得粉碎。傷心的觸發點是，廣告沒有打上化妝師徐晶的名字。徐晶覺得不重要，她不這麼認為。要重新印，不然沒法開演。
她愛美，並與那些呵護她完美舞台形象的朋友，保持著親密的個人交情，無論職位。徐晶說，當年央視有位資深燈光師，每次錄她的節目時，總能收到她送來的禮物。這位燈光師也為她設計出了獨特的燈光佈置，一次在四合院拍攝，她出場時，頭髮一直逆光，就像仙女一樣漂亮。
家鄉藝考
當沒有唱歌給更多人聽的時候，她是不漂亮的——小時候，因為長期的營養不良，她身形瘦小，頭髮發黃。
1977年的9月是美麗的分割線。她曾經耗了接近半天的時間，靠在山東濟寧師專的一棵大樹下，從早上8點多鐘，到11點40分左右。那天身上穿的是花格棉襖，套一件褂子。她自己也覺得土。被藝考老師的輕慢，讓人更感到難過。
幾天前，她收到了來自山東「五七」藝術學校(後更名為山東藝術學院)的信件，通知當時還未滿15歲，正在讀高中的她參加藝考。
這是一次曲折的嘗試。
在老家山東鄆城，縣城梆子劇團的存在，既見證了她父母的相遇與婚姻，也給予了她5歲就能登台的天賦與機會，使她很早就體驗了「大篷車」式的演出生活。如果1970年代的世界繼續「當前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下去，縣裡的劇團，很有可能為她提供餘生的一切。
身為劇團黨支部書記的父親，被視作「當權派」被批鬥多年，母親也一度被趕下舞台。家中還有海外關係，一個舅舅在台灣，這加重了她家遭遇不公待遇的程度。最現實的問題是，三個孩子要養活，而她是老大。這一年，縣城劇團已經給了她一份工作，可以做個說琴書，或者唱墜子的演員。
正在鄆城駐點的山東省文藝演出團老師楊松山，比她的家人更確信，她的天賦完全可以彌補家庭出身上的不足。楊松山對這個時常跑來客串演出的小姑娘印象深刻，並認為她只應該唱歌——當時，她主要是跳舞，比如邊跳邊唱《洗衣歌》。她對自己能不能唱歌有些猶豫，楊松山試圖打消她的疑慮，想招她到山東省歌舞團，省文化局領導的答覆是：年齡太小，不如先推薦去考藝校。
她接到通知時已經遲了。弟弟生著病，父母走不開，父親塞給她在鄆城一中的音樂老師10塊錢，請他帶著孩子去趕考。又花4塊錢買了兩條煙，遞給縣物資局的一個拉煤車司機，好讓孩子和老師在去濟寧考點的路上，都能有個座。83公里的路，她在發動機鐵殼上坐了好幾個小時。
住的是濟寧的鄆城汽車轉運站，一個老鼠滿地躥的地方。令人滿意的是，開水管夠。出門前母親說，只要每天都能喝上開水，憑她的嗓子，肯定能考上。她很聽話，每天喝三壺開水。考試這天早上，她7點起床，吃了一張頭天買好的大餅，用開水泡著吃。然後走了2公里的路去考點。然後被藝考老師一再擋在門外，讓其他考生先考，一直等到11點40分左右。
藝考老師開始出來吆喝，還有沒有沒考的學生?她從大樹旁走進了教室。大家都已準備收攤，許多人閒坐聊天。有人問，你唱什麼歌?她說《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藝考老師告訴談鋼琴的人，給她起個調。又問，起什麼調?
她沒見過鋼琴。在鄆城，只有手風琴和腳踏風琴。她也不認識簡譜。她不知道起什麼調。
藝考老師示意隨便起個調。面向鋼琴的方向，她唱了起來。
就像童話裡的故事一樣，當她唱夠幾句之後，一個老師說，你停下來，站過來給我們唱。人們停止了聊天。一首歌唱完，她又被要求唱了一首《南泥灣》，跳了一段舞，還朗誦了一段毛澤東詩詞《水調歌頭》。「加演」結束之後，她得到了一句肯定：明天來複試吧。接著，她成為整個考點錄取的四五個人之一。
因為家庭出身，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過程注定讓人緊張，但楊松山的判斷還是對了。1978年，她有了一個新身份——山東「五七」藝術學校中專部學生。兩年後，楊松山帶著她到北京，出現在全國民族民間唱法會演的現場。對於18歲的她來說，這次北京之旅的最大收穫，是一位前輩來要人。
「讓小彭到我們團來吧。」郭蘭英對楊松山說。
郭蘭英所領導的中國歌劇舞劇院，當時幾乎是所有歌唱演員心中的麥加，現在也是。楊松山雖然是發現她的伯樂，但也依然要面臨許多競爭對手，濟南軍區前衛歌舞團很早就與她接觸，畢業前夕，她被前衛歌舞團借調隨團出國赴北歐訪問，回國之後，很快就辦理了入伍手續。
她記得非常清楚，給她發下來的軍裝，是四個兜的。只有幹部成分才能穿這個。「政治上的解脫，沉重的包袱就卸掉了。」後來，她的弟弟也參了軍。1985年，他們都出現在了對越自衛反擊戰的前線。她是被部隊首長點名去的。
老山慰問
抵達老山之前，她在開往前線的吉普車後座沒完沒了的睡。司機提醒她別睡了，萬一翻車會有危險。盤山路走了兩天一夜，路上好幾次突然就急剎車，整個車轉向。爬上老山主峰一處指揮所的時候，正是中秋節的中午。真正的戰場不可能舉辦大規模的集中勞軍演出，她給戰士們分發從北京帶來的煙、糖，對著報話機唱歌，曲目是《十五的月亮》，士兵們躲在貓耳洞裡，圍著聽筒聽。她對著擺著幾塊點心的烈士墓哭泣。大多數死去的士兵，都與她弟弟的年齡相仿。
當時是濟南軍區輪戰，到處都是山東兵。小老鄉們請她在各自的胳膊、後背、軍帽上留下名字，她都一一滿足。前線十天，攝影機寸步不離，央視電視屏幕上，一年後播出了她在前線慰問的軍事專題片。
她上前線就是新聞。因為她已迅速成為全中國最炙手可熱的超級明星。
老幹部給她寫信，「我與妻子都是參加革命幾十年的幹部，我們以及孩子們，還有我的不少同志和朋友都極愛聽你的歌，愛看你的演唱……你的表情、表演也是很純樸的……我寫這些不是為了吹捧你……」
文學青年將她寫進詩歌裡——「使紅裙子披肩發上的/曲線變得流暢了，使懊熱的目光變得精神/而涼爽了，使彭麗媛的歌聲自電器商店裡/飄出/變得格外動情」。
上千萬中國人在1982年的春晚文藝晚會(春晚的前身)上，看到了一位青年歌手向著名青年歌手的努力;又在1984年的春晚節目中，見證了這位著名青年歌手如何蛻變為「著名青年歌唱家」。
她再次當回學生。簡單來說，就是在廣州的演出旅程中，與中央音樂學院院長李凌相遇，李凌邀請她到學校進修3年。而在學校裡，金鐵林對她進行的系統訓練，使得她得以正式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開始一段7年(5年本科，提前一年畢業;3年碩士研究生)的求學經歷。
更高級別的部隊文工團——總政文工團，將她從山東調到了北京。
進中南海
她與政治也越來越近。
1983年金正日訪華期間，中方為朝鮮客人準備了一台晚會，作為重頭節目，她在晚會上用朝語唱起了《賣花姑娘》。這支歌是金正日最喜歡的曲目之一。台下金正日端坐聆聽，金正日的左手邊，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勳一同觀看，他是習近平的父親。
1984年國慶前後，三千日本青年訪華。首都體育館擠滿了參加中日青年大聯歡的人們。日本歌唱演員芹洋子與她共同登台演唱一曲日本民歌《四季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觀看了演出。他喜歡這首歌，專門派人送給隨同芹洋子訪華的女兒一件中式棉襖。芹洋子記得，送來禮物的是當時的全國青聯主席胡錦濤。演出時胡錦濤同樣在台下，習仲勳也在。
1985年五一前夕，未滿23歲的她，將演出場地擴展到了中南海懷仁堂。350多名演員在這裡為中顧委舉辦了一場音樂會。
1986年，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羅蒂訪華，胡耀邦在中南海宴請帕瓦羅蒂，也邀請來她，以及另一位從中央音樂學院畢業的年輕歌劇演員共進午餐。
整個1980年代，她至少參加了4次對台廣播，主要的廣播受眾設定為「一水之隔的金門同胞和國民黨官兵」——多是舉辦完一場聯歡會的現場演出之後，由大陸電台向台灣轉播。有時，演唱曲目是台灣聽眾事先寫信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點播。
但到1990年完成碩士答辯之前，她依然要遵守學校紀律，享受校園才能帶來的各種樂趣與煩心事。舞台幕布將演員與觀眾明晰的隔開，她常常被舞台下的領導人讚揚，過後，普通學生的生活還要繼續。
這是一個頻道被快速擰動的過程。
早上從十幾個人擠在一起，被稱為寢室的平房起床，然後在防震棚裡上一上午的課;在琢磨如何準備英國前首相希思歡迎節目的同時，還必須跟器樂系的同學李樹萍「打上一架」，才能搶到琴房練琴;受邀到中南海吃飯，但自己在學校的伙食標準是5分錢一頓：為了貼補家用，每月發的52塊工資要勻出40塊寄回山東，剩下12塊過一個月;老家有老師來北京出差，順道看她，她也是拿個大茶缸子在食堂打飯，一人分一半坐在寢室邊吃邊聊;準備拍攝影片《中國革命之歌》的時候，不能忘記把作業帶到後台，抽空寫上幾筆。
與習近平
1986年底，也就是24歲這年，通過朋友介紹，她認識了一個比自己大9歲的男人，習近平。此前他們的生活並無交集——
1977年，她正坐在發動機鐵殼上去嘗試改變自己的命運時，他在兩年前結束了知青插隊經歷，返回北京在清華大學讀書。
1982年，她第一次出現在央視畫面中時，他是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現役)。轉過年來，他去了河北一個小縣城，準備開始他騎著自行車下鄉，馱著自行車過滹沱河的縣委書記生活。
1985年，她在老山前線給貓耳洞的戰士們唱歌的時候，他剛調到福建擔任廈門市委常委、副市長近4個月。
1987年9月，他們結婚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觀眾更容易從電視上認出她，而不是她的丈夫。有一次，她帶著妹妹和弟弟站在央視的鏡頭前，合唱了《沂蒙山小調》，一曲終了，鏡頭搖向觀眾席，他鼓掌大笑。
後來他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一場晚會結束，照例領導上台與演員握手合影。當他與她的手握在一起時，身邊的演員會心一笑。
他們常年兩地分居。最初是48個小時火車的距離，再後來2003年SARS爆發，她要返回北京到小湯山慰問部隊的醫護兵，也坐過不到10個人的冷清航班。
短暫的團聚時刻裡，和同事一起吃飯時，她喝不了酒，他代喝;他老家來人，也在家吃飯——他和司機下廚炒菜，有時候喝台灣高粱酒。她給所有人盛湯。
她會趁演出機會，給他從香港帶回來一箱方便麵，旁人不解。她說丈夫常常忙工作，顧不上吃飯就吃方便麵，想給他吃點質量好的。有時候一下春晚現場，她就在後台給保姆打電話，請保姆準備好牛肉餡半斤，麵條一斤，以及各種配料：她要給他和家人做炸醬麵。
南方沒暖氣，丈夫個頭高，賣的棉被蓋不住腳，她請母親在山東彈了6斤的棉絮，又去布店扯了被面，一針一線的縫成被子。背著被子去見丈夫前，有演出任務，她就把被子背著。飛機上有乘客看到了說，這人真像彭麗媛。另一個反問，彭麗媛能背著被子到外地演出嗎?
她很樂意表達對丈夫主政地區的喜愛。2005年她在新浪網與網友在線交流時，有人說她是浙江人的驕傲。她跟著解釋，「你們可能還沒明白，因為我還有一個家在浙江，我兩個家，北京一個家，我的女兒和父母都跟著我愛人在杭州，因為我愛人在杭州工作。」
對於丈夫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她也保持著熱情。習近平在福建寧德做過地委書記。2003年她到寧德演出時，已是丈夫調職離開這裡接近13年了。原本計劃中的演唱曲目是兩首歌，但唱完《父老鄉親》，她又連唱兩首。她說她在這裡生活過，也是寧德人，有感情。「好不容易回一次寧德……我就再唱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老歌——《我愛你，塞北的雪》……」
母校校慶
2001年10月20日晚，她唱完同樣一首歌，從上海國際會議中心上海廳快速乘坐電梯下樓，鑽進了汽車。
當天晚上有兩個大型活動撞了日期。對於中央政府，以及上海這座城市來說，正在召開的APEC會議需要一位重量級的明星獻唱，多年壓軸春晚的她是最恰當人選之一。而在浙江，當晚開幕的杭州西湖國際博覽會，也承擔著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期待。兩地相隔近180公里，浙江方面相信，他們用最好的司機就可以縮短這個距離。於是，1小時29分後，杭州黃龍體育館像變魔術般出現了她的身影。
從1980年代至今，類似的情節，許多明星都會經歷，而且不僅一次。她完全不諱言自己事業上的野心。在山東讀中專時，有位同學送給她一個筆記本，扉頁上就寫著「事業上的野心是至高無上的，是攀登一切藝術高峰的基礎。」她一直記得。
現在，野心已經讓她這個當年想像好日子就是「每天都吃荷包蛋」的小姑娘，獲得屬於自己的價值——至少從1991年開始，她就開始申報個稅。她是在河北邢台演出時，要求邢台劇場申報繳納的，一時成為新聞。當時許多人連「納稅人」這三個字都不解其意。
1996年，她在安徽淮南市參加演出，告訴活動的組織者「不見稅票不演出」。稅務幹部從她的助手手中收取了1600元稅金，開出了當地第一張稅票。這是當地有演出以來，開出的第一張明星稅票。
1997年，她到海澱區地稅局自行申報納稅，也再次成為新聞。
她很早就給家鄉帶來了榮耀，並且介意別人在介紹她本人時，將她的從藝經歷戲劇化——比如將鄆城介紹成一座偏僻的小城。她制止這樣的叫法，然後說縣長、縣委書記會不高興的。
1995年鄆城一中校慶45週年，作為21級5班畢業的學生，她用捐贈彌補了一項自己兒時的缺憾——兩架鋼琴。一架送給學校，一架送給當年的音樂老師。這樣，學生們再去藝考時，不至於不認識這樣樂器。
在這所走出許多軍人的學校，校慶開幕式節目編排以特型演員出演的《開國大典》片段為開篇，她的演唱壓軸。候場時，她就站在舞台左側，不停的用手揉左眼，音樂一起就走出，裙擺繃得直挺。
小孩爬上樹，大人們雞心領毛衣套西裝，一起圍繞著她。略顯鬆弛的現場，好像民國鄉間演社戲。這似乎完全沒有妨礙她的演出情緒。她一連唱了很多首。唱到最後一首的最後一個字，全場消聲。當地領導上台來合影祝賀，她笑說停電了，當地領導說，是被你的熱情打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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