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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明勇 【文匯網訊】他遠沒有辦過的案件有名：重慶「打黑」的恐懼;北海案的轟轟烈烈;貴州小河案，震懾中央督導組的辯護;張氏叔侄最後的自由……他是淹沒在「死磕派」律師網絡喧囂裡的「技術派」，像佐羅一樣打撈生命和自由，劃下「Z」，繼續隱逸勞作。
據南方人物周刊報道，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合議庭，涉及當地官商勢力的合同詐騙案正在開庭。庭下，特警、公安成排坐在前列，後排旁聽席上，幾名當地律師正在討論辯護人朱明勇辦過的案件;庭上，朱明勇沒有慷慨激昂地高揚公平、正義，寥寥數語直指案件要害，有法有據。公訴人沒直面朱明勇所指，顧自照單宣讀事先準備好的陳詞。當事人哭訴受到的刑訊逼供，旁聽席上一片靜默。
庭審結束，一位特警轉身要朱明勇的名片，旁聽的本地律師告訴他：「你上網搜索，他就是安徽張氏叔侄案的律師朱明勇。」幾天前，朱明勇在安徽黃山的當事人就是兩名警察，罪名是對他人刑訊逼供致死。
十多年的職業生涯，「刑訊逼供」是朱明勇工作的主要對象，「冤案都伴隨著刑訊逼供，我的工作是找出他們逼供所得的破綻，真相難以窮盡，但謊言總有破綻。」
不同的冤案結局
5月17日，浙江省高院對因姦殺冤案入獄已近十年年的當事人張輝、張高平支付國家賠償各110萬元。叔侄倆拒絕接受：「我有什麼滿意不滿意，滿意又怎麼樣，不滿意又能怎麼樣?我不關心這個，現在關心的是找工作。」
3月26日，張氏叔侄從冤坐十年的牢獄中出來後，關於國家賠償的談判就已經開始了。「當時談到四百多萬。但是張高平覺得少了。700萬是他們自己提出來的。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算出來的。法院覺得700萬太多，最後沒有談下來。」
最後朱明勇勸叔侄倆：「既然這樣，那就先停下來，先回家。」朱明勇清楚，叔侄倆回家會給法院產生壓力。第三方消息稱，法院要「一次性解決」，即宣判無罪之後馬上就把國家賠償解決。
叔侄倆出獄之後，賠償問題並不顯得那麼急迫。朱明勇考慮到，叔侄倆最初找的阮方民是浙江省高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也是浙江省最有名的刑法專家，「他是當地人，比較好溝通。」
一度無力接管此案的阮方民在談判階段又找到叔侄倆，要求代理他們的賠償，「他把委託書寄到我們家裡了，不好意思不簽。」叔侄倆問朱明勇該怎麼辦，朱告訴他們：「先讓他去談，不滿意，我再來。」
阮方民告訴叔侄倆，談判分兩部分：法定國家賠償和補償。「上午談法定的，下午談補償。」但上午談完220萬法定賠償後，法院不再談了。「阮律師跟我們說，他也被騙了。」張高平只能再給朱明勇打電話：「朱律師，我們又被騙了。」
朱明勇打開長期關閉、用以接案的手機 ，來電顯示多個浙江省高院未接電話。朱沒回。又幾日，再開機，電話就來了：院長讓帶個信，希望你來杭州再溝通溝通。「還讓我給他們以律師的視角寫一份東西。國家賠償，現在多了精神撫慰金，原來馬廷新是沒有的。」
在河南省浚縣的修路工地上，馬廷新出獄已5年。他從電視中看到多年未見的朱明勇。2008年4月17日，馬廷新走出鶴壁看守所時，迎接他的便是律師朱明勇。他輾轉親戚朋友找到朱明勇新號碼，只說他希望與叔侄倆見一面。
同受過跨省獄偵耳目袁連芳的「威逼利誘，不給吃不給睡，逼抄認罪書」，馬廷新覺得張輝一定是他的「知音」。
2003年，袁連芳在河南鶴壁市看守所，為河南浚縣一家三口滅門案出具證言，指證同室疑犯馬廷新「神態自若」寫下「自首材料」。2004年4 月，杭州拱墅區看守所，袁連芳稱與姦殺案嫌疑人張輝同在羈押期間，張多次對他「神態自若地」提及強姦殺人經過。袁的指證成為馬廷新和張輝被冤的重要證據之一。
「同在一間監室，我說他怎麼知道我的事情，他說他認識公安局的人。後來就讓我認罪，說如果不認罪，明天你的老婆要被抓了。第二天，他們就送來我老婆戴著手銬在看守所前的照片。但我還不認罪，他就說明天你父親要被抓了，果然他們第二天帶我到另一個看守所門口，看到我父親被帶進去……他又說，大丈夫自己做錯事不要緊，別連累家人。我就怕了，想認了罪一死了之拉倒。」
朱的辯護詞：「2002年8月31日，鶴壁市公安機關在立下軍令狀3個月後，案件沒任何進展，為盡早破案，他們從北京請來測謊專家，對嫌疑人進行了心理測試。本案中對馬廷新進行測試的測謊專家，就是曾釀造轟動全國的湖北鍾祥四教師投毒冤案的那位專家。在此案中，他不僅認定馬廷新是犯罪嫌疑人，而且還荒唐地認定另一位患骨質酥松病，連正常生活都要小心翼翼的馬廷偉也是犯罪嫌疑人。」
馬廷新案一審即判無罪，檢察院抗訴，發回重審，又判無罪，又抗訴……從警方拘捕馬廷新開始，歷經5年8個月，馬才最終無罪釋放。朱明勇是 2004年一審後期介入此案，他在此案27處提出了36個無法解釋的疑點，其中包括針對公安部足跡鑒定專家的足跡鑒定結論提出的10點質疑，最終導致法院沒有採信該結論。這些疑點懸疑至今，馬廷新案成了中國的辛普森案。
出獄後的馬廷新每天從早6點到晚6點在工地上賣苦力，以換取80元的養家費用。入獄前養的三千多隻生蛋雞「被偷的被偷，走散的走散，早沒了蹤影」。比張氏叔侄幸運的是，6年牢獄沒有奪走他的妻兒。
馬廷新的19萬多元國家賠償款被分了無數期：「多的時候給一兩萬，少的時候給5000，每次還要扣走一兩千，說是給工作人員的感謝費。幾年前就已經領完了，總額就少了一兩萬。」
不同的冤案有不同的結局，這讓朱明勇對刑事辯護著迷：濮陽一處級幹部，一審12年，申訴減掉四分之三犯罪事實，改判5年;福建南平聯通公司副總經理職務侵佔，二審後發回重審，後檢察院撤訴;海信公司河南售後總監合同詐騙罪，二審改判無罪;成都律師詐騙案檢察院做出不起訴決定;貴州律師涉嫌詐騙兩次判刑15年後改判無罪;河南王和平等8人非法拘禁全部無罪釋放;北海楊忠漢律師無罪釋放;貴州「黑老大」黎崇剛無罪釋放……
無法拒絕的當事人
讓朱明勇無力挽回的死刑只有一例——重慶第二號「黑老大」樊奇杭。
馬廷新無罪釋放後不久，重慶「唱紅打黑」紅火起來。樊奇杭姐姐樊燕是看到馬廷新被翻案後找到朱明勇的。此時，朱明勇正日夜陪護在癌症晚期的父親病榻前，無心接案。「醫生說我父親還有兩個月，我父親聽說涉黑案件也不同意我接。」
樊燕坐火車趕到朱明勇老家所在的縣城醫院。「她買了束鮮花，一直坐在病房裡不走。她說她弟現在什麼情況不知道，也不知道人到哪裡去了，報紙上公佈說是黑社會抓起來了，她說他不可能涉黑，如果你瞭解他的為人，你會發現我弟弟在當地是非常受人尊敬的。」
在父親的最後時光裡，朱明勇和4個姐妹都在醫院守護，「大姐已經去世。」一家人在醫院照最後的合影，樊燕也被邀請一起參加。朱明勇突然覺得，樊燕就像是他已經逝去的大姐。這種瞬間的感動，加上樊燕執著地等候，讓朱明勇無法拒絕為樊奇杭辯護。
指認李莊作偽證後，「黑老大」龔剛模免去一死。樊奇杭作為「第二號黑社會頭目」卻被判死刑。朱明勇感到無力，跟樊奇杭商議：「要不你也指證我作偽證，這樣我最多坐幾年牢，但是你可以免去一死。」朱明勇的意見遭到樊奇杭拒絕。2010年9月26日，樊奇杭被執行死刑。這位練過武術、闖蕩過江湖的男人每提及此，聲音總會低沉下來。
《新世紀週刊》記者羅潔琪未見過朱明勇，只聽龔剛模專案組一名警察對其說起，「如果不在打黑這個畸形的環境，朱明勇和樊奇杭都是他們願意結交的朋友，他們是『好律師和真男人』。」
與當事人的糾結與辛酸在張氏叔侄案中重演。分別關押在南疆和北疆的張輝、張高平不約而同在《民主與法制》上讀到馬廷新案報道。
張輝撕下那頁紙寄回家，張高平正要撕，遭獄警制止，只能找檢察官張彪繼續申訴，張彪此時才留意到袁連芳，並建議張高平大哥張高發找馬廷新的律師朱明勇。張高平、張輝都寫信回家讓家人找朱。
朱明勇看到張輝在信中並不確信，「說不要急於確定，先摸摸底，準備準備家裡還有多少錢，錢一定要用在刀刃上。」
接下去的兩年裡，張高發在北京一邊上訪，一邊一家一家律師事務所打聽朱明勇。遇到訛詐也多，「有人直接說我們給你搞定，最多的開價300萬。」老家有人介紹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要價20萬，張高發同意了，回家準備賣房子，房子不及賣出，對方又說給20萬也不接了。
張高發第一次給朱明勇打電話時，朱並未在意，只讓他把材料寄來先看看。張高發捨不得寄快遞，寄了7塊錢的掛號平信。
2010年秋冬季節，朱明勇又接到張高發電話，興奮地說他到北京了，此時朱明勇卻在鄭州。張高發隨即坐上到鄭州的火車。朱明勇覺得他有農民樸實的執著。將近凌晨，朱明勇在一家修車店內的小旅館見到張高發。
朱明勇在2010年凌晨3：07的微博記錄道：「一位60歲的老人從安徽趕到北京，用木棍挑著一塊臘肉和一包申訴材料，都是給我的。可是他到了北京卻找不到方向，通過助理才知道我在外地，於是老人又馬不停蹄乘火車趕到我所在的城市，剛剛看完他的材料，絕對的冤案，而且差一點兩條人命歸西。我心急如焚。的確我真的無力承受這樣一起又一起的冤案。他住在30元一晚上的『賓館』，我踏著鐵皮樓梯，在昏暗的燈光裡找到房間，一看房間僅僅一張單人床，不僅沒有衛生間，還沒有門鎖，兩個人都站不下。我怕不安全，開車帶他到一家快捷酒店，120元一晚。在這裡聽到他講述一起驚天的冤案。我說申訴案子難度太大，不成想說著說著，這位老人竟失聲痛哭。」
連續兩天兩夜的尋找讓張高發困頓不已，在朱明勇看案卷材料的時候睡去。「我知道他回家沒有睡，在看我的材料。第二天一早，他來到酒店，就說了一句話：你的案子我免費接了，你回去吧。」張高發難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兩年後的一個中午，當張高發和朱明勇一起站在浙江省高院門口時，張高發拍打幾下法院門口的石墩，硬拉朱明勇坐下，「他自己幾乎是跪在我身邊。」 有人給張高發打電話找朱辦案，「他就那麼跪坐在我身邊，雙眼認真地望著我，對電話那端說：你要找朱律師辦案，那你得自己去找他，他到哪裡你就去哪裡找他。」這讓朱明勇又想起那個嚴冬的凌晨。
危險的江湖
20年前，在河南家鄉紀委工作的朱明勇從報紙上讀到一條消息：司法考試從兩年一考改為一年一考。「潛意識裡覺得，律師才是能夠伸張正義的職業。」他報了名，兩個月不眠不休備考，通過考試後第二年，拿到了律師執照。
此後，朱明勇愈發厭棄原有的工作。他決定找個機會出去闖蕩世界。
紀委的掛職鍛煉給朱明勇創造了這個機會。他掛職到企業，辦了停薪留職便踏上了剛剛開放的「南方熱土」。
憑著在少林寺練武的兩三年經歷，朱明勇被東莞一家酒店聘為保安。「交了5塊錢報名費，一個月工資470元。」40天後，酒店人事部老闆發現他是大學生，還持有律師執照，讓他給酒店寫人事管理方案。
下班後，他在餐廳找了本稿紙，通宵給酒店寫了一本「酒店人事部管理總體規劃」，「那時還沒有電腦，手寫，還用藝術體做了個封面，包括車輛管理、電腦管理、後勤管理、消防管理、招聘、培訓等等一系列。」老闆看完後說：你從明天開始可以到人事部上班了，工資1200元。
朱明勇沒有到人事部上班，而是被另一家酒店挖走當管理部經理，工資2300元。「我們那時候在老家的工資200還不到。有一次我姐給我打電話，說家裡工資漲到200了，你怎麼還不回來。」朱明勇在那家酒店做到副總經理，工資7000元。
「感覺很好了，高薪養廉，衝鋒陷陣的事情我都去做。那時候廣東是草莽世界。在幾次砸店的械鬥中，都差點送命。」直到紀委通知他再不回家上班就要辭退，朱明勇從7000元「高薪」又拿回紀委300元工資。「雖然工資低，紀委的工作那時在腦海中還是讓人放不下的。」
打打殺殺的江湖並沒有重慶江湖來得令朱明勇恐懼。
直至李莊案發，朱明勇還覺得自己是安全的，「李莊被抓那天晚上，我還準備去理髮，好精神點去開庭，法院打電話說開庭延後了。」
樊奇杭案延期幾天後開庭，李莊被抓後，法院為龔剛模指定了律師。開庭那天朱明勇並無顧忌，指責重慶警方「殘酷的刑訊逼供，掠奪式地把人家的財物搶走，也沒有登記，收走幾十萬，一百多人，一個證人都不出庭。槍支子彈，冰毒20公斤，一件物證都沒有。既沒有上線，也沒有下線，不知道來自哪裡，也不知道賣給誰，這都是可能判死刑的。現在大家注意到的公訴人是ど寧，最先出現的叫戴萍，也是全國十佳公訴人，像打了雞血一樣念網友的評論」。朱明勇在庭上說公安局新聞發佈會的公開內容，審判長稱，這個我們不信。
朱明勇意識到危險是在一審二審都宣判後，所有起訴罪名全部重判。「特種兵出身的樊奇杭3次試圖自殺，撞牆、舌頭咬掉一截，頭上兩道傷口，縫了8 針。見他的時候，說話都不清楚。這麼殘忍的刑訊逼供，口供也不一致，又有翻供，怎麼能判死刑呢?我當時對重慶還抱有幻想，覺得即使是演戲，二審也要糾正一部分，顯示我們有兩審程序，甚至一審判黑，二審不判黑，一審死，二審不死，我以為他們會故意搞些戲份。」
二審宣判後當地有人傳話給朱明勇，說你的辯護已經讓有些人難以容忍。到了死刑覆核階段，朱明勇依然決定，要不惜一切代價將樊奇杭所受的刑訊逼供，以及一審中的問題公佈出來。這期間，他還試圖為李莊出庭作證，最終未被允許。
回到北京，朱明勇將會見樊奇杭時悄悄拍下的原始視頻資料寄給最高法院的庭長和院長，要求他們見律師。但是，毫無動靜。直到文強被執行死刑，他才意識到「再等下去肯定就沒戲了」。他只能將這些材料公佈給媒體。但是媒體的報道很快被刪除。
為了避風頭，朱明勇往外「放了個風，說要到少林寺修煉，其實我沒有躲那裡去，去了一個誰也不知道的地方，也不可能跟任何一個人聯繫，不用手機 ，也不上網，徹底消失了」。此後有了媒體報道的《朱明勇的恐懼》。
他這麼做，是基於重慶成立了「7·27專案組」。他從家鄉和所代課的學校都獲悉前後有好幾撥人去找他。
兩三個月後，朱明勇重新登錄自己的郵箱時，發現裡面有一封信：尊敬的朱律師，我是你的粉絲，前段時間因為一直沒有你的消息，我們非常關心你，所以不好意思我們破解了你的郵箱，現在還給你，希望你諒解。
直到薄熙來被抓之後，朱明勇都不敢去重慶。
刑辯是非
記者：目前的刑辯律師裡，誰是你比較歎服的?
朱明勇：客觀講沒有。上學時拜服田文昌，他是全國刑辯第一人。十年前，我把他所有的辯護詞、代理詞，基本上每個案子都研究透了。畢竟時代不同，律師界也風雲變幻，但他的精神給我的鼓舞還是很大的。
很多知名的律師事務所拉我加入，我最後還是拒絕了，理由有兩點，一是我就沒把律師這件事當事業來做，就是想做的時候做一下，不想做的時候就不做。我可以去練武，品茶，休息。我根本沒想把這個工作像別人那樣做成全國最大的品牌。還有個原因是這東西也沒辦法繼承，不是我做成馳名商標，我的子孫後代能繼承，做得再大，一命嗚呼也就沒有意義了。
我下半年不打算接案了，手頭的案子辦完，打算重回少林寺研習少林心意把。
記者：什麼事有意義呢?
朱明勇：如果我覺得這個案子有意思，我就做，不賺錢也沒關係，甚至我貼點錢也沒問題。張輝、張高平這個案子我貼了有10萬，無所謂。
我們所裡同事總給我打電話，說好多人到所裡等你，有的等了一個星期，每天上班都來等我，他說價錢費用都談好了，我說這案子我不做，你要做你做。就是這段時間，每天都有人去所裡找我。我也知道張氏叔侄的案子給我形成了最好的廣告效應，但我把接案子的兩個電話都關了。我覺得我沒有精力去做這麼多的案件，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像流氓一樣，什麼案子都接，大案小案，敏感的不敏感的，有意義沒意義的。
記者 ：你接案子的標準是什麼?
朱明勇：第一得有意義，案件本身有值得辯的空間;第二這個案子本身很冤，出於伸張正義都要幫他一把，像張氏叔侄案;第三可以瞭解另外的領域，比如上海李旭利案，涉及證券領域，金額也巨大，但說出來可能沒人相信，這樣的案子還是沒有錢的，人家賬戶全部查封了。
還有的案子，本身事實簡單，證據充分，辯的空間不大，花上幾十幾百萬請個大律師，他請個普通律師花5000塊，照樣也能辯護好，達到同樣的辯護效果。反而有些案子，沒錢，但是有很大空間，就有了意義，錢多錢少都無所謂。這對我也是積累，我就想積累一批這樣的案件，做研究。有那麼十幾二十幾個案子，都是自己翻案的，找些規律來研究也是很有意義的。
有些同行辦申訴案件分步走，先簽委託書，寫申訴狀收多少錢，到法院遞送申訴狀收多少錢，法院接受申訴狀再給多少錢……我覺得這跟騙子差不多。遞申訴狀，可能你今天遞上去，明天一走，人家就扔了。有很多案子一看就是沒有任何改判可能性的，收人錢是有問題的。這還不像醫院，醫院那些絕症確實治不好，但是他們能延緩你的生命，改善生活質量。律師跟那個是有差別的，對結果沒有任何可期待性，只能決定你努力的程度，
記者：你怎麼解決生計問題?
朱明勇：那應該不成問題吧?一年辦一個有點收入的案子就已經足夠生活了。
現在有人講「律師營銷」，有人講「業務拓展」，我聽了這兩個詞覺得煩得很。我十年在這個律所沒有動，很小很沒有名氣，沒有影響力，我連辦公室鑰匙都沒有，但我懶得換。我自由的前提是，不佔用他的任何資源，辦公室也沒有。北京干十年的律師基本上都換過兩三家，我覺得換來換去都差不多，無非是提成高點，我們所25%，有的所一分錢不拿你，只要交稅。
如果奔著賺錢的目的，哪裡要做刑辯律師，冒這麼大風險。民事我也不是不會做，做生意也不是不行，沒上過學的堂兄弟都做得非常大。一個名聲很大的刑辯律師一年賺幾百萬，在全國刑事領域就是最大的了，除非是黑律師。
很多律師有名，下面有一個很大的所，很多人，他們的思路跟我不一樣。我就一個人，一年辦一個案子有點收入就夠了，一人吃飽，全家不愁。而且我隨時可以不幹，回學校當老師，清清淡淡。賺那麼多錢有什麼用呢，孩子沒有能力，給他多少錢都沒用。所以心態淡定以後，很多事情就想通了。看著身邊的律師，漏接一個電話都很遺憾，生怕自己漏掉了一個案源。我就沒有把它當成一個賺錢的職業，說當成事業就更談不上。
記者：可是你喜歡做的事情不就是做有挑戰的案子嗎?
朱明勇：如果說高尚一點，是希望通過做一起又一起的案子，維護一個又一個個案上的公正，挽救一個又一個具體的人的生命和自由。我沒高尚到要為國家的民主與法治奮鬥終身。也不會低劣到像有些人那樣為了忽悠名氣，然後賺更多的錢。
記者：你是覺得在這些案子裡，你能獲得成就感?
朱明勇：這種成就感可能是最重要的。我有無數的機會鑽到利益圈裡去，但我總是刻意要跟他們保持相當大的距離。全國律協會長兩次給我介紹案件，我從來不認識他。他介紹山西首富郝建秀的案子，我談了下，他們嫌我收費低了。我說這種案子可能要50萬，但是會長介紹，我覺得就30萬。後來他們去找了個要價幾百萬的律師。
像我這種律師一定做不大做不強，但我好像也不想做大做強，去成為什麼全國名氣最大的律師。但是全國名氣最大的律師和我接觸，他依然對我保持謙遜，我不跟他爭名奪利，他們也都喜歡通過各種渠道跟我合作。我相信，水平才是說服人的。哪怕坐在審判席上的法官，即便他沒有按照你的意願判案子，但也要讓他們心裡想起你在庭上的表現時，是誠服的。
人的心態和他的能力有關係。我始終沒覺得我離開律師行業就沒飯吃。人只有經歷過生死，才真正能把人生看淡。
記者：你說過做經濟案件覺得沒有挑戰，沒有意義?
朱明勇：一點意義都沒有。比如欠銀行貸款三四個億，去打這場官司，根據標的，開一上午庭可能一個小時，你可以收回幾十萬上百萬都有可能，甚至在庭上5句話就說完了。欠錢了嗎?欠了。還錢呢?沒錢。還有什麼好說的，沒有任何意義。
還有一些非訴訟業務，有些同行可能認為賺錢更多。是的，能賺很多錢。比如給某個房地產項目提供全程的法律咨詢，幫銀行按揭辦具體的手續，填單子，賺錢再多，毫無意義。甚至我都覺得這些人不應該稱之為律師，應該稱之為法律工作者。衡量標準只有一點，你這項工作換任何一個法律工作者，做出來的結果都是一模一樣的，讓實習律師和讓最大牌的律師做結果都一樣，程序也一樣。唯有刑事案件的辯護，就像一個魔方，轉在不同人手裡，轉來轉去的結果都會不一樣。這幾年辦的案子， 80%-90%經過我的手摸一下，就會發生變化。我自己已經感覺很神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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