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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3日，溫慶福接受採訪。圖/記者陳勇 瀟湘晨報 【文匯網訊】從單位退休後，溫慶福就過上了跟他這個年紀相符的平靜生活。早起晨練，白天看書，練練字畫，傍晚踩著單車到湘江邊釣魚，整天樂呵樂呵——是個連小區保安都羨慕的精神老頭兒。
據瀟湘晨報報道，溫慶福自己也說不清，是哪一塊石頭最終激起了他心中的湖水。在一個深夜，他打開電腦，一個字一個字敲下那封筆調略顯沉重、標題為「我至今愧對的一個人」的道歉信。
信件最開始發表在他的新浪博客上，看的人不多，總共有5個人留言，其中有一個還是他的學生，這個學生給他留言說，「為您的勇氣和良心致敬」。
他要道歉的對象，名叫張瓊英，今年已經87歲，曾是益陽市三中教師，「文革」中受到抓捕和批鬥。而溫慶福，是參與者之一。
今年6月份，溫慶福將信件投遞給《快樂老人報》，希望「當面跟張老師說聲對不起」。一個星期後，《快樂老人報》收到了張瓊英子女的回信，信件開頭是，「溫老師，您可以放下這份愧疚了。」
「再不道歉就來不及了」
這個「秘密」，在溫慶福心中埋藏了40多年。
溫慶福把它歸於個人道德層面，「心裡有愧疚，不會安寧。什麼都可以沒有，但不能沒有良心。」
這個在妻子左淑英心目中「極善良的一個人」，曾經冒著酷暑去報刊亭買兩瓶礦泉水，遞給在馬路上工作的環衛工人，「換成我，我也會覺得他們辛苦，但可能不會想到要去買水。」
左淑英說，事實上，這麼多年來，作為最瞭解溫慶福的一個身邊人，她一直很信任和欣賞丈夫的為人，「工作中批評了下屬，他回來都會內疚的。」
儘管如此，寫道歉信的舉動，還是讓她覺得詫異，因為「此前從未提及」。
在溫慶福自己看來，這種即使放在大環境裡依然並非孤例的「致歉」與「和解」，卻有他自身獨特的心理形成邏輯。
退休之後，溫慶福閱讀了大量回憶錄性質的書籍，胡適有句話讓他印象深刻，「人最大的美德是寬容」。
他說，他這一輩走過來的人，經歷過歷史，也最不能忘卻歷史。梁漱溟的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溫慶福每天都會聽上一段，「從歷史塵埃裡走過來的人，有勇氣面對、回憶、思考，才會給後人留下希望。」
「所謂六十耳順。什麼叫耳順呢?就是好的，不好的，你都要聽得進去。」溫慶福說，這也是他最終將心中愧疚化成文字，並以此希望得到「心靈救贖和寬恕」的原因之一。
「文革」之後，溫慶福從益陽調回到長沙工作。1983年，在湖南師範大學的食堂裡，他碰到了張瓊英的小女兒羅飛，兩人寒暄了兩句，溫慶福腦海中瞬間閃過了「張老師被抓走時幾個孩子恐懼的眼神」，他「心中被愧疚刺痛」，卻沒有「道歉」。
書房一角的光線「耷拉」下來，老人的臉閃過片刻的嚴肅與不安。他摸出一根煙，點燃，說：「因為那時候的自己，沒想過要道歉。」
此後幾十年的時光流轉中，溫慶福不再去想那段「稱不上是光彩事」的往事。他忙於工作，「文革」中的自己似乎被他從生命片段中有意地拿走了，哪怕跟老伴和孩子說起過去，他也隻字不提。
如今，他已經過「耳順」之年，他一直掛念的張瓊英老師也已經快90歲，「如果還不道歉，那我們就都太老了，就真的來不及了。」
沒得到回應的「道歉」
1966年，溫慶福21歲。此時距《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報紙上發表，只不過半年時間。
彼時的溫慶福，擔任湖南益陽市三中共青團委書記，「年輕，政治熱情高，工作敬業認真」。
1966年6月，當時的益陽市委根據上級指示派出工作組來到益陽市三中，溫慶福出身好，是工作組的頭號依靠對象。
後來，學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溫慶福被工作組選定為主任。8月，《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傳開，學生們向老師開炮，貼出了很多大字報。
溫慶福記得，學校有一位年輕的女化學老師因承受不了屈辱，跑到資江跳河自殺，後被及時發現，倖免於難。
在工作組的支持下，年輕的溫慶福做出了此後一直讓他難以釋懷的事情——他貼出了炮打學校黨支部負責人譚觀過的大字報。而譚正是溫慶福在益陽師範讀書時的老師和校長。
「譚老先生學問淵博，待人謙和，一直是培養和關心我的恩師，而我忘恩負義，卻是最先整他的人。」多年後，溫慶福這麼說。
「為什麼會那麼做?」溫慶福曾經很多次問自己，他自認為是理性且溫和的人，「文革」中，他從沒對人動過手，看到有學生對老師動粗，他會反感，不敢當面制止，他便「把頭撇開，或者走開」。
為什麼還是會有那樣一些「傷害人」的舉動呢?如果把一切都歸結於「太年輕」，是不是有逃避責任的嫌疑?後來的答案，溫慶福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合適的，「因為不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誤的，同時怕站錯隊，有壓力。」
這個事件同樣給溫慶福留下了「陰影」。1995年，他在省旅遊局的辦公室裡，認認真真畫了兩隻巨大的壽桃，後來，他又特意跑到益陽，放在了益陽市一中的傳達室裡，委託傳達室的大爺一定要交給譚老師。
譚老師卻沒再給他回應。儘管如此，他還是覺得「稍微好過點」了，「只要他老人家明白就行。我希望他老人家健康長壽，哪怕是默默地希望。我有愧恩師。」
延續至今的愧疚感
彼時，張瓊英在益陽市三中教數學。
溫慶福回憶，張瓊英原在長沙市一中教書，她和丈夫羅祥生均於新中國成立前畢業於中山大學，都是中共地下黨員。新中國成立初期，羅祥生當過漢壽縣副縣長，後在省教育廳工作。1957年，羅祥生被錯誤打成右派，後在益陽地區教師輔導站(函校)工作。「文革」中，羅祥生受到殘酷的批判鬥爭，不久便含冤自殺了。
「上面通知張瓊英老師去收屍，還說羅先生是畏罪自殺。張老師回到學校強忍著痛苦，鎮定自若，但我從她紅腫的眼睛裡可以看出，她不知獨自流過多少眼淚。」溫慶福說。
溫慶福跟張瓊英平時就有來往，經常跑到她家裡去逗她活潑可愛的小兒子羅大水玩。溫慶福說，羅大水比自己小9歲，「喜歡笑，還老是出汗」。
1968年夏天的一個夜晚，益陽市工宣隊召開緊急會議，溫慶福和幾位年輕的、出身好的教師參加了。會議佈置全市即將進行的「政治大掃除」，要抓一批人——而溫慶福，被分配帶人去抓張瓊英。
「大約是半夜一兩點鐘，我帶人來到張老師家裡敲門。她家燈已滅了。在密集的敲門聲中，張老師10多歲的小女兒惺忪著眼把門打開了。」
之後的場景，在溫慶福的「道歉」信中有詳細描述：一群人凶神惡煞地衝進門，尋找張老師。張老師剛穿好衣下床，一個男工宣隊員惡狠狠地對她喊「跪下!」張老師跪下後，被五花大綁著。接著，我們在她家裡抄家，到處翻找東西。
溫慶福在一床蚊帳上發現了幾張油印的傳單。溫慶福說，或許是自己「還未泯滅的人性的惻隱之心起了作用」，他故意對抄家的人說，「沒發現什麼，走吧!」
之後，一個工宣隊員押著張瓊英離開了她的居所。溫慶福看到「她的兩個女兒驚魂未定，強忍著和母親離別的痛苦樣子」。
兩天之後，張瓊英回家了。在她家門口，溫慶福和她相遇了。
溫慶福回憶說，「她仍然是一尊不卑不亢的模樣，然後微笑著鄭重其事地對我說，溫老師，那天晚上搭幫(幸好)你沒有拿出我蚊帳上藏的傳單來，要是拿出來那就不得了啦!」
溫慶福「無言以對」。
「我當時心想，我深夜帶人去抓你，已經很對不起你了，你還感謝我。現在我還是疑問，是否真是我當時的舉動幫助了她，還是她豁然大度，反而有意寬慰我?」溫慶福說。
1979年，溫慶福調到長沙工作，此後30多年，再沒見到過張瓊英。1983年，溫慶福在湖南師大中文系進修時，在教工食堂遇到張瓊英的小女兒。兩人寒暄了幾句便分開了。
對於張瓊英的愧疚，溫慶福說，一直延續到了現在。
45年後，「終於可以放下」
之後，溫慶福忙於工作生活瑣事，過去的事，他不願意想，更不願意再提。「改變，可能發生在1999年。」那一年，溫慶福因公事去美國，一行人去參觀了一個基督教教堂。幾年後，溫慶福在岳麓山下一家老書店裡看到一本《聖經》，猶豫間買了下來。
「神已經為我們做出榜樣，我們有什麼不可以認識自己的錯誤，以求得心靈的救贖呢?」溫慶福說，他是老黨員，按理說是無神論者，但那一刻，他寧可相信「神」的存在，信仰的存在。
退休之後，他工作的重心開始轉移到閱讀和思考上來。「也就是這幾年吧，才想起過去的一些事來。人老了嘛，會對過去作總結，會反思自己。」
他的退休生活，看上去美滿安逸。兩個女兒都有體面的工作，他和老伴拿著相對豐厚的退休工資，沒事釣釣魚，搞搞鍛煉，畫幾隻鳥或幾朵雲。但在他內心，卻依然有虧欠。
「『文革』是一場浩劫，我親眼目睹很多人迫害與被迫害，我這種，算是比較輕微的了。但無論是哪一種傷害，它都是傷害。」溫慶福說。作為道歉者個人，他感言「道歉」的紅衛兵劉伯勤的一句話，「垂老之年沉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
「良心債不償，不安。」他打開了電腦，也翻開了一直塵封的往事。他的道歉信有1000多字，最初發表在個人博客上，受到了當時他在三中教書時的學生們的肯定，學生為他的良知和擔當所感動。
溫慶福把道歉信投遞給了他「信任」的《快樂老人報》。這份國內發行量超過百萬的老人類報紙，在接到他投稿後便電話告知他，「可能會發表」。
6月27日，《快樂老人報》在14版刊登了溫慶福的文章，見報標題為《這句對不起壓在心頭40多年》。溫慶福看到報紙，自覺「釋然」，但依然為沒有得到張瓊英的親口諒解而遺憾。
7月6日，一封電子郵件出現在了《快樂老人報》的編輯部，郵件系張瓊英子女所發，字裡行間充滿寬容。
「母親張瓊英今年已經87歲高齡，我們把您的文章遞給她看時，她頭腦非常清醒地說，那不怪他，我還要感謝他沒把那些傳單交給工宣隊呢。」
「溫老師，您可放下這份愧疚了。」郵件中寫道。
溫慶福錯過了這期報紙。兩個星期後，他騎著自行車跑了3個報刊亭才買到。據老伴左淑英說，老人當時「眼角泛著淚花」。
「終於可以放下了。」溫慶福說，40多年的時間長河裡，他總算可以對自己說這句話。
而在另一端，張瓊英的兒子羅大水說，母親張瓊英目前患有比較嚴重的老年癡呆症，但還是記得溫慶福。儘管全家在「文革」中飽受磨難，但老人一直都很樂觀，之後的生活平安喜樂，她也經常教育子女要多感恩，要牢記那些在困境中給予過他們幫助，哪怕是對他們說過一句安慰的話語，給過他們一個同情的眼神的人。
[專家看法]
「這件事的意義不可低估」
口述：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鄧曉芒整理：記者王歡
讀了溫慶福老師的道歉信，十分感慨。「文革」十年，包括「文革」前的歷次政治運動，幾乎從來沒有聽說過人們為這種事道歉，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有人說，中國人已經失去道歉的能力和習慣了，可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還是經常見到一些人道歉，比如做了對不住某人的事，按人之常情道個歉，這很普通，而且它往往是維繫人與人的正常關係的有效手段。
但怪就怪在，為什麼人們不肯為自己政治上的行為道歉?我想，這可能是由於政治行為通常都是由上面發動起來的，於是每個做過壞事的人，事後都會有種心理安慰，覺得自己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在日常生活中由於自己的私心，甚至由於自己不小心而犯下的過失，那是必須由自己負責的。
但是，我們中國人能不能像德國人那樣，即使主觀上也許並不是明顯為了自己的私心，但只要客觀上造成了人家的災難，就都能夠懷有一種懺悔之心呢?更何況，是不是為了自己的私心，有時候的確是很難判斷的，也許是下意識中想要邀功，但也許僅僅是為了避免災禍降臨到自己頭上，為了自己的安全，就做出傷天害理的事來。柏林牆倒塌後，那些殺害翻牆者的士兵被指控的理由是，為什麼不能把槍口抬高一寸呢?
現在，我們終於看到有一個人，就是當年把槍口抬高了那麼一寸的人，出來為自己的行為懺悔了，而且這是一個中國人。這的確是難能可貴的，尤其在中國、在這樣一個時代，這件事的意義不可低估。
這說明，人與人之間畢竟有相通之處，中國民間其實有大量懺悔精神，但是由於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思想局限，使人們把這種東西強行壓抑下去了。我想如果有一天，中國人能夠真正徹底地把這種局限加以打破，讓自己的人性自由地伸展開來，不再一代又一代地帶著一顆扭曲的人心進入墳墓，這才是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希望。
前不久剛剛聽說有一位當年的紅衛兵出來向被害者公開道歉，今天又聽到了類似的事情，他們所想到的，其實很多人都在內心中想過了，但只有少數對自己精神上要求比較嚴格的人表現在了行動上。我希望這種真正的勇敢者在中國能夠多起來，也希望能夠就此掀起一場民眾的大討論，讓中國人的靈魂受到一次深刻的震動。
謝謝溫老師，也謝謝張老師的子女充滿溫情的回應，人與人之間本來就該是這樣的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