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綻放之回歸
1984年12月19日下午，經歷了22輪談判之後，《中英聯合聲明》終於在北京簽署，香港開始了長達13年的過渡時期。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989年之後，英方突然改變了態度，從合作走向對抗。這年年底，港英單方面提出一個「玫瑰園計劃」，準備斥巨資建設一個新機場，這一舉動致使香港回歸的局勢再次嚴峻起來。
魯平：我們當然有意見。我看了後很火，把這1820億(港元，下同)都花光了以後，能留給香港特區政府多少財政儲備?你不能把香港財政儲備都用完了。我不反對你建新機場，但你留多少財政儲備我要管，因為涉及將來特區政府的問題，我們要替特區政府說話。
中國政府並不反對香港修建新機場，但是雙方對於費用問題產生了分歧。中方在進行了緊急商議之後，決定對港英這一舉動置之不理。
魯平：我們穩坐釣魚台，不理他。這個問題我們不點頭的話，機場他肯定建不成。我們當時分析了形勢，這1820億里涉及向銀行貸款，還款期都要超越1997年的。1997年以後誰來還這個款?當然是特區政府來還。現在特區政府不存在，誰來保證這筆債1997年以後一定償還?當然要我們來替特區政府保證。所以我們不著急，也不理他。
後來果然好多銀行都來找我們，說你們能不能替特區政府保證1997年以後這筆貸款一定歸還。我說我們怎麼能保證，新機場計劃我們一點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借了這麼多錢，沒有辦法保證。結果這個所謂玫瑰園計劃就擱淺了。他已經吹出去了，吹得天花亂墜，怎麼怎麼美好，結果擱淺了。
走投無路的英方多次來到中國，就新機場的問題進行商議。而中國政府則重申一個問題：港英政府能給未來的特區政府留下多少錢的財政儲備?
魯平：當時他們給我們的答覆是，到了1997年6月30日，最多留給特區政府50億港元財政儲備。我說你開玩笑，50億港元留給特區政府，能做什麼事?你們把香港的錢都用完了，特區政府怎麼過日子?
到1997年，如果特區政府只有50億港元財政儲備，必將會使香港的穩定受到直接影響。魯平自然不會讓事情就這樣繼續下去。但不明就裡的香港民眾對此卻並不理解：既然香港人有錢建機場，中央政府為什麼要干預?一片指責之聲哄然而起。
魯平心裡非常著急，他想向市民們解釋，但又不能將這些話對外公開講，只得在香港媒體採訪他的時候，憂心忡忡地接連問道：「就剩個零頭，(其餘的)全都花光了，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這三聲「怎麼辦」讓香港民眾一下感受到了埋在魯平心中的真誠和焦急，也漸漸理解了他為香港謀求繁榮與穩定的誠意。
這時，港英政府已是騎虎難下。關於新機場的計劃已經對外宣佈，但中方卻不予配合，這讓港英政府寸步難行。英國首相梅傑犯難了。他悄悄派出自己的政治顧問、前駐華大使柯利達來到北京，找到魯平。
老對手相見，沒有過多寒暄，作風硬派的魯平直接向柯利達提出質問。
魯平：我說：「具體你說吧，將來到底能留給特區政府多少財政儲備?」後來就在這個問題上糾纏，討價還價。原來說50億，我說不行，後來加碼，就像老太太在菜市場買菜一樣討價還價，一直加到250億。他說：「魯平先生，我們實在不能再加了;實在沒辦法，250億到頂了。」
魯平仔細幫香港人算了一筆賬：到1997年，土地基金再加上港英政府留下的250億港元，特區政府應該有1000億港元左右的資金儲備。這筆賬這才算差不多了，中央政府也對此表示同意，問題終於得以解決。但是，新的問題卻又隨之出現了。
魯平：我們要草簽一個新機場中英雙方諒解備忘錄，我跟柯利達兩人先草簽，然後兩國的政府首腦正式簽署了以後才能生效。關於這個備忘錄，之前他來的時候曾經透露過，將來可以在北京簽署，後來我們就把這一條寫在備忘錄裡，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簽署以後，才正式生效。到這時候他不幹了，說：「不行，我們的首相不能到北京來。」我說：「為什麼?」他說：「就是不能來。」我說：「你曾經說過可以到北京來簽署，我才跟你談的。」他說：「我沒說過。」我說：「要不要拿出記錄來給你看看。」他就跳起來拍桌子，說：「我沒說過，我們首相不能來。」我聽了我也跳起來，也拍桌子，說：「柯利達閣下，你不要再談下去，如果你不想談的話，請你馬上回去。」我知道他不敢前功盡棄，因為他特別為了這個事來的，所以他硬，我比他更硬。他一看我態度這麼硬，馬上就軟下來說：「魯先生，對不起，對不起，我剛才態度不好，讓我們坐下來再繼續談下去。」
柯利達馬上與英國首相梅傑取得聯繫。思索再三，梅傑同意來北京簽署備忘錄。這個看似無關緊要的要求，在魯平眼中卻是一次外交的勝利。
魯平：因為這問題不單單是個諒解備忘錄的問題，而是1989年以後，整個西方世界對我們進行封鎖，這些國家的首腦一個也不來，所以這個問題是一場外交鬥爭的問題，你不來，我就要你來。最後他沒有辦法，因為機場問題騎虎難下，後來梅傑還是親自到北京來簽了字。簽完了以後，柯利達就舉杯說：「魯平閣下，我祝賀你，你是中國利益最好的保衛者。」我接著說：「柯利達閣下，你也是英國最好的保衛者。」
又一輪波瀾有驚無險地過去了。但是，過渡時期的香港並沒有就此平靜，打定主意與中國對抗的英國派來了一位新的港督：彭定康。
魯平：這個人當然很能幹，思想也很敏銳，但他整個的思想就是對中國很敵視。他寫了一本叫做《東方和西方》的書，書裡批評那些香港的大老闆來跟我們做生意，說跟中國做生意就是助長共產主義，所以他反對任何外國——包括美國——到中國來進行投資，說到中國去投資就是向中國共產黨磕頭。他思想非常反動，對中國完全敵視、非常仇視。所以他一來就來了個下馬威，提出他所謂的整改方案。
周南：他到了香港不同我們商量，就拋出一個所謂政治體制改革方案，要害部分就是推翻了《中英聯合聲明》。
彭定康提出的政改方案將使中英之前達成的「直通車」安排化為泡影。他先對外公佈了這一方案，然後才於1992年10月22日到訪北京，中國政府再次派出魯平與他進行會晤。「直通車」方案指當時中英雙方為保證平穩過渡，特許港英政府最後一屆立法局，只要其組成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其議員擁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願意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的條件的，經過確認，都可以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的議員。而彭定康的政改改變了立法局議員的選舉方式，使得議員們不能再坐「直通車」，中方需在前後政治體制不同的情況下考慮香港特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魯平：我跟他講道理，說「直通車」能使順序銜接，能夠做到平穩過渡，有利於香港的繁榮穩定，也有利於英國在香港的利益，等等，講了一大套，他聽不進去。但是我有一張牌，兩國外長交換的幾封信件在這裡。
魯平手裡握有中英兩國外長交換過的七封信，其中對「直通車」的問題已經達成協議，而且已經寫入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此時，面對頑固的彭定康，魯平出示了這七封信。但令人意外的是，彭定康對此竟然毫不知情。
魯平：他根本不知道，回過頭來問旁邊的人「有嗎」，那人點點頭說「有」。他根本不知道，所以信拿出來以後，他非常被動，沒話說。
但是，情況並沒有就此好轉，彭定康無視兩國外長的協議，固執己見，談判根本無法正常進行。魯平的態度也變得強硬起來。
魯平：我說了三次「如果你要堅持下去，我們奉陪到底」。我說了三次要奉陪到底，你不銜接，我們就另起爐灶，還是要做到平穩過渡。
這是魯平第一次與彭定康的正式會晤，也是最後一次會晤。在不歡而散之後，魯平立刻召開了新聞發佈會。
魯平：他上飛機後，飛機還沒開我就開記者招待會，把這個情況談了，說彭定康破壞了「直通車」，破壞了平穩過渡，破壞了順利交接;他這個政改方案完全是「三違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基本法》，違反兩國外長交換的幾封信件。如果彭定康先生要這樣一意孤行的話，天下大亂，將來歷史要寫上一筆——我故意用了這個詞，說他將來要成為「千古罪人」。這個話我現在還不收回，我覺得他的確是千古罪人，把整個「直通車」破壞了。
隨後，中國仍然抱著友好的態度與彭定康進行了17輪談判，試圖挽救「直通車」的安排，以確保「九七」前後香港政治體制的銜接。但是到了第17輪，彭定康單方面中止了談判，並且在香港立法局強行通過了他的政改方案。此舉一出，中方立即另起爐灶，成立了臨時立法會，以此最大限度地確保香港回歸後的政治穩定。
時間便在雙方的智勇交斗中慢慢流逝著。儘管一波三折，然而1997年7月1日這個令人激動的日子，終於來臨了。
周南和魯平應邀出席了當晚的典禮。
當時的他們俱已身染重疾。長時間的超負荷工作和不規律的飲食起居已經嚴重地威脅到了他們的健康，兩人先後被查出患上了胃癌。為了工作的順利進行，兩人不約而同地採取了隱瞞的方式，魯平在1995年悄悄以化名去往醫院，秘密做了胃癌切除手術，而周南則是直到香港回歸之後的第八天才回北京完成手術。手術之後，周南辭去了所有職務，過上了嚮往已久的「息影林泉下，時還讀我書」的平靜生活——此為後話了。
但當他們站在典禮現場時，內心的豪情和激越已完全戰勝了疾病。
周南：那時候心情當然很激動，跟大家一樣。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從鴉片戰爭開始一百五十多年，這次畫上了句號。特別是自己也有幸在有生之年，見證和參與了這個過程，我覺得一輩子就算沒有做別的事，也無愧於此生了。
魯平：7月1日，我看到英國的旗下來，我們五星紅旗上去，奏國歌的時候我也流淚了。在香港回歸問題上，我是從頭到尾始終參與的唯一一人，從制定政策一直到談判、籌備、確定《基本法》，從頭到尾我都參加了。這十幾年差不多二十年的時間，整個心血都花在這上面。所以1997年7月1日我站在台上，看到我們的五星紅旗升起來，我覺得我畢生的願望也終於實現了，那時候我很激動，的確很激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