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南方週末的長文，全方位解讀氣功「大師」背後的大人物。以下是全文：
1986年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成立，理事長為國防科工委科委主任張震寰;「特異功能研究」的精神領袖錢學森「以黨性保證」其真實性。幾乎半個中國的省份成立「特異功能研究」機構。
反對「特異功能」的精神領袖、國家科委副主任於光遠得到的支持越來越少;葉聖陶因撰文反對而被責難;科協主席周培源因不同意出面而陷入爭執。「清醒的文化人不能說話了。」
胡耀邦曾對「特異功能」批示「荒謬絕倫」，又要求「不要介紹和宣傳」，但面對支持力量，也不得不作出讓步。
躲去香港，無法為王林卸去所有麻煩。自從他與馬雲、李連傑、趙薇等名人的合影曝光後，「大師」的隱秘外殼被他所不熟悉的網絡層層剝開。
長期與他保持友好關係的當地政府突然變了臉。2013年8月6日，多部門商討後認為，王林涉嫌非法持有槍支、偷稅、非法行醫、行賄、重婚、賭博、詐騙等七項罪名。江西省蘆溪縣警方已對他立案調查。
對年過耄耋的杜繼文而言，王林的結局並不意外，連同他當年崛起的那個瘋狂年代。
2013年8月，原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杜繼文回憶起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個荒誕場景——在「大師」張宏堡的報告會上，數十位老將軍魚貫而入，擠滿最前幾排，聆聽台上人的教誨：「我就是你們的父親，你們必須像兒子對待父親一樣尊敬我。」
在「大師」離席時：老將軍們如賽跑，競相衝到台上，搶坐「大師」的椅子，爭喝杯裡的剩茶。
「特異功能」甫一出現就伴隨著巨大而漫長的爭議。杜繼文就是當時的反對者。但他很快發現，這不是個輕鬆的立場，他和「大師」們也開始了一場長達十餘年的「鬥法」。
在三十多年前那場戰鬥裡，「大師」與幹部階層結盟，遠非反對者的唯一困難;科學家的介入、媒體的淪陷以及大眾的盲從都為「大師」加固;即使在杜繼文參與撰寫報告、促使中央取締「法輪功」後，偽科學也未完全丟掉它的全部陣地。
給「中央同志」表演
一切肇始於1979年3月，《四川日報》報道稱，大足縣發現一位12歲少年唐雨，「能用耳朵辨認字、鑒別顏色」。聞訊趕來的四川醫學院對唐雨做了25次試驗，唐雨19次偷看紙條，6次偷看未成、拒絕辨認，被認定為弄虛作假。
然而，這項「新發現」已在媒體上傳開，至5月，全國12個省上報20名特異功能人物。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胡耀邦於4月24日批示「荒謬絕倫」，認為罪不在孩子，而在於地委、黨報，胡耀邦在批示中用了兩個感歎號：「我們該要怎樣警惕啊!該要怎麼努力聯繫實際解決問題啊!」
獲得批示傳達的包括《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在他的指示下，《人民日報》高級記者陳祖甲發表了第一篇反擊文章：《從「以鼻嗅文」到「以耳認字」》。
古稀之年的陳祖甲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文章發表後，報社收到200餘封來信，10條電話線中有8條被反饋佔據，支持者不少，反對者則將他稱作「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官」。
當時的中國剛走出「文革」陰影，1978年科學大會召開後，人們期待依靠科學追回失去的10年;「文革」中對傳統神怪文化的壓制又驟然消失。偽科學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沉渣泛起。
迫於壓力，6月5日，四川省委宣傳部向中宣部作了自我批評，省委書記楊超將責任攬到了自己身上。
「綿羊-山羊效應」一說曾流行於國外。特異功能「大師」和支持者被稱作「綿羊」，反對者則是「山羊」，意指凶狠的「山羊」一出現，「綿羊」就要敗下陣來;此時，「山羊」貌似取得首戰勝利。
然而，6月18日香港《明報》發表署名李學聯的文章《以耳認字，未必荒謬》，迅速扭轉局勢，四川方面重測唐雨，判定「用耳認字」是真的。
當時的普通民眾根本看不到香港報紙，在陳祖甲看來，若非高級幹部的意見，文章不可能對內地產生影響。
唐雨得到「正名」後，四川方面多次召開人體特異功能會議，時任省委書記楊超頻頻露面，強調特異功能重要性。受此鼓舞，幾乎半個中國的省份先後建立了特異功能研究組織，不少由省領導掛帥。
當時中國科協下轄的《自然辯證法通訊》副主編申振鈺提醒南方週末記者注意時代背景，「當時剛剛改革開放，還在講真理標準的討論，這些東西無法一竿子壓制了，何況還有那麼多上層人物的支持。」
20年的「鬥法」從一開始就顯露出複雜性。特異功能的風起雲湧很快引來了更多反對者，包括國家科委副主任於光遠。於在新中國成立後主要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本身卻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與「三錢」之一的錢三強同學。
於光遠認為，哲學工作者在「特異功能」問題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狀況。他1981年表示，原以為「這樣的事鬧騰一陣子之後就會自生自滅」，沒想到愈演愈烈，「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實在忍無可忍了。」
申振鈺正是在這時候接受於的委派，和一位同事分率兩個實驗組，到南北各省調查特異功能案例。她本就在北京看了多場特異功能表演，那些聲稱能用耳朵、腋部認字的孩子，「沒一個老老實實認字的，到處都是動作。」
懷著充分心理出發的申振鈺，在第一站雲南就碰了釘子。她的經歷足以說明，在高級幹部介入下，去偽存真有多難。
申振鈺和組員們在昆明待了一個月，當地始終表示：特異人不願接受測試。從省科協到省委省政府，大批領導站在「綿羊」一邊，省委副書記高治國稱「人體特異功能是客觀存在的」，時任副省長馬文東更成為調查的直接阻力。
反覆溝通，提出共同設計實驗，都不管用。申振鈺感覺，在省部級幹部層面，支持於光遠的少之又少，級別更高的支持者倒是越來越多;她所率領的實驗組在南方各省沒能完成任何測試，於老籌措的5萬元調查經費也成了後來20年裡少有的資助。
高級幹部的支持也轉化為具體壓力，葉聖陶之子葉至善曾向陳祖甲透露，葉老在《人民日報》發文批評「耳朵聽字」後，很快受到責難，「有的是從上面來的，好像是(葉老)犯了錯誤一樣」。
「人體科學」的魅力還進一步滲透到渴望養生保健的老幹部中。1982年，後來「大師」中的領銜人物張寶勝被引薦到一位「中央同志」面前表演特異功能，這段經歷成為張寶勝行走江湖的重要資本。
而現在的王林，正是在當時被各方邀請治病，時為「人體科學工作組」發起人的伍紹祖，還為王林題字——「超於常理之外，合乎情理之中，發展人體科學，造福中國人民」。
據於光遠回憶，自己的介入讓「大師」們緊張，後者於是想辦法到「中央同志」那裡去表演，以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和發展空間。
到1980年代中期「氣功熱」走向高潮時，「大師」與幹部的結合已無處不在。作家陳放回憶他目睹的一場張宏堡發功會，到場副部長近20人，廳局級幹部約200人，處級以下幹部甚至被拒絕參與。支持者的級別節節高昇，高級幹部群體樂於為特異功能背書，很快將這股浪潮推向社會。
「大科學家」與「大學問家」的對峙
在「人體科學」浪潮擴散到整個社會前，於光遠們與「大師」在1982年首次激烈交鋒，科學界的介入和代言左右了戰局。
錢學森是這段歷史中難以迴避的名字。1980年，他親赴上海，訪問了「人體科學」宣傳的重要陣地《自然雜誌》，強調耳朵認字等特異功能「客觀存在」，首次表明了他的態度。
1981年5月，全國第二屆人體特異功能科學討論會在四川省重慶市召開，標誌著政界、科學界「綿羊」的結盟。在楊超主持開幕式並作報告後，中國科協書記處書記聶春榮作了《推動人體科學研究》的演講;錢學森更是提交了萬字長文《關於開展人體科學基礎研究》。
這或許會讓人想起他在1958年針對糧食畝產問題發表的評論。作家葉永烈曾評論說，錢學森的愛國主義情懷異常感人，且是一位思想活躍、興趣廣泛的科學家，因而在專業之外的見解時常引發批評。
申振鈺觀察到，1981年末，對人體「特異功能」問題，已經形成了兩種觀點、兩個組織，分別有被稱作「大科學家」的錢學森和「大學問家」的於光遠兩位頭面人物。
雙方頻繁發文，爭辯「人體科學」是非，1982年2月24日，於光遠在中科院報告會上批評兩年多來對「特異功能」的研究和宣傳，《人民日報》次日專題報道，並加了編者按——「我們不相信什麼『耳朵認字』」——將這輪交鋒推至高潮。
後來「氣功熱」的主要推動者、國防科工委科委會主任張震寰致信胡績偉及人民日報黨組，直斥後者干「糊塗事」，事情再次鬧到了胡耀邦處。
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批示「守住兩條線」：「這不是我們的科研方向，報刊上不要介紹和宣傳」。然而，在4月20日中宣部向全國宣傳系統發出的通知中，這一意見發生了微妙變化，在「不宣傳、不介紹」外加了「不批判」。所有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的親歷者均認為，這一變化針對的就是於光遠為首的「山羊」，於在《知識就是力量》雜誌連載的批偽長文迅即夭折。
這時，錢學森的介入使「三不」政策的實施進一步發生變化。他徵得張震寰贊同，給時任中宣部副部長郁文寫信，「以黨性保證」人體特異功能是真的。這封信又轉到了胡耀邦手裡。
面對這位大科學家，胡耀邦似乎也不得不作出讓步，他批示說，「三不」政策穩妥公正，「但可以允許極少數人繼續研究這個問題，也允許他們辦一個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況彙編，發給對這方面有興趣的科學工作者閱讀和繼續探討」。
不久後，陳祖甲參加一次中國科協會議，會上傳達了胡耀邦的批示。陳祖甲親眼目睹了科協主席周培源因不同意由科協出面辦「情況彙編」，與錢學森發生爭執。錢情緒激動，稱批示「對研究人員是性命交關的」，要求把批示「轉給大家」。
錢學森的意見沒有得到科協的支持，但他很快主導了「情況彙編」類刊物的面世。1983年，《人體特異功能研究》出版創刊號，頭條即錢學森的講話：《這孕育著新的科學革命嗎?》
正是在這篇文章中，錢學森提出人體特異功能的更大範圍是氣功，「更廣泛的還有中醫」，特異功能隨後與氣功合流。陳祖甲至今保留著這本藍色封面的雜誌，泛黃的紙頁顯示著那一年力量對比發生的轉變。
隨著對批判「人體科學」的抑制，科學界支持「特異功能」乃至「氣功」的學者也越發增多。前述「全國第二屆人體特異功能科學討論會」上，來自29個省、直轄市、自治區106所高校和科研單位的300餘名代表參會，提交了147篇論文。
在特異功能支持者一方，錢學森不僅是意見領袖，也提供了實際的庇護。申振鈺回憶說，她一位熱衷特異功能的同事在評職稱時受阻，錢學森專門給學校寫信，這位同事很快評上了教授。
除此之外，錢學森在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即507所)先後作了百餘次報告、發言，談論人體科學等話題，該所很快成為人體科學研究的重鎮，張寶勝等「大師」被正式調入，其特異功能甚至被認為可用於軍事目的。
整個社會像無形的網
回頭看，「三不」政策的片面執行，儼然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
作為親歷的老記者，陳祖甲認為，各級媒體紮實執行了「不批判」，但「不宣傳」的要求卻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執行到位。
老領導胡績偉在1983年離任，新領導與其觀點不同。至於部門層面，親歷張寶勝的表演，令陳當時的頂頭上司改變了看法，嚴格執行起「不批判」的政策。
從1982年起，反對特異功能、偽氣功的文章鮮見於主流媒體，為社會意識形態「守門」的媒體不僅失位，還隨即成為偽科學的鼓吹者，特異功能與氣功的合流也為此提供了方便。
1984年，《重慶工人報》發表長篇報道《神醫·神話·現實》，正式推出「氣功大師」嚴新。嚴新是「人體科學」領域以「氣功」出山的第一人，對「氣功大師」的宣傳開始抬頭。
此後六年間，僅是關於嚴新「神跡」的著作就有十幾種之多。《光明日報》多次報道清華大學針對嚴新的研究，稱其證明了「人體可以不接觸物質而影響物質，改變分子結構」。
1987年是這段荒誕歲月裡重要的一年。一位中央領導在接見相關代表時表示，「氣功不是迷信，而是科學，這不是什麼既不要反對也不要宣傳的問題，而是要大力宣傳，以便促進這項科學研究的深入，為四個現代化服務。」
這徹底顛覆了「三不」政策，偽科學宣傳自此上了檯面。那一年，中國人體科學學會首次召開會議，《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科技日報》《瞭望》雜誌的記者一一出席;也在那一年，張香玉、張宏堡、田瑞生等氣功大師紛紛「出山」，掀起了一股「氣功熱」;還是在那一年，江西省司法廳、公安廳和南昌市氣功學會聯合派人到監獄測試王林，王林隨後出獄。
次年，「氣功」節目登上了春晚。氣功師張加陵表現了氣球站人、意念推板和紙吊燈管等節目。後來有專業人士指出節目是剪接而成，主持人姜昆後來也承認，踩爆了好幾隻氣球。
相較之下，受「不批判」政策限制，「山羊」們的身影越發黯淡——在主流媒體上失聲，在出版界也步履艱難——領軍人物於光遠此時已調任社科院，其身份已不適宜再反對「人體科學」研究;當偽氣功引發了民眾的狂熱後，反對者甚至要擔心自己的安全。
曾有兩位《健康報》的新聞工作者與杜繼文並肩作戰，寫作多份報告揭露嚴新騙局，無人理睬，最終放棄;由於受到威脅，一位著書反偽的醫生晚上出門甚至要帶菜刀。
眼見「綿羊」一方在各種經濟資助下出版了海量書籍，杜繼文也想出書回擊，向社科院報告卻未得到回復，最後只能找了相熟的出版社，以個人名義、用筆名出版。
「於光遠問我怕不怕，他夫人聽見了，在一旁埋怨，『你看，我不讓你幹這些事兒，你偏要干』」，杜繼文覺得，這種擔心不無道理，四川、北京都有氣功反對者遭襲的個案。
在杜繼文的記憶中，雖然沒有直接阻力不讓出書批判，但整個社會彷彿有一張「無形的網」，使批判類書籍很難面世，「最大的問題，就是清醒的文化人都不能講話了」。
1988年，隨著國際組織「對於聲稱異常現象科學調查委員會」來華訪問，並通過測試令所有「超人」折戟，《科技日報》、《北京晚報》發表了一系列懷疑論者的文章，但這種聲浪終究被年底出版的錢學森等著的《論人體科學》蓋過了。
那一年，在507所所長陳信主持的向中央多個部門領導作的匯報表演上，張寶勝一敗塗地，但目擊者、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寫作的《「奇人」張寶勝敗走麥城實錄》卻直到1995年才刊登出來。這幾乎是雙方力量對比的一個縮影，「山羊」的喉嚨被掐住了，7年後的曙光當時還無跡可尋。
「黃金時代」
90年代初，當王林在江西省體委辦公室主任陪同下，進京接受中央「人體科學工作組」測試時，「人體科學」正迎來發展歷程的最高峰，製造出海量信徒，為多年後偽科學屢次死灰復燃打下基礎。
在反覆研究上世紀最後的20年後，湖南城市學院副教授塗建華將之概括為一場「神秘主義運動」。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中國是個宗教不發達的國家，歷史上就有神秘主義文化的傳統，只是在五四運動、「文革」期間一度被壓制;人們對終極關懷的需求也賦予神秘主義空間。
初成氣候的「大師」們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將他們的特異功能向實用領域推廣：嚴新的氣功能改變2000公里外的物質分子結構，張寶勝能用意念把藥片從玻璃瓶內抖出來，張香玉能使用「宇宙語」與天外信息交流，沈昌能用意念把癌症「抓」掉，張小平能治百病，有的氣功甚至能使農作物增產。嚴新首創的「帶功學術報告」被實用的「大師」們廣為效仿，大小「報告會」一時間遍地開花。
隨著市場競爭愈趨激烈，不少「大師」還走上了組織化的道路，張宏堡將特異功能發展為「麒麟文化」，宣稱麾下有弟子3000萬——在塗建華看來，由於建立在相似的思想基礎上，特異功能的邪教化幾乎是一種必然。
「大師」們正享受著他們的「黃金時代」。申振鈺總結的「四大天王」中，嚴新、張宏堡、張香玉從信徒們的腰包中攫取著難以想像的財富——張香玉14天的「萬人授功」即可獲利40萬元，這也為她後來入獄埋下伏筆——走高層路線的張寶勝則把通往中央各要害部門的通行證揣在公文包中。「天王」之下，活躍在民間的「功法」不下千種，修習者多達數千萬之眾。
「黃金時代」也提供了最足量的荒誕：「醫家秘傳氣功」的學員們聚坐在北京妙峰山，人人頭頂一口鋁鍋;山西氣功師宣稱改造了90%以上的蚊子;嚴新甚至接手了兩彈元勳、晚期癌症患者、國防科工委副主任鄧稼先的治療，鄧被折騰了一個月後逝世。
如果說，此前反對「人體科學」可能面臨理論上的批判、輿論上的攻擊，現在堅持做「山羊」，就要面對切實的人身威脅。
在張宏堡要求弟子在家中懸掛他的頭像、頂禮膜拜後，北京、四川兩位反對他的幹部於1995年2月的同一天被襲擊受傷。陳祖甲曾採訪的一位科學雜誌主編透露，當他拒絕一篇有關特異功能的論文時，連手下編輯都跑來施加壓力，抱怨「你別弄死我們啊」。
於光遠似乎並不懼怕這種壓力，他把戰火燒到了境外。1989年1月9日，香港《大公報》發表於光遠談話：《我堅決反對反科學的所謂「人體特異功能」宣傳》;2月，聶春榮針鋒相對地寫了篇《我堅決支持人體特異功能的科學研究》。
新生的「大師」，不變的客戶
1994年3月，還沒等到設想中的「氣功大廈」成真，著名的「人體科學」支持者張震寰去世，彷彿預示著風潮落幕。
在生命的最後幾天，這位戎馬一生、曾親自參加氣功辟榖的老人還在關心同志的病情，「托人尋找有擅長的氣功師幫助調理，可是唯獨不考慮他自己」。
在悼文中，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副理事長、原解放軍總參通信部政委管謙評價他「不唯書，不唯上，勇於實事求是，旗幟鮮明地支持人體特異現象的存在」。
這幾如一曲輓歌。被壓抑許久的反偽科學呼聲已到了爆發的時候，時隔12年，「山羊」終於對「綿羊」發起了又一輪集中攻擊。
1980年代後期起，中國科普研究所模仿「大師」，搞了多場揭露偽氣功的報告會，常由郭正誼院士出面，與「大師」針鋒相對。
更大的麻煩來自發展本身。「大師」們的事業發展依賴於利益驅動，這使他們頻頻撞上法律紅線。張香玉、張小平先後因涉嫌詐騙落案。
1994年末，在院士聯名上書中央後，《關於加強科學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見》以中央委員會文件的形式下達，為攻擊吹響號角。
「山羊」們迎來了痛擊「綿羊」的關鍵一年。1995年2月，中國科學院112名院士聯名簽發「科普倡議書」，呼籲通過科普反對偽科學。主流媒體上終於又集中出現了對特異功能宣傳的批判，雪藏7年的對張寶勝「走麥城」的揭露終獲刊發，《工人日報》更是用頭版消息加整個第五版的規模刊登了六位專家揭露嚴新騙局的文章。
成勢已久的「大師」們並未立刻倒台，儘管在輿論上取得了壓倒性優勢，「山羊」仍面臨威脅。發表《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一文的何祚庥屢遭圍攻、恐嚇。
即使在「人體科學」熱潮的尾聲，「山羊」的路依舊曲折蜿蜒。1997年3月，在一封致人體科學工作組的函件中，公安部方面提醒說，「對前一階段批判『偽科學』的活動，似應給予全面正確的評價，不應全盤否定，應當看到其在揭露利用氣功搞詐騙活動，倡導實事求是、嚴謹科學態度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塗建華認為，儘管無法看到工作組此前發給公安部的函件，但從這段文字不難看出，工作組至此還「全盤否定」批判偽科學。
以1999年取締「法輪功」為分水嶺，盛極一時的「大師」們墜入低谷。嚴新、張宏堡等先後前往美國，後者在2006年的一場車禍中喪生;沈昌和此前的張香玉一樣，因經濟犯罪入獄;張寶勝等則銷聲匿跡，再無聲息。
「大師」遠去，孕育他們的土壤卻遠未消失。在申振鈺看來，上世紀末的「決戰」並未伴隨意識上的刷新，新世紀的十多年間，偽科學的浪潮依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生的「大師」玩的還是老一套——權貴的支持、學界的背書——只是更有錢了。
塗建華則分析起「大師」們不變的客戶——官員、演藝界人士、商人——「他們為什麼信『大師』?因為恐懼。我們社會的偶然性特別多，僅僅憑自己努力不能獲得成功，所以很多人把成果當作神助。在社會的各個領域都可能存在不公平的競爭，因此只能尋求庇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