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強調，反腐應「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半年過去，「治標」的舉措漸次揭曉，「治本」的方案仍在爭議之中。
據新民週刊報道，在6月份的最後一個週末，中央紀委一頭一尾先後披露了兩起省部級官員落馬信息，他們是原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長郭永祥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統戰部長王素毅。7月的第一周是第三個：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區總工會主席李達球。
1961年出生的王素毅是第一個落馬的「60後」省部級官員。
如果再加上此前宣佈的原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和原安徽省副省長倪發科，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央紀委證實的落馬省部級官員已經達到6人。
這還只是省部級這一層級的查處數字，各地紀檢機關查處的數字自然更為觸目。十八大後廣東紀檢監察機關共查處4613名幹部，其中地廳級幹部29人、縣處級幹部242人，江蘇則在十八大後查處了147名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
新華社文章似乎預告了還將有高層官員落馬：「自李春城起，十八大後中央反腐明顯提速，不知下一『老虎』是誰?」
下一「老虎」是誰
國內輿論普遍認為，「老虎」頻現，和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今年1月份提出的中央反腐新思路有關。
今年1月23日，在中央紀委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強調，要深刻認識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
之前各級紀檢部門反覆強調的反腐指針是「三個更加注重」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在這一背景下，王岐山「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的新提法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並被視為中央反腐新思路。
外界更為關注的是，在「以治標為主」的新形勢下，新一屆中央紀委將出台哪些具體舉措，以遏制腐敗高發態勢。半年之後，謎底漸次揭曉。
1月，中央紀委在全會公報中宣誓年內開展領導幹部個人事項報告抽查核實工作，目前正在研究全國層面的抽查方案。在方案尚未出台的情況下，中央紀委將抽查的權力一部分下發給了正在全國10個省份和單位巡視的中央巡視組要求巡視組對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進行抽查。
除了被授予抽查領導幹部個人事項報告的權力，中央巡視組的工作重心也在今年發生了重大改變。
在1996年至2003年的摸索運行階段，巡視制度的主要職能便是發現和反映腐敗線索，為辦案提供服務。到2003年巡視制度正式運行時，中央根據現實情況對巡視範圍進行了擴充，加入了檢查各地貫徹中央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執行情況的內容。
到了2013年，5月17日中央巡視工作動員暨培訓會議給出的答案是，調整巡視工作的重心，讓巡視回歸其最開始和主要的職能：發現和反映違法違紀線索，做好中央的「耳」和「目」。
約談也成了中央紀委一項新的工作方式方法。4月22日至26日的5天時間裡，王岐山帶頭，中央紀委監察部領導班子成員一起就落實八項規定分別約談了53位派駐到中央和國家機關的紀檢組組長、紀委書記以及中央紀委委員和各省份紀委書記。對於不少派駐紀檢組長、紀委書記來說，這樣「被請到辦公室，面對面、一對一交流式的匯報還是10年來的第一次」。
與此同時，中紀委還對內設機構進行了改革，在原來8個紀檢監察室的基礎上，再增加兩個，達到10個室，增加的兩個室均負責查辦地方腐敗案件，這樣專責查處地方省部級官員貪腐案件的案件查辦室就達到了6個。
據記者統計，自2003年以來，公開報道的80名左右的落馬省部級幹部中，如果以工作部門劃分，在地方工作的要超過七成，在部委、國企工作占三成左右。這一比例也能從十八大後落馬的5名省部級官員所屬工作部門上得到驗證。6名落馬高官中，除了劉鐵男落馬前在中央部委任職，其餘5人均在地方任職。
紀檢系統自肅
與此同時，紀委監察系統內部開始收緊紀律。5月27日，中紀委要求紀檢監察人員在6月20日前清退會員卡並遞交零持有報告。6月28日，會員卡專項清退活動結束。從中紀委常委開始，81萬紀檢監察人員提交了零持有報告書。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院長喬新生認為，這一行動可以視為必要的「給出路」的做法。專項活動要求限期清退所收會員卡，與其說是小題大做，治標不治本，不如說是一場特殊的「赦免」，既是為了避免出現大規模的貪污腐敗犯罪案件，同時也是為了提醒紀檢監察機關工作人員，讓更多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充分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性質。
「如果嚴格按照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將所有收取會員卡的紀檢監察機關工作人員都繩之以法，那麼，我國的紀檢監察機關將會徹底癱瘓。」喬新生說。他舉例，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就曾經面臨這樣的問題。在香港的紀律部隊中，根本找不到清正廉潔的官員。正因為如此，港英當局不得不實行特殊政策，給香港廉政公署的工作人員以豁免權，讓他們放下包袱輕裝上陣。與此同時，對於那些帶有普遍性的腐敗案件，港英當局採取一種既往不咎的策略，從而使絕大多數貪污腐敗的警察重新走上工作崗位。
喬新生對記者表示，我國目前反腐工作所面臨的問題是，一方面腐敗現象比較嚴重，各個領域、各個行業都存在著腐敗問題，另一方面腐敗已經蔓延到紀檢監察機關內部，反腐敗機關同樣面臨著反腐敗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盡快採取治標的方式，提醒紀檢監察機關工作人員注意自身的形象，同時給予紀檢監察機關的工作人員必要的「豁免」，未來反腐敗的工作將會異常艱難。
喬新生說，專項行動肯定是臨時性的舉措，紀檢監察機關顯然不是想要通過清退會員卡達到徹底根治腐敗的目的，不要過高地估計紀檢監察機關全面清理會員卡的現實意義，但也不要低估這項工作所產生的示範效應，它是在昭告天下，中央紀檢監察機關決定建立一支高效的反貪隊伍，從而使我國反腐敗工作長期深入地堅持下去。
中央紀委警告說，不排除少數人心存僥倖，沒有清退會員卡，沒有如實報告，下一步將對清退會員卡的報告和承諾情況進行抽查，嚴肅查處紀檢監察幹部違紀行為。
事實上，紀檢監察機關開展清退行動後，這一行動迅速擴至更多部門和地方。全國法院系統、國務院國資委、環保部以及重慶市和海南省等部門和地方，均在本部門和地方內開展了會員卡專項清退活動。
國際合作遏制官員外逃
如果說限期自行清退會員卡是「給出路」，那麼積極做好實施《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各項工作並利用《公約》平台開展反腐敗追逃追贓國際合作則可視為一種「斷後路」的做法。
中央紀委宣佈專項清退活動結束的同一天，也就是6月28日，研究實施《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工作協調小組召開了第六次全體會議，重點部署了我國首次接受《公約》履約審議工作任務。
在該次會議上，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黃樹賢強調，吸收和借鑒《公約》的規定，完善我國反腐敗法律法規制度體系，開展反腐敗國際合作符合我國的利益和需要。
制定於2003年的《公約》借鑒各國、各地區反腐敗經驗，對預防和懲治腐敗的制度措施、追逃和追贓等國際合作做了全面規定，是國際反腐敗合作的最重要法律基礎。
與此同時，7月3日，來自外交部的消息稱，中國和加拿大將締結境外追贓專門協定，這也將是中國就追繳犯罪所得對外談判的第一項專門協定。中加兩國政府此前於2012年5月、2013年6月就返還財物和分享被沒收資產協定舉行了兩輪談判，雙方在交流各自相關法律制度和司法實踐的基礎上就協定全部條款達成一致，並草簽了協定。
截至2013年5月，我國已與49個國家簽訂民、刑事司法協助類條約，與36個國家簽訂了引渡條約。 條約的目的之一，是防止官員將貪污所得轉移到國外。
2010年1月，時任中央紀委副書記李玉賦在新聞通氣會上透露，近30年來，外逃貪官數量為4000人，攜走資金約500多億美元，平均每名貪官捲走約1億元人民幣。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研究員戴瑞君曾撰文稱，腐敗分子將巨額資金匯出境外逃避懲罰已成為當前腐敗犯罪的一種慣有模式，凍結乃至最終追回外流腐敗資產已經成為了刻不容緩的工作。
戴瑞君認為，追回被非法轉移至境外的腐敗資產，切斷腐敗分子在國外的生存基礎，破滅他們「犧牲我一個，幸福全家人 ;貪污我一人，幸福幾代人」的幻想，能從根本上遏制貪官外逃、資產外流，進而促使官員收斂腐敗貪慾。
如何治本
在王岐山提出的新思路當中，「當前以治標為主」的目的還是「為治本贏得時間」，中國式反腐最終還是要回到「標本兼治」、「更加注重治本」上來，回到制度建設上來。
如何治本，眾說紛紜。總體而言，有兩種思路，一種是強化中央反腐權力，另一種是仿照經濟改革經驗，設特區，試點政治改革。
6月24日，中央紀委駐國家糧食局紀檢組長、黨組成員趙中權在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上刊登署名文章，呼籲對現有分散在紀檢監察機關(預防腐敗局)、檢察機關(反貪污賄賂局)等反腐敗專門機構進行整合，建立「國家反腐敗委員會」，作為反腐敗相對獨立的專門機構。
趙的理由是，我國現行反腐敗機構設置較為分散，缺乏統一、相對獨立的反腐敗部門的狀況，難以適應法治化反腐敗的要求，難以形成反腐敗的合力。
趙的身份引發外界關於該文是否在為「反腐委」「測試水溫」的廣泛聯想。
事實上，除了設立「國家反腐委」的呼籲外，體制內反腐學者近一年多來也倡議設立「廉政特區」、「政改特區」進行反腐試點，引發社會矚目。這個建議的兩個代表性人物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政研究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和中央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李永忠。在去年11月30日中央紀委專家座談會上，任建明也向王岐山當面陳述了自己的「廉政特區」構想。
與趙中權的設想頗為一致的地方，無論是任的「廉政特區」構想還是李的「政改特區」試點，第一步、也是關鍵的一步都是設立一個 被賦予很大權限、不受其他政府部門制約的獨立反腐機構。
任建明對記者表示，從宏觀、總體的角度看，當代中國取得反腐成功的可能性還存在，但這並不意味著僅僅沿用過去30多年反腐敗所形成的一套辦法，就能水到渠成地取得成功。
任認為，取得反腐成功的機遇期或許只剩接下來的10年，如果不實施重大的改變，依舊蕭規曹隨，就只會繼續重複過去20多年所經歷的「越反越腐」，並最終走到不可逆轉的程度。在任看來，這一「重大的改變」就是盡快設立數個「廉政特區」，並在「廉政特區」中進行迥異於其他地區原來做法的綜合的、深層的試驗，「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在廣闊的內地再造一個或幾個新加坡或香港」。
「如果這項試驗能夠成功，就真的為中國找到了一條反腐敗成功的路子。然後再把這些成功樣板的經驗向內地其他地區、其他層級政府推廣。」任建明說，「當代中國的反腐敗不大可能總體一次成功，而最大可能的情況是一部分地方先取得成功，最後再逐步走向總體成功。『廉政特區』正是這樣一個帶有漸進特徵的構想。」
李永忠的「政改特區」設想與任的「廉政特區」在實施方式上大體相同。根據他們的設想，首先要設立一個獨立反腐機構，然後要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裡集中查處官員的貪腐行為，必要時可以實施「特赦」措施，以化解腐敗呆賬並取得官員的支持。
等到集中查處階段結束後，反腐就進入綜合治理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建立制度反腐機制，對容易導致腐敗的微觀和宏觀制度進行改革和創新。微觀制度主要是幹部選拔任用制度、公務人員薪酬待遇及其配套制度、政府信息公開與透明制度、輿論監督制度等，宏觀制度主要是建立黨內分權制衡制度等。
李永忠說，反腐敗也需要解放思想。「不反腐要亡黨亡國，這已經成為國人一個共識，不需要做工作了，但是腐敗反不好，也要亡黨亡國，這確實是很多人沒想過，也不會理解的。」李永忠說，「中醫有句話，三副藥不對路就要換湯頭，反腐反了30年，腐敗愈演愈烈了，只是發現一起查處一起，我們能把30年的腐敗呆賬解決完嗎?必須要有新辦法、新思路才能解決，所以我認為當務之急就是設立『政改特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