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中國目前51%的城鎮化率還沒有進入『劉易斯拐點』，至少達到70%以後，中國的人口紅利才會進入拐點。」與一些經濟學家唱衰人口紅利的觀點不同，黃奇帆認為戶籍制度改革搞得好，會延長中國人口紅利15年。
據國家財經週刊報道，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黃奇帆在接受採訪時顯現出對於重慶發展的自信和樂觀。在他看來，包括人口紅利、城鄉綜改區改革紅利等在內的五大動力將會使重慶今後五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長速度。
但近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重慶，仍然沒有完全甩掉貧窮的底子，14個國家級貧困縣、4個市級貧困縣尚待開發統籌。重慶自2007年獲批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至今近六載，以城鄉統籌為目標的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地票、「三權抵押」貸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激活了重慶發展的源動力。
城鄉統籌是國家給重慶布的一盤大棋，未來的挑戰和難點還是要做好城鄉一體化，需要通過一體化社保體系、一體化公共服務、一體化基礎設施、一體化要素互通、戶籍一體化等「五大路徑」進行持續探索，既解決重慶發展的問題，也為國家城鄉統籌增加實踐經驗。
「城鄉一體化是持續二三十年的過程，是一個大工程。」在黃奇帆看來，在今後的改革中，加速發展最重要的是通過生產關係的調整，促進生產力發展，要會用巧實力，進行智慧型改革、資源優化配置型改革。
繼續探索城鄉一體化
統籌城鄉發展是個系統性工程，綜合配套改革要到位、資源利用最大化、功能配置最優化。面對欠發達階段、欠發達地區的特殊市情，如何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相互支撐和融合，對於重慶來說，城鄉一體化的探索尚面臨經濟內生增長機制的加快形成。
《財經國家週刊》：重慶在城鄉統籌改革方面做了許多創新性舉措，接下來面對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黃奇帆：重慶市作為我國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城鄉配套改革上要多做一些探索，進行一些研究，既解決重慶的問題，也為國家城鄉統籌方面增加一些經驗。
重慶的特點就是大城市和大農村並存，和一般的平原城市、沿海大城市的城鄉之間的關係有所不同。如何把重慶的農村、郊區和山區搞好，對重慶的發展有基礎性意義。
解決城鄉問題，可以通過花錢的辦法搞投資，增大農村的基礎設施、社會事業投資，但有限的財力只能盡力而為。真正要把重慶的城鄉統籌好，最終還是要加快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體制機制。
《財經國家週刊》：你認為未來的挑戰性在哪裡?如何破局?黃奇帆：未來的挑戰和難點還是要做好城鄉一體化，這方面，重慶通過五個路徑進行了探索：
一是建立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體系。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低保、扶貧保障等，重慶市城市、農村已經全覆蓋。儘管是低水平覆蓋，但是先把有沒有的問題解決，以後再把水平提高，縮小城鄉之間保障水平的差距。
二是統籌城鄉一體化的社會公共服務，包括教育、衛生和文化。現在農村已經完全實現九年義務教育。農村高中段毛入學率94%，應該說已經普及了。下一步要把衛生醫療的網絡覆蓋好，實現教育、文化和衛生等公共服務一體化覆蓋，逐漸提高農村的水平，最終縮小城鄉差距。
三是統籌城鄉一體化的基礎設施。城市道路很發達，農村道路相對弱。現在目標是盡可能實現中心村的道路全覆蓋。
四是促進城鄉之間資源要素的互通一體化。中國的體制性矛盾最大的問題就是城鄉二元架構，城市資源進不了農村，農村資源進不了城市。
五是實現人的自由遷徙。城鎮化的本質是把農民工解放為市民的過程，人應該通過戶籍變遷，在城鄉間流動，不能讓農民辛苦一生與城市終身無緣。
錢從哪裡來?
城鄉二元結構最大的矛盾在於城市農村資源不能相互流動。要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實現城鄉之間資源要素互通和一體化至關重要。
《財經國家週刊》：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都需要大量資金，這些錢都從哪裡來?
黃奇帆：改革就是生產力。實現要素改革，城鄉要素一體化、金融和土地要素要能流轉，也就從多方面解決了錢的問題。
一個辦法就是通過地票解決錢的問題。地票是要素改革的一個案例，使得一些閒置的資源得以充分利用。閒置的農房丟在山溝裡，體現不出價值。但是地票解決了這個問題：只要把這些建設性土地在集體組織的帶動下，在農民自願的情況下把它復墾為耕地，就實現了價值。如果有1000畝土地整理出來，土地歸鄉里的農民，產生的1000畝地票到城裡賣掉，按20萬元一畝計算，就可以賣出2億元。
地票的另一個作用是幫助解決農村發展中最困難的事情，比如危舊房改造。建一個房子需要10萬左右，政府補助只有兩三萬，農民自己掏不出七八萬元。資金缺口不到位，新農村建設、危舊房改造就無法推進。有了地票以後，如果分散的危舊房佔地一畝，只要復墾這一畝，而集中到村落居住造個新房子只需 0.3畝地，剩下0.7畝，可以有14萬元收入，再加上原來的補助，10萬元的房子就造好了。通過這個途徑，一年可以進行10萬戶的危舊房改造。
高山移民和地災移民也同樣如此。把高山和滑坡地帶復墾為種糧、蔬菜、樹的耕地，地票就出來了。這就叫一票帶三戶：危改戶、高山移民戶和地質災害戶，都可以通過地票解決。
《財經國家週刊》：重慶的綜改試驗區從2007年以來到現在，已棋至中盤，下一步的改革思路是什麼?
黃奇帆：城鄉統籌發展需要投資來帶動，這個錢要花在開發市場能量上，會花巧花。但是，資金總是不能滿足建設需求，不能完全靠中央推進發展。所以，關鍵是要通過體制的改革和生產關係的調整，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讓市場釋放出巨大能量。
今後五到十年，更多會考慮按照資源配置的角度進行改革，按照小投入多產出、調整生產關係的角度，去考慮改革的事。
比如說，今後五年重慶動遷50萬高山移民，一共十幾萬戶，需要100多億元資金。中央和地方可以補20億元，還有那麼大的缺口怎麼辦?就要靠地票。如果這十幾萬戶把宅基地復墾為農地，20萬元一畝，就會有200多億元的資金。這就叫巧實力，巧改革。當年鄧小平倡導和推動的一個承包制，沒讓中央政府出一分錢，但千百萬農民有了積極性，農民就容易致富了。
土地儲備稀釋地方債
2002年黃奇帆就任重慶市常務副市長期間，重慶市就開始進行了土地儲備。當時重慶主城建成區200多平方公里，近300萬城市人口。經過10 年發展，重慶主城已經從10年前的一環主城向二環主城發展，整個主城二環內面積有2000多平方公里，可建設用地為1000平方公里。
理論上，從2002年到未來二、三十年內，重慶主城將有近700平方公里是要新開發的，約近百萬畝地。一般政府儲備地不得超過城市可開發建設土地總量的50%，就是約40萬畝∼50萬畝。在黃奇帆看來，2002年儲備的這40萬畝土地，讓土地升值的財富歸政府所有，相當於為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建了一個額外的金庫，同時平衡了財政賬本，政府債務被稀釋。
《財經國家週刊》：有人說，重慶大興土木，包括地鐵在內的投資已經超過財政的負荷，你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有什麼辦法化解地方債務?
黃奇帆：重慶這些年修橋修路的力度確實很大，軌道通車里程在全國排第五名，除輕軌之外，鐵路、高速公路、基礎設施，我們10年花了6000億元，這些錢花了債務為什麼不高呢?我們的辦法是管住土地，讓土地升值的財富歸政府所有。我們把香港的土地儲備制度學過來了，我們在2002年就儲備了40 萬畝土地，扣掉成本，儲備土地賣掉部分就能獲得幾千億的資金，如果沒有這兩三千億，我們地方債務不是現在的2600億，得是5600億。
目前，重慶地方債處於綠燈狀態，黃燈都不會亮。地方債一般不能超過財政收入，重慶地方債現在是2600億元，是地方財政的60%多，占GDP的比例只有20%多一點，目前重慶的銀行不良資產率在全國是最低的，而且我們的地方債務也低於全國的平均線，重慶地方債的安全度排在全國前列。
《財經國家週刊》：儲備這些土地，是如何規避市場風險的?有什麼具體的辦法和經驗?
黃奇帆：土地儲備要和金融相結合，進行融資循環，這個循環很重要，是避免泡沫、合理舉債的邊界。重慶的土地是金娃娃，不會產生泡沫，是因為重慶的土地儲備做到了五個原則：
一是超前儲備，一步到位;細水長流，逐年供應。我們在2002年∼2003年儲備了40多萬畝地，由市地產集團、城投公司兩個具有土地儲備職能的集團負責實施，當時是規劃一步到位。土地供應「細水長流」，市政府計劃20年內每年只能開發5%，40多萬畝地的儲備資源，一年最多用2萬畝。這既是政府對儲備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的考慮，也是對儲備土地未來升值空間的考量。
二是對儲備地的使用要兼顧公益和商業開發。重慶市公益性開發和商品房開發大體上是對半開，最近十年已經開發的19萬多畝土地，其中近10萬畝是公共服務、公益事業用地，比如說公租房建設、大學城建設、鐵路機場等。還有9萬多畝用於房地產開發，將其收益用於整個19萬畝的征地動遷成本，以及一些基礎設施開發建設。
三是土地儲備不改變市區兩級政府的分配製度。市區兩級之間財力有分配原則，土地出讓金扣除征地成本以後的淨收入，過去是55:45。2010年以後，市政府做了一個調整50:50，區裡增加了5%。
四是土地儲備公司肩負做好兩個循環的責任。第一個循環，土地儲備的手續辦完後，是可以用於銀行抵押的。將融資用於征地動遷和「七通一平」，把生地變熟地。這一循環很重要，是避免泡沫、合理舉債的邊界。第二循環是把「七通一平」的地搞好，規劃做好，就實行招拍掛。也許這時候，一畝地能賣200萬元，1萬畝地就得到了200億元。原來抵押的時候是當100萬元抵押的，把那100億元還掉，就可以多出100億元。這100億元就是預算外的基金收入，同樣要量入為出，納入財政預算，要有年度平衡。兩個循環正常滾動，土地儲備就是個「金娃娃」，不會有泡沫，更不會變成一個債務鏈要崩盤的危機。
五是要嚴格設置風險「隔離牆」。這在邏輯上叫「按規劃、帶項目、批土地」，核心就是不僅做到長期總體平衡，還要做到當期單個地塊對應的基建項目平衡。
智慧型改革方法論
《財經國家週刊》：對於西部大開發、兩江新區、城鄉綜改區等中央政策的支持，重慶將如何利用好?
黃奇帆：如果地區發展什麼都想靠中央，向中央要錢要政策，就是懶漢。中央也可能會因為地區重要而給予支持。但是真正好的改革，應該是想到好辦法，巧主意，不給國家添麻煩，一不會帶來通貨膨脹，二不會帶來經濟損失，三是不用國家給錢，地方政府少掏錢，對方方面面有好處，這種改革才是最重要的。
方法論比政策重要。中央領導有很多非常亮麗的閃爍智慧光芒的思想方法，他講的是一種哲理、一種方法，講的是一種科學體系，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悟，在工作中消化吸收，就會很有幫助。
《財經國家週刊》：那麼，重慶的這個方法論又是如何運用的?
黃奇帆：我們的智慧型改革，就是化劣勢為優勢，創造重慶的山城特色。重慶最困難的問題之一是基礎設施建設的成本問題。70%的路不是隧道就是橋樑，山溝間修路成本很高。比如，一般地方修1公里高速公路需要4000萬元，重慶卻需要8000萬元。
重慶是山城，山上盤旋的都是小立交公路，路與路之間被山山水水切割開來。如果沒有橋樑、隧道、地鐵聯通，就沒有一個城市的經濟，而只有小山溝的經濟。所以重慶下大力氣修建地鐵，現在我們投資修地鐵140公里，已經花了700億元，如果用軌道、橋樑隧道、高速公路把各個組團連通起來，這個城市組團就很優美，聯絡也很通暢，也就成為城市經濟的集聚體。這時候抓住關鍵，把基礎設施弱點變成強點，就會壞事變成好事了。但如何實現呢?如果不運用智慧，要麼高負債，要麼只好等20年慢慢再修。
建設要快，還要做得好，腦子應該怎麼轉?儲備土地不能全部搞工業和房產，兩者比例是50對50;如果曬一張城投地產十年來開發的近20萬畝土地的清單，會發現50%是公共服務的，如10萬畝中，有3萬畝是大學城，3萬畝是公租房，再加上學校、醫院等;另外10萬畝做房地產，但這10萬畝平均賣 200多萬一畝，可以賣2000多億元。這樣做，就剝奪了房產商發橫財的機會，房產商是靠土地增值發財的。所以，政府讓房產商在土地上發橫財是政府失職。
市場的力量無窮無盡，用生產關係調整來促進生產力，是巧實力、智慧型改革，也是資源優化配置型的改革，我們的改革應朝著這方面發力、創新。
黃奇帆簡介
1952年5月生，浙江諸暨人，大學普通班，工商管理碩士，研究員，1968年9月參加工作，197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現任十八屆中央委員，國務院三建委副主任，重慶市委副書記，市政府市長、黨組書記。
黨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十八屆中央委員，九屆、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市二次、三次、四次黨代會代表，二屆、三屆、四屆市委委員，市二屆、三屆、四屆人大代表。主持市政府全面工作。主管市政府辦公廳、市編辦、市審計局、市政府研究室。聯繫人大、政協、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