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綻放之拉鋸
1984年，關於香港問題談判的中英雙方代表團團長同時換人，周南從幕後走上前台，接替姚廣出任中方代表團團長;英方由新任駐華大使伊文斯接替柯利達出任團長。而魯平仍然以西歐司顧問的公開身份參與談判。在隨後的談判中，英方不斷地在各種問題上挑戰中國主權。
周南：我接手以後，英國的談判方式、策略也有所調整，不再正面地攻擊我們的觀點、政策、方針，而是採取迂迴策略。比如說「十二條」，每次談一條，談兩天，上來他(伊文斯)拿出兩三張紙，說這條我不反對，但是我的理解、英國方面的理解是應該如何如何，還包括建議如何。我們一聽他的理解，有時候包括他的建議，完全是挑戰我們的主權。
在中方代表團的「十二條」基本方案中，有一條提出「凡是同中國建交的國家，都可以在香港設立領事館，或者總領事館」。英方卻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
周南：他說英國跟香港的關係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設總領館，設立高級專員公署;外交代表不叫總領事，叫高級專員。我一聽馬上說不行，因為我在英國前殖民地也就是英聯邦成員國待過，這個情況我很清楚，英國只有派往英聯邦成員國的外交使節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級專員，設立的機構不叫大使館而叫高級專員公署。我說：「你們提這個意見是什麼意思?第一，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是個獨立國家，即使是英聯邦國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設立高級專員;第二，只有英聯邦國家你們才設專員，你們是不是想把香港作為英聯邦成員國來對待?你能講得出你們英國在任何非英聯邦成員國的國家，設立高級專員公署這樣的外交機構嗎?」
他當時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陣說：「有啊，比如有些國家都派有商務專員。」我說：「你這就胡扯了，我們也清楚這個商務專員同文化專員一樣，都是大使館下屬的外交官，由商務部派的，有的叫商務參贊，有的叫商務專員，是一回事，跟你說的高級專員是兩碼事，你不能來糊弄我們。」這下他沒辦法了，最後放棄了(這個意見)。
隨著談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團在香港隸屬問題、高度自治問題等方面都製造了一些矛盾，使談判不能順利進行。直到在整個談判結束之後，周南邀請伊文斯吃飯時，伊文斯才一語道出當時英方步步刁難的用心所在。
周南：我請他吃涮羊肉，當時就半開玩笑地跟他說：「大使閣下，你應該很清楚，在主權問題上我們不會讓步，可你們在談判過程當中總是不斷地提出挑戰我們主權的意見。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說句老實話，我們要是不提一下，怎麼就知道你們一定不會接受?」他是步步為營的，所以哪一個問題上你稍微鬆動了，他就往前進攻了;你給他封住了，他就沒辦法了。這也是我們的一條談判策略：我們的底牌不能馬上亮出來，而要爭取比底牌更高一點的成果，維護國家的權益。這是很重要的一條。
在接下來的談判中，英方雖然步步緊逼，但中方在香港回歸的原則問題上絲毫不讓。於是，英國人方向一轉，又提出了新的問題。
1984年4月，訪華的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裡·豪代表英國方面向鄧小平提出：香港人心脆弱，希望中國不要派解放軍駐守香港。鄧小平立刻反駁：香港回歸後國防外交必須由中央直接管轄、掌握，中央一定要在香港駐軍。雙方開始就「駐軍問題」進行談判。英方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由表示反對;而周南則牢記鄧小平的指示，在駐軍問題上寸步不讓。
周南：既然國防由我們來管，當然我們要有駐軍的權力，我們需要在香港駐軍。而且我們很大方，英國在香港駐軍，軍費是香港納稅人付的;我們不佔這個便宜，駐軍費用由中央直接撥付。
魯平：我們主要是負責國防，香港內部的治安事務我們一律不管，只管國防。但駐軍是主權的象徵，我們必須要堅持。我們人數不在多，但駐軍是一定要駐的，這是個原則問題。
周南：談到這個他就反對，反對的理由也莫名其妙、無理找理。我說我們必須駐軍，因為回歸了，這是我們主權的象徵。他說：「你們不需要駐軍。」我說：「為什麼?你們需要，我們就不需要?你們可以，我們就不可以?」他說：「我們不一樣，我們離香港十萬八千里，(從)海上、空中(走)都很遠，萬一發生什麼事需要採取軍事行動，我們不駐軍來不及;你們有廣州軍區，部隊離香港不遠，真正需要的時候可以過來一下子。但是過來也必須要有特首的邀請，還要立法會通過，而且任務執行完了以後就要離開，不能駐在這兒。」我說：「那不行，必須常駐。」
當時的香港民眾對於駐軍問題也高度敏感。有一次，周南在香港總商會發表演講，有人當場用英語發問：港人對「中國人民解放軍」這一稱謂有些牴觸，如果將來中國在港駐軍的話，部隊能否換個名字?
周南：我說不行，沒有必要，換個名字好像中國有兩支不同的國家軍隊似的，而且實質的問題不在於名字。當時我還引用了莎士比亞的兩句詩，《羅密歐與朱麗葉》裡的，大意就是「名字算什麼，一枝玫瑰換成另外一個名字，聞起來照樣香甜」。報上也登了，有的還說，既然莎翁也講名字不要緊，就不要糾纏這個問題了。
就在中英雙方在駐軍問題上僵持不下的時候，中國方面卻出了一個嚴重的紕漏：某位中國領導人對於當時的談判內容並不瞭解，卻在接受香港媒體採訪的時候，對於「是否要在香港駐軍」的問題回答得模稜兩可。第二天香港各大報刊頭版頭條都對此加以報道：中央某領導人認為香港不必駐軍。一時之間形成了「中國已經讓步」的輿論。
周南：小平聽到以後非常生氣。那天他正好接見一個香港代表團，按照慣例是代表團坐下來以後，在賓主寒暄之際拍兩張照片，然後請媒體退場，大家開始進行會談。那天記者們正在往外撤的時候，小平突然把他們叫住，說「先不要走，回來」。那些人都回來了，他說：「你們出去發條消息，說『香港不需要駐軍』這是胡說八道。為什麼香港不能駐軍?為什麼英國人可以駐軍，主權回歸以後反而不能駐軍?」
魯平：他當著香港記者的面就說，駐軍是不可動搖的，這是原則問題，我們一定要駐軍。駐軍是主權的象徵，我們必須要體現主權。
周南：這個事情發生的第二天，伊文斯匆匆忙忙打來電話說要緊急會見。他說：「聽說昨天在人民大會堂，鄧主任講了中國要在香港駐軍，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和震動，倫敦方面十分關切，希望中國方面還要慎重考慮。」我說：「你不要再講了，這個問題已經談了很久，現在鄧小平已經發了脾氣，還講什麼?你同意也罷，不同意也罷，我們就是要駐軍，駐定了。」我把他打發走了，此後就不提了。
鄧小平的這次發火，被周南形容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從此英國不再堅持反對中國「九七」之後對香港行使駐軍權。但是，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另一個重要問題在此時浮出水面：如何保證「九七」前的平穩過渡。鄧小平提出要設立一個中英聯合機構常駐香港，來貫徹實施中英協議的有關條款，但這個想法卻遭到了英方的竭力反對。
周南：柯利達的回憶錄裡講，一看這個議程的內容他嚇了一跳，好像晴天霹靂一樣，沒想到中國人有這麼一手，然後就極力地抗拒、不贊成、反對，提出的理由各種各樣。
首先，英方認為在1997年辦理政權交接之前，沒有什麼「過渡時期」可言;其次，他們認為兩個國家都有大使館和外交部，可以通過彼此溝通解決可能出現的任何問題。英方甚至提出，聯合機構常駐香港可能會成為港督府之外的第二權力中心，影響英方對香港的日常管理工作。
談判一時陷入停滯。不得已，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裡·豪再次訪問中國，尋求問題的解決辦法。
周南：我們當然表示歡迎，同時也得考慮如何打破僵局。我就在我們團裡提了一下，說是不是可以在堅持原則性的同時，採取一些靈活的做法，比如名字不叫委員會，改叫小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聽起來不那麼嚇人。
不僅更換了名稱，周南還提議聯絡機構進駐香港的時間也可以商量，在原則問題之外，中國願意做出讓步，以此顯示談判的誠意。在取得鄧小平的同意之後，周南邀請傑弗裡·豪和柯利達共進午餐。
周南：對這段經歷，這兩個人的回憶錄裡都有一段比較長的記載。柯利達說是本來剛下飛機不久，還在倒時差，一聽說要吃飯、喝茅台，當時興趣不大，但是一聽我講到這個提議，突然覺得猛醒。我說這是我們能夠做到的最大讓步，如果你們還不肯接受，那我們就撤回原案。他聽得進去了，所以很緊張，立刻就清醒過來，馬上吃飽飯跑到傑弗裡·豪的房間裡向他匯報。傑弗裡·豪的回憶錄裡說，他(柯利達)一張口，傑弗裡·豪就制止他，說這個賓館可能有竊聽器，咱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當時是7月中旬，熱得很，釣魚台的院子裡也沒有多少高樹，他們找到一棵樹，站在底下悄悄地商談到底怎麼辦、如何應付。
據柯利達在回憶錄中記載，當時他們中的多數人認為這是中國的底線，傾向於接受，只有港督尤德一個人反對。他們決定立即發報給撒切爾夫人，請她做出指示。撒切爾夫人第二天在回電中說：「我們只好同意。」
周南立刻將這一消息告知鄧小平。
周南：小平同志連夜坐專列回到北京，找我去口頭匯報，說聽聽我們到底是怎麼談、怎麼解決的。我這麼一說，他老人家很高興，說這下好了，大問題都解決了，剩下都是小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