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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 【文匯網訊】2013年8月12日，《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正式出版發行。朱鎔基本人參與了全書的審定。有質疑稱，文中部分內容和當下局勢緊密相關。出版商說，我們出版的朱鎔基著作是把他過去工作中重要的、精彩的部分呈現出來，與黨的群眾路線很契合，而非對當下的影射。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空談誤國，空談恐怕還少些，但清談不少，清談也誤國」，說出此話的，正是原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而說這番話時，還是上世紀90年代，他還只是上海的「一把手」。
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朱鎔基先後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市委書記兼市長。其間，時逢上海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財政收入滑坡、工業不景氣、市政基礎設施陳舊、政府部門官場氣息猶存。而剛直不阿的朱鎔基，上台後從建立廉潔高效的政府入手，大刀闊斧實施了一系列經濟體制改革舉措，為上海國際金融都市地位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退休10年後的今天，朱鎔基在上海的一系列講話、信件等集結出版。《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將於今日由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
大約兩年前的2011年9月8日，《朱鎔基講話實錄》(四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更早前兩年，《朱鎔基答記者問》成為暢銷書。
事實上，朱鎔基是個低調的人。2003年3月從總理任上退下來後，鮮少公開露面。朱鎔基的堂兄朱天池曾經為他寫過傳記一本，講述朱氏家族和朱鎔基的奮鬥歷程，但朱鎔基一度拒絕閱讀。
如此低調的一個人，為何連續出書?書稿又是如何選擇?當年的許多言論與現實不謀而合，是巧合還是刻意?對此，南方都市報專訪了人民出版社社長黃書元，詳解出版始末。
朱鎔基本人參與全書審定
記者：這是朱鎔基第三次出書，為什麼三次都採用講話實錄或者答記者問的這種形式?
黃書元：「實錄」和「答問」從形式上就可以看出，它是對歷史的再現，就是把一個歷史畫卷原汁原味地展現在廣大讀者面前。此前兩次出書很受讀者歡迎，在全國都產生重大反響，社會和經濟效益都很好。說明這種形式也很受廣大讀者的喜愛。
記者：你們是如何收集到大量文稿的?三次出書，間隔都是兩年，有什麼含義嗎?
黃書元：過去我也講過，朱鎔基著作出版，出版前資料收集整理工作難度很大，他辦公室工作人員從2003年就開始了相關資料收集整理工作。2007年成立了編輯組，編輯工作也是一項十分浩大的工程，《朱鎔基講話實錄》(四卷本)是從1500多萬字中選出來的，這次出版的《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也是從300多萬字中選出來的，因此，只有整理好了，書稿成熟了，才能拿出來出版，是瓜熟蒂落，並非特別選擇某個時機。
書的責任編輯是「任民」，就是「人民」的諧音，因為責任編輯和校對都不是一個人，是一個團隊，一個集體。「人民」指的是人民出版社的隊伍，也包括所有的編輯組成員。
記者：朱鎔基本人參與整理了嗎?
黃書元：他當然看了文稿，自己審定了30多萬字的全稿。他的著作出版從選稿到定稿都是在他的親自指導下完成的。
朱鎔基對封面這張照片很滿意
記者：這次的封面依然選擇特寫，和上次的《朱鎔基講話》封面很相似。
黃書元：一脈相承，都是講話嘛，所以封面大體一致。
這張照片是朱鎔基當時在上海的照片。這也是根據朱鎔基辦公室意思挑選的，他們認為這張照片能夠反映朱鎔基本人的風貌。朱鎔基本人也看過，很滿意。
記者：以後還會繼續就朱鎔基的講話或言論出書嗎?
黃書元：這就要看有沒有資料了。如果有，還會繼續出。但目前我認為，可能暫時需要等一段時間，這已經是第三次、第六本書了。
內容並非影射當下
記者：這次為什麼選擇朱鎔基在上海的講話?
黃書元：他在上海的這段時間，無論對他個人還是剛進入市場經濟的上海而言，都非常關鍵。從全國層面看，正值我國經濟改革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經濟體制轉軌的關鍵時期。當時的上海，財政收入滑坡、工業不景氣;市政基礎設施陳舊，住房困難，士氣不振等等。上海作為重要的直轄市，面臨形勢相當複雜。面對此局面，朱鎔基從建立廉潔高效的政府入手，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採取了一系列改革開放措施，著力解決「菜籃子」、交通等問題，並一手啟動了浦東等新區建設，有很多成就。
記者：其中一些內容和當下局勢緊密相關，這是刻意挑選的嗎?
黃書元：前面講過，我們出版的朱鎔基著作是「實錄」，是對歷史的真實再現，是把朱鎔基同志過去工作中重要的、精彩的部分呈現出來。在書稿徵求意見過程中就有不少中央部門和地方黨政主要負責同志反映，書中很多內容和目前從中央到地方都在進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很契合，是一部很好的教材。這說明，這本書的出版，不僅具有歷史意義，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我覺得，這無論對於作者、對於我們出版者還是對於廣大讀者都是一件好事、一件有意義的事。
批示談改革：嗚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
經朱鎔基之手批示的文件，常常有很長一段批語。比如1991年1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內部資料》增刊總第1期上發表了調查報告《對「投資黑箱」的初步剖析與若干建議》。「投資黑箱」是上海市一些外國投資商對投資項目批准後，申請項目基本建設開工這一漫長而複雜過程的描述。報告以大量資料列舉了外商在這一階段中需通過上百個關卡，蓋上百個圖章。也剖析了「投資黑箱」內涵及消極影響，分析了其特點和成因，並提出了九條改進建議。看完報告後，朱鎔基便在報告上方批語，稱對待官僚主義，「不改革，要完蛋」。
以下為批文全文：
此文可稱「官僚主義大全」，嗚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請送與「黑箱」有關的所有人員看看(如有一萬人，就印一萬份，市政府出錢)，議論一下，看這樣下去，浦東能否開發，上海有無前途，然後請葉龍蜚、楊昌基同志拿起大斧來砍。我希望不要一砍又要砍幾年，成為另一個「黑箱」。我只提一句忠告，我們為什麼要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呢?!
朱鎔基
1.31
《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摘錄
「我覺得陪會是我一個沉重的負擔」
自曝曾給自己提出「五戒」，但現實卻讓自己經常「犯戒」
我有一個建議請大家考慮，是不是可以少搞點形式主義的東西?我們的工作方法要改善一下。我一到上海來工作，就給自己提出「五戒」，即不登報、不上電視、不剪綵、不題字、不受禮。現在，我經常「犯戒」。不登報，記者不答應，非要登報不可。我現在每個星期要去一個工廠、一個區、一個縣、一個局。如果都要報道，天天報上都是我，這有什麼好處呢?我哪有這麼多好思想、好點子呢?登它幹什麼呢?不上電視也不行。當然，我下廠絕對不允許電視台記者來，但有時候接待外賓，接待外國總統，不讓拍電視也不行，這也還得上。不剪綵做到了，到現在為止，我沒有剪過彩，任何人找我剪綵都不剪。題字，一概拒絕，到目前為止，我沒有題過字。不受禮也做到了，接待外賓受禮，我都上繳。但是現在活動還是太多，我覺得陪會是我一個沉重的負擔。哪裡有成立大會，哪裡有喜慶大會，都要坐在那裡陪一會兒，你不出席，就會引起很大誤會，是不是你不重視這方面?另外，什麼人來了你都要見，這樣的話，使我不能真正冷靜下來思考一些問題、調查一些問題。所以，我再一次向在座的同志呼籲：你們那些喜慶活動不要請我參加。搞這些活動，效果是不是都好?我也懷疑。現在會很多，今天這個表彰會，明天那個成立大會，我們要簡化這些活動，我們自己多下去，到基層去解決問題，這樣比較好。另外，什麼評比呀、檢查呀，我看要少搞一些。我想與市經委商量，除了國家規定的評比以外，上海不再搞什麼評比，至少政府不搞，民間搞可以。有好多評比是形式主義。外國企業為了自己的生存，就得努力，他不靠評比推動，他的產品質量是競爭出來的，不是靠評比出來的。不要攤派，不要搞形式主義的檢查、評比。一評比、一檢查就要吃喝，也影響社會風氣。是不是我們從這方面簡政，讓企業、老百姓的負擔減輕一些。我相信，這也是調動、振奮士氣的措施。我想就提這三個要求，包括我自己現在也還沒有完全做到，希望我們共同努力。
—1988年6月28日《對全市局級以上幹部的三點要求》
廉潔政府，「我看關鍵是要從高級幹部做起」
為政清廉，辦事高效，做問心無愧的人民公僕。這些口號都是中央提出的，我們應該身體力行。「廉潔政府」和「高效政府」口號的提出，受到了人民群眾的歡迎。只有這個行動，才最能振奮上海人民的士氣。
我們在4月25日提出這個口號以後，5月份我收到3696封人民來信，現在每天還有100多封。其中固然有一部分是要求解決自己的問題，如房子、職稱、糾正冤假錯案等，但還是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對政府提出建議，對我們幹部進行監督。如揭發誰吃了、誰喝了、誰受禮了，人民群眾積極性很高。儘管他們在來信裡面說，你說了能不能做到，我們將拭目以待，但是這麼大量的人民來信，還是說明人民群眾對政府是關心和信任的。
這個事情，我看關鍵是要從高級幹部做起，所以，市政府關於剎吃喝風、受禮風的決定主要是針對局級以上幹部制定的。言教不如身教，你以身作則了，別人就會跟著來。現在先從我做起。有些問題是要靠法制來解決，要採用各種方式來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比如說，「七所八所」的問題，就是設在基層的稅務所、派出所等等，他們都是直接跟人民群眾打交道的。這裡面確有一些違法亂紀的事情，這些事情怎麼解決呢?我覺得就是要嚴刑重罰，逐步健全法制。另外，就是要把每個所的工作範圍、工作制度公佈於眾，讓大家來監督，這樣風氣才能好轉。現在我們準備在一個區、一個縣先試點。上梁正，下梁才能不歪。只有我們的506個局長，包括區長、縣長行得正、坐得穩，下面的「七所八所」才能夠正。不然，人們是不服的。我可以向同志們講，這幾個月的情況還是不錯的。所有揭發局長吃喝的材料，經我們查實，結果都與事實不是很符合。從政府系統來看，我們這506個局長目前還確實是規規矩矩地在那裡認真工作，比較負責任的。我相信，只要我們堅持下去，社會風氣是能夠好轉的。
—1988年6月28日《對全市局級以上幹部的三點要求》
朱鎔基曾「走後門」幫索爾茲伯裡買機票
問題實在是太嚴重了，現在上海從機場、港口根本進不來，進來以後出不去，買不到票，局長那裡留個票，處長那裡留了票，科長那裡留了票，到窗口根本就沒有票了，完了你要買票，得走好多後門，想種種辦法。
比如有個很有名的美國作家，寫《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的那個(哈里森·埃文斯·索爾茲伯裡)，他上次見我談完話以後說，請你給我買一張飛機票，我想回北京，我回不去。這簡直是笑話，要市長買票。我也跟他開了個玩笑，我說，這航空公司都不是我管的，我這個地方管不了中央企業，但我跟他們私人關係很好，我給你買一張票吧。
這實在不像話!要把層層留下的票想辦法統一管理，不能走後門。現在外國人要走，只能買高價票，否則根本進不來、出不去，這怎麼得了?這種情況下，外國人想投資也不會來，旅遊也開展不了。現在我們確確實實對內要振奮精神，對外要改善上海的形象。
文件提出的十條措施很好，但我覺得這些事情落實很難。因為這些部門都不在我們管理之下，火車站歸鐵道部，港口歸交通部，機場歸國家民航局，他們是否都承諾了你們的任務?
這些事情我們要通過一定形式，召集有關方面講一講，最後形成文件，也要搞公開、透明，把目標、責任明確起來。
(編者註：當日上海市政府第十一次市長辦公會討論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關於改善上海旅遊、投資環境開展優質服務工作的決定(稿)》)
—1988年7月18日《在上海市政府第十一次市長辦公會議上講話》
「現在這樣一種分配政策不利於黨聯繫群眾」
為什麼現在黨同群眾的聯繫這麼差?現在是黨和權聯繫在一起。我們是執政黨，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還沒有做到在法律面前黨員和群眾一律平等，總是「刑不上大夫」啊。對這個現象，人民群眾非常不滿。所以群眾說，共產黨把黨員標準越來越降低了，過去說為了人民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利益，黨員要「吃苦在前」，現在變成「同甘共苦」了，甚至連同甘共苦往往也做不到了。這個問題，如果不突出地講不行。我們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還是有一些特權的。對這個問題需要提得高一點，得有一個辦法。人大是最高的權力機關、立法機關，要發揮監督的作用，黨在法律面前應該和群眾是平等的。
現在這樣一種分配政策不利於黨聯繫群眾。它不是哪一個黨員的問題，實行這麼一種政策，就脫離了大多數人民群眾。根據調查，上海收入高的有十種人，這十種人的產生都是政策帶來的。十年改革開放，從總體上說，政策是正確的，要堅持，但也產生了一些副作用。怎麼掌握這個度?問題就比較複雜了。
—1990年2月26日對《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繫的決定(徵求意見稿)》的幾點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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