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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家輝 【文匯網訊】駱家輝對記者說，我不否認……那是最嚴峻的時刻。那時我的壓力非常大，當時的情況非常敏感，處理起來需要非常小心，需要考慮很多，還要跟華盛頓協調。我為使館人員細緻地在外交原則下處理那些棘手事件的表現而感到驕傲。
據人物週刊報道，7月3日，在美國現任駐華大使駱家輝的會見廳等他時，接待我們的使館工作人員都會指著天花板，說：哦，你們可要問問他這個風箏。
這是一間中國氣息濃郁的廳室。進門右手邊的沙發組群上空，盤繞著一條長龍風箏。左手邊牆上掛著孔子第73代孫的墨寶：龍。一台配著打印機的電腦，鼠標墊上是龍的圖案。長條會議桌中間擺著一件瓷盤，盤子四圍以及盤底，都畫著龍。此外，中國畫屏風、大如意擺件、竹簡上書孫子兵法、雕「福」的盆植，如果算上書架上的五口人的全家福——大使夫人李蒙亦是華裔，中國元素充滿整個空間。架子上甚至有「重慶」、「考古」字樣的書籍。可，會議桌後，分列著美國星條國旗及大使的使節旗。
「中學為用，西學為體」的思路貫穿整個美國駐華大使館。這組耗資4.34億美元的建築位於東三環，紫禁城東北方，在美國上百個海外使館中，規模位列第二，僅次於美國在巴格達的外交建築。五座西式建築之間彼此分離，通過中式的庭院、竹林、荷塘、木橋相連接。建築外圍的黑色牆體被稱為「龍牆」，作為保護屏障。中式的景觀設計穿梭於建築外部和圍牆之間，是安全考量上的緩衝區。通過重重門崗、安檢，進入使館辦公區，乘坐扶梯升降，可見持槍的大兵巡邏，嚴肅的氛圍跟建築整體的灰暗色調匹配。工作人員的格子間裡，一張辦公桌上堆疊著五顏六色的「憤怒的小鳥」公仔，跟大廳的一組多彩鋼鐵雕塑「鬱金香」呼應。這組雕塑是傑夫孔斯的作品，由使館租借，用期10年，是使館裡最形歡樂的因子。
拐進大使會見廳前，經過三幅羅伯特勞申伯的藝術作品，獨特的織物和紙張拼貼畫上，分別書寫著漢字「個人」、「丹心」和「變」。
美國首位華裔駐華大使駱家輝，祖籍廣東台山，會一點粵語，但普通話不行。他上了兩年中文課，因為常把粵語和普通話搞混，老師很氣，他考試也沒通過。接受電視採訪，被要求說幾句中文，他都拒絕：「不不，除非我知道我說的絕對是對的，我絕對不會說的。」
除了外表，他是地地道道的美國人、嚴謹的外交官，其奮鬥歷程也被視為實現「美國夢」的典範。他出使到這片祖先的土地，認為不會說普通話也有好處：「我不會說普通話的事實或許能提醒人們，我代表的是美國。」
2011年8月12日，空降到北京已是夜間，機場記者雲集。在8716公里的飛行途中，他拿著優惠券、背著書包、牽著孩子，在機場星巴克買咖啡的照片已經通過社交媒體傳遍中國。況且，他坐的還是經濟艙。走下飛機的駱家輝全家，一時間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他們並沒有跟媒體透露到京的具體時間。
在中國民眾的親切、驚訝、喜愛和佩服、猜測與指責的複雜情感中，駱大使開始了故土之旅。
2011年9月23日，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參與「湖北武漢美國周」活動，騎上環保低碳自行車沿途觀光漢口江灘
「我沒有因為批評中國遇到過任何麻煩」
記者：一年半前，接受CNN採訪時，你說為美國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是你的首要任務，現在呢?
駱家輝：顯然，為美國人創造更多工作機會還是高度重要，但從我來到北京第一天起，就還有許多同樣重要的任務，比如，改革我們的簽證申請流程，讓中國民眾去美國旅遊和訪問都更加容易。我剛到中國時是8月，夏天，對於在上海申請美簽的人來說，要等上70天才能輪到面簽，之前一年在北京，這個等待時間是100天以上。我上任一個月後，我們把等候時間縮短到5天，現在，你只要等上2-4天就能去面簽。我們確實希望向更多中國人展現美國的偉大之處、展現我們優美的風景和令人激動的城市，同時促進雙邊貿易發展。
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增進兩國的彼此理解，促進兩國科學家、學生、政府官員的更多交流。每年，有20萬中國學生赴美留學，但只有1.5萬美國學生來到中國，奧巴馬總統非常希望在未來幾年把這個數字提高到每年10萬人。我相信，隨著我們更加瞭解對方，隨著我們會講對方語言的人越來越多，隨著我們更頻繁地彼此造訪，我們會更有能力建立一種夥伴關係。這不僅僅會幫助中美兩國，還會幫助到全世界。讓我們一起攻克癌症，一起解決氣候問題，讓我們終結世界上的各種戰亂、饑荒、恐怖主義，這個世界上的許多問題都需要中美攜手解決，作為大使，我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讓中美走得更近。我希望讓更多的中國人更好地瞭解美國，瞭解我們的價值、傳統、文化和理想。
記者：駐華大使這一角色所能發揮的作用，不僅取決於個人，也取決於中美關係及中國政治發展、改革的大氣候，您覺得中美關係現狀該如何定義?我們到了哪一步?
駱家輝：我認為兩國關係很牢固。如果和41年前尼克松總統首次訪華時相比，和三十餘年前卡特總統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時相比，我們的關係更加牢固、更加緊密結合，更加複雜。你知道，當兄弟姐妹只有五六歲時，他們的關係是非常簡單的，當他們長到35歲或者40歲，他們的關係會更加牢固，但也會更加複雜。公司之間也是如此。
我認為中美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牢固，特別是在兩國元首幾周前在加州會晤以後。這不僅僅是一個小時的會見，而是超過兩天的接觸。他們還有一個私下的散步交談。因為這些會面，我想他們已經有了一個牢固的工作與私人關係，這會幫助那些制定政策的高官，讓他們保持這種關係。我們在很多領域都有共識，有夥伴關係，有良好的對話，我們在一些領域意見不同，這很正常，美國和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都會有不同意見，這都很正常。我們需要繼續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合作，最小化分歧，並處理好我們的差異。
記者：你認為中國改革到了哪個階段?
駱家輝：自鄧小平以來，中國的改革在過去幾十年已經有了巨大進展。你可以看得到這個國家的繁榮，你也能看到它面臨的各種挑戰。越來越多的人從農村來到城市，而貧富分化則在加劇。中國領導人很清楚這些，他們知道需要改變。我想關鍵在於繼續開放的政策，特別是在金融服務領域。中國在很長時間內都需要繼續依賴出口，而中國領導人希望擴大內需，降低對出口的依賴，以平衡經濟。要做到這種轉變，最重要的就是鼓勵中國民眾使用更多的金融服務產品，美國的公司正可以在這一點上幫助中國，提供各種產品與服務，比如養老計劃、保險、信用產品和投資機會。中國人不必都把錢存在銀行裡，或者藏在地毯下以防萬一。如果中國人更敢花錢，那麼內需的增加會為中國人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也會進一步刺激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的許多領域都不對外資開放，或者有諸多限制，在中國經濟的許多部門，外國公司控股不能超過49%，這很難吸引到歐美的投資，如果中國繼續開放，會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記者：2012年1月，你回國述職時曾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批評中國自2008年以後言論自由和人權狀況的倒退，說中國走在錯誤的方向上。你當時為何這麼直率?
駱家輝：美國官員通常都非常直率，但是……我這麼說吧，人權是美國的核心價值之一，是美國的外交政策核心之一，也是我們的立國之本，因為美國事實上就是在表達自由、宗教自由、鼓勵爭論這些價值基礎上建國的，這些已經成為美國的一部分。我們也相信，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關注中國是否能夠容忍不同見解、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問題，實際上也是對中國有好處的，而且人權也是中國憲法所保障的。所以我們呼籲中國遵守自己憲法裡的承諾，承認意見、宗教、種族、文化的多元性，這有助於中國繼續融入現代世界。
記者：為何選擇那個時間批評中國?
駱家輝：我沒有有意選擇哪個時間，我是在那時被問起這個問題，所以我就回答了。
記者：有一家電視台的評論員說，這可能是你外交經驗的不足導致的失誤。
駱家輝：不是。從總統到國務卿，美國官員都表達過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關注，我們每年都和中國展開人權對話，所以(這種關切)並不是新鮮事，這是我們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們作為美國人的核心價值。
記者：中國外交部當時回應說，有些人總是把中國少數人的觀點當作主流意見，難道我們應該把佔領華爾街的人的觀點當成美國社會的主流聲音嗎?
駱家輝：我們從未說過這些觀點代表全中國人民，我們從未有過這樣的立場。但重要的是，認識到觀點和意見的多元性。也許這些意見不為社會其他人接受，也許我們不同意這一小部分人的看法，但應該允許人們保留自己的看法並且有機會表達——誰知道呢，也許他們是對的。許多年以前，有一小部分人呼籲關注環境問題，但當時美國社會大多數人都不覺得這是個問題。可是現在，美國社會的主流意見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非洲裔美國人的問題也是如此，四五十年前，他們在美國遭受許多歧視。一小部分人說這樣不對，但大多數人並不關心這個問題。那一小部分人持續不斷呼籲、抗議，最終讓其他美國人意識到，歧視是不對的。在抗議越戰期間，許多美國人倡導公民不服從，甚至鼓吹暴力，但即便我們聲明暴力是不能接受的，我們也允許他們請律師，以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我們也不會去懲罰那些律師。
記者：還有一種說法，作為大使，更應該做的是協調工作，公開批評所在國會給你的工作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駱家輝：任何外交官，包括我，作為大使，代表的是我國政府的觀點。我代表和傳達的是美國政府的觀點與價值。同樣，中國駐美大使代表的是中國政府的觀點，全世界各國都是如此。我雖在北京，代表的卻是美國政府。我也沒有(因為批評)遇到過任何麻煩。
記者：來華將近兩年，你會見了許多中國官員，對他們的整體印象是什麼樣的?對誰印象最深?
駱家輝：我第一次來中國是1988年，那以後我來過中國很多很多次。我必須讚許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中國仍面臨困難，但中國人的生活質量和水平和二十多年前已無法同日而語，不論是地市級還是更高級的中國官員，他們完成了許多在美國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不可能完成的成績，作為一個以中國傳統為榮的華裔美國人，我必須要讚許他們。我對他們的奉獻、他們的努力和他們面臨的挑戰都印象極為深刻。
無論是與拉薩的市委書記，還是清華北大的校長會面，我都很享受與他們的相識。中國人民和中國官員都非常親切友好。
記者：在會見了那麼多官員後，你對中國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更有信心了嗎?
駱家輝：中國現在有了新的領導人，我們對於他們繼續改革開放的政策抱持很大的希望，對於習主席的講話、中美兩國元首討論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我們也感到相當鼓舞。大國之間衝突在所難免，但是我們希望能彼此相處，解決問題，並為整個世界提供一種引導。就像我剛才說的，許多問題不能只靠中國或者美國一方解決。我們對此抱有很大希望。
記者：澳大利亞前首相陸克文日前在《金融時報》撰文，說如今，切中中美兩國政府要害的字眼是「戰略信任赤字」，你怎麼看這種說法?
駱家輝：我不確定他談論的是什麼，但我可以告訴你的是，中美兩國的合作層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我們兩國軍方有了更多交流，兩國軍方高層也有越來越多的互訪，美國還邀請中國海軍觀摩美軍演練。兩國在朝鮮、伊朗問題上也有非常好的合作，我們現在也在共同致力於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減少不信任的關鍵在於增進政界、商界、軍界、學界的交流，而這些交流事實上也越來越多。我們彼此間就科技、氣候、創新、軍事、衛生、航天、農業、食品安全等問題有各種各樣的對話，這些對話在持續進展。
記者：一位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曾經告訴我，美國外交官在和他們的中國同行打交道時有時會很沮喪，因為中國人喜歡談論我們「應該」做得更好，但不太談論「如何」做得更好。我想聽聽你的看法。
駱家輝：我不知道這種說法具體所指，而且我當外交官的時間也不長。我只能說，我很享受我在北京工作的這兩年。中國人對我和我的整個家庭都非常溫暖、親切與友好。我們一起在中國的許多地方旅行，我來北京的目的之一就是帶著我的孩子們盡可能多地發現中國，發現那個屬於他們祖父、曾祖父和祖先的中國。這對他們是一段非常充實的經歷。與此同時，我也會見了中國的高層領導，我們有非常坦率的對話，我們有了越來越多的合作領域，這些合作將令中國人民受益，也會幫助中國的領導人達成他們實現現代化、提高民眾生活水平與質量的目標。我很享受與中國政府官員間的互動。
記者：你是否有過沮喪的時候?
駱家輝：我想多數時候我是個相當急躁的人。我當(華盛頓州)州長時有過沮喪，當美國商務部長時有過沮喪。我總說我們要快點行動，要快點把事情完成。我總說我們需要更高的效率，美國大使館的工作就有許多地方我想要改進的。但是，我不會說出我對什麼失望。還是那句話，我非常感謝中國人民、中國政府對我的熱情歡迎。
記者：你說你是個急躁的人，那麼當上外交官後是否需要做很大的調適?
駱家輝：我以前從未當過大使。許多為美國政府工作的人都有多國工作經歷，但我一直在美國國內。我剛來到這兒時，中國人要等上100天才能預約上面簽，使館裡的許多人說「這我們可沒辦法」、「這麼多年都是這樣，一直都這樣」，我說：「不，我們能做得更好。」一個半月以後，我們就把等候時間縮短到了5天。使館沒有增加人手就做到了這些，我們改變的是整個流程。
記者：前國務卿希拉裡2011年曾經說過，我要求每一位美國大使和各地使館都把與公民社會接觸作為我們外交的基石，但對於一些國家的政府來說，這常常是令他們敏感與擔心的事情，你有什麼想對他們說的嗎?
駱家輝：我的觀點是，即便是華盛頓州的州長，也不可能為人們做好所有的事情。在美國，我們都非常倚賴公民社會的籌款，去贍養老人，或者當自然災害發生的時候進行援助。四川地震之後，中國人進行了募捐，也幫助營救傷員，參與震後重建。這是公民社會非常自然的一部分。事實上，中國有很多公民組織參與社會活動，比如改進環境、教育和培養公眾的環保理念等。連姚明都(在公益廣告裡)說：請不要吃魚翅。中國也有為外地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提供教育的公益組織。當然，美國政府非常慷慨，為一些專注於保護中國文化遺產的公民組織提供資金援助。我們為彼此在公民社會建設中的互動和互助而感到非常驕傲，中國人民對此也有著很高的評價。
記者：我想知道，在制定對華政策時，奧巴馬政府多大程度上倚賴大使館提供的信息和分析?
駱家輝：我想是非常倚重的，因為大使館的人員會接觸(中國的)意見領袖、知識分子、智囊團、中國領導人和商人。我們閱讀中國的報紙、雜誌。我們也關注大家在微博上說什麼。我們努力為華盛頓勾畫一幅當下中國的全景圖。
記者：維基解密說，美國大使館在中國有許多聯絡人，包括一些知名的公眾人物。可否向中國公眾解釋一下大使館的這項政策?一些人對此感到很憤怒，他們認為那些聯絡人是線人……
駱家輝：不，我們與這些人員的會面都是公開的，很多信息也是在公共環境中採集的。我們參加中國的會議，我們獲取的那些人的言論都是公開出來的。我們參加大學的講座，我們傾聽大學教授說些什麼，還有中國人在電視上的言論。你們的領導人在電視節目裡發言，我們就把這些記錄下來。
記者：你曾經說過，中國是一個有著巨大鴻溝的國家。你觀察和估量中國的主要指數是什麼?
駱家輝：中國是一個有著巨大鴻溝的國家，這是因為有上百萬人口居住在城市，但也有上億的人口在農村。城市和農村的生活水平、居住條件的差距非常非常的……這是一條巨大的鴻溝。中國領導人深知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努力改進生活方式，讓農村人的生活條件變好。
記者：觀察中國的衡量指數呢?
駱家輝：我不知道要用什麼指數。你的指數是什麼?
記者：我是說，你從什麼角度考量中國?比如說，有些人用「中產階級」、「貧富差距」。
駱家輝：這只是眾多標準中的一個，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機會、城鄉人口的醫療保障等。有很多標準可以用，但中國人都知道，城鄉人口在生活質量和收入水平方面有著很大差距。
記者：你是否有機會跟國會議員解釋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駱家輝：我跟美國國會的議員多次會見。首先，中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有很多挑戰。中國正發生著可喜的變化，但情況依然很複雜。確實，更多的國會議員應該到中國來親自看看，用他們自己的眼睛好好看看當下的中國。
記者：你建議他們親自來中國考察?
駱家輝：對。
「全人類都有著類似的夢想」
記者：去年9月18日，中國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日示威，你的座車也被示威者攻擊，最終在中國安保人員的保護下才進入大使館，你是否感到震驚?
駱家輝：不，我不震驚。我知道這類事情中的情緒性有多強。我沒有受到驚嚇，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我都沒感到自己身處危險。美國人特別鼓勵人們表達自己的觀點。當然，我們一直信奉和平、非暴力地表達。
記者：你是否能夠理解中國年輕人的民族主義情感?
駱家輝：我知道世界各地的人們常常很強烈地表達自我觀點。我尊重他們。我尊重他們表達觀點的權利。我要重申，人們對不同的觀點和想法進行充分的討論——只是討論，不是訴諸暴力——這非常重要。
記者：普遍認為，中國政府更關心國內事務，比如保持穩定，發展經濟。在中國待了幾乎兩年，你是否發現，中國的長遠打算是什麼?
駱家輝：我認為所有的國家都嚮往和平、穩定，人民生活富足。我也相信，所有國家的人民都志向高遠，渴望機會，他們希望在自己身處的這個國度，只要努力工作、學習，高遠的志向都可能實現。我認為，所有的國家都希望如此，所有的人民都希望如此。
記者：最近中國人都在談論中國夢。您本身就是一個「美國夢」的代表，您怎麼看待「中國夢」，以及「美國夢」與「中國夢」的異同?
駱家輝：我認為全人類都有著類似的夢想。個人有個人的夢想，也有對孩子的夢想。我的父母，時常為了存錢讓每個孩子都能上大學，而不肯花錢買自己喜歡的東西。我們都希望自己的後代能生活得好，我希望我的3個孩子能夠成為他們想要成為的人，並且快樂。我們向孩子們強調的就是「努力工作，努力學習，達成理想」。特別是在美國，沒有基於性別、種族、收入水平和宗教信仰的壁壘。我們相信，我們的國度充滿自由、希望、機會和平等，只要努力工作，人人都有機會。看看奧巴馬總統，非裔美國人，美國總統。也許再過3年，下任總統便會是一位女性。我是第一位華裔的美國駐華大使，美國大陸第一位亞裔州長，第一位華裔的美國商務部部長。現在，美國有多位亞裔州長，我們也有很多的少數族裔擔任大學校長、公司首席執行官、國會議員、州長，有很多少數族裔的科學家、諾獎獲得者、藝術家、體育明星。我想，我們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擁有這些機會。不管是中國的父母，還是非洲的，美國的，我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大大的夢想，成為宇航員、歌手、奧林匹克選手，如果那是他們所願的話。
記者：上個月(2013年6月)，你對西藏進行了正式的訪問，你做了什麼努力得到中方的允許?
駱家輝：我們向中國政府提交了申請，得到許可是花了一陣子的。不過，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次旅行。景色非常美，見到了許多西藏人和地方官員。我很想再去。我希望能鼓勵中國政府讓更多的外交官、外國記者和遊客去訪問西藏，讓他們親眼看看那裡有多棒。那裡人們的生活條件得到改善。西藏政府的官員對於他們取得的成就非常驕傲，如果他們想把成就展示給世界看，就應該讓更多的人親自去那裡看看，社會進步有多大。同時，我也跟西藏的官員說，要想提升城市，則應該加強西藏人民所特有的文化、宗教和語言。
記者：去年，你是兩起焦點事件的中心人物，處理這些棘手的事情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我是指王立軍等事件。當王出現在美領館的時候，你上任才剛剛6個月。這是不是你工作中最嚴峻的時刻?
駱家輝：呃，我不否認……那是最嚴峻的時刻。那時我的壓力非常大，當時的情況非常敏感，處理起來需要非常小心，需要考慮很多，還要跟華盛頓協調。我為使館人員細緻地在外交原則下處理那些棘手事件的表現而感到驕傲。
記者：跟你處理過的WTO騷亂、洪水、地震相比呢?
駱家輝：每一次挑戰都不一樣，我為自己保持沉著冷靜感到自豪。並且……嗯，就是這樣。
記者：處理王立軍事件中，你認為最困難的是什麼?
駱家輝：噢，啊，是這樣，我們要和成都的領事做很多溝通，也要跟華盛頓協調。兩個國家處在不同的時區，中國和美國當然有時差，但是，讓我這樣說吧，我為大使館和領事館團隊的出色工作感到非常非常驕傲。北京的大使館、成都的領事館，以及華盛頓的國務院，我們以高超的技巧、細心和外交準則解決了這些棘手問題。
記者：因為你們的PM2.5數據，中國官方不得不向公眾公佈這一類的環境指數。有人說，美國大使館在這個議題上間接地扮演了壓力團體的角色，你覺得呢?
駱家輝：實際上我們沒有想著要對中國政府施壓。我們提供PM2.5的信息是為了使館的工作人員及其家人，還有所有其他在北京的美國人。但這引起了很多中國人的注意。實際上，我認為是中國人把PM2.5的數據傳播開來。很多人發微博，全北京都知道了，也傳遍了全國。
去年和今年的1月，在我們呼吸著糟糕空氣的那些日子裡，是中國的報紙和中國公眾，呼籲說：這不能忍。這不是美國政府的行為，是中國人民、中國報紙在批判，認為其危害中國人的健康，政府應該有所作為。連官方的報紙都這麼說。不是美國政府，也不是美國駐華大使館(在施壓)。我們也引以為豪，使館和所有領事館做這種監測已經有幾年了。重申一下，真的是中國人自己引發的討論，並讓其引起中國領導人的注意。
記者：你剛來北京履職的頭半年備受媒體關注，比如坐經濟艙。但現在你很少再這樣出現在媒體上。對於這個變化，你自己怎麼解讀?
駱家輝：我覺得這意味著大家已經接受成自然了，再也不是新聞。這就是日常生活。當新事物出現，就會有很多報道。過段時間，當大家都習慣了，再也沒有繼續談論它的必要。
記者：你喜歡「平民大使」這個稱號嗎?
駱家輝：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這個詞。這樣說吧，我成長於一個中式家庭，我們的傳統是，不要浪費，勤儉持家，為重要的事情——比如上學——攢錢，我們也一直往老家寄錢。在中國，我的父母一直攢錢，一直勤儉，把節省下來的錢物送給剛從中國移民到美國的鄉里鄉親。作為一個政府官員，當我還是州長的時候，我非常堅持節約開支，因為政府運轉的錢是人民的錢，不能浪費。
我們需要富有效率的運作。我們需要確保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運作越有效率，越節儉，我們就越有錢來作為大學生的獎學金，就越有錢來贍養老人，就越有錢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好的醫療保障。政府永遠不可能有足夠的錢去幹所有的事情，這是我一直以來的信條。所以我們只要做一部分事情，把它們做好。
就像我說的，在我來任大使一個半月後，上海等待面簽的時間從17天降到5天。我們做到這些，沒有增加資金、人員、設施的投入。……現在中國人申請簽證也越來越容易，你不用打電話了，只需要上網申請，任何時間都可以。早上3點，「哦，我想去美國，我想申請面簽。」你就可以上網。價格也便宜了。更快，更方便，我在做商務部長的時候也做了類似的工作。
記者：《環球時報》曾經發表社論說，駱家輝應有意避免自己成為中國輿論影射中國官員的「鏡子」，但實際上他有意無意地做了配合，他似乎很享受自己在中國輿論中的「廉潔秀」。您對此怎麼看?
駱家輝：我就是我。如果我被中國媒體利用，政府應該告訴那些媒體不要再寫我坐經濟艙的故事。我沒有讓報紙去報道那些。我沒讓報紙刊登我在星巴克買咖啡或者自己搬行李的照片。我們甚至沒有告訴媒體我和我的家人什麼時候到。我控制不了媒體的所作所為。
我做的每一件事，對於美國官員來說，都再正常不過。美國政府規定我們只能坐經濟艙;如果要做頭等艙，得自己掏錢。我和其他美國外交官沒有差別。這是美國政府的規定。我知道很多中國官員也自己買咖啡。
所以，我就是我，我沒有試圖引起關注。當我返回西雅圖我的家鄉，或者在華盛頓居住，我都是自己洗車、除草、刷碗，為全家人洗衣服。在這裡做大使，我每天晚上自己遛狗。每天我們回到家，就摘掉領帶，穿上短褲和T恤，蹬上運動鞋。作為國家，作為一個種群，我們非常容易相處、放鬆、開放、友好。
記者：這個風箏是你自己組裝的嗎?
駱家輝：是的。我踩著梯子，別人幫了點忙。
記者：是新的嗎?
駱家輝：不是，1988年開始它就跟著我。我第一次中國之行的時候買的。不記得在哪裡的一家商店，我看到在中國到處有人放這種風箏。
在國會工作的時候，辦公室很小，我就把它掛起來，每節都貼得很近。等我成為華盛頓州的州長後，有了獨立辦公室;我成為商務部長之後，又把它帶到首都華盛頓。我把它舒展開，掛在房間頂部。之後我就把它帶到這裡來了。有點褪色了。綢子也變得很脆，開始皸裂。但我還是非常喜歡它。就像作為華裔，我非常驕傲一樣。幾千年來，中國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我為此感到驕傲，比如像指南針、鐘錶、印刷、火藥等等這些發明。但是，我是個美國人，我也為美國所代表的自由、希望、機會、平等，為我們的創新、民主以及美國為全世界所做的一切感到驕傲。我就像兩種文化的聯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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