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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人著作的出版之道。 【文匯網訊】至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已經承接了李瑞環、李鐵映、成思危、陳錦華、梁衡、葉小文、陳健、吳建民等多位國家領導人和高級領導幹部的書稿出版。除了人民出版社會公開地稱自己是以給領導人出書為特色外，其他為高級領導幹部出書的出版社都顯得格外低調。
據法治週末報道，「退休了就是一個普通老人，退了就要休，不管事，少說話，支持中央，教育兒孫，安度晚年。」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如此描述他的退休生活。
人們常常好奇，這些退休以後就很少出現在公眾眼中的他們過著怎樣的生活。因此，領導人著書立說總能引起人們的關注也就不難理解了。
領導人著作中既有工作文稿、講話實錄，也有日記、回憶錄，其中也不乏文藝專著這樣的作品。雖然題材多樣，但是無不成為暢銷圖書，因為這是領導人最接近普通讀者的時候。書中既有他們工作時不為人知的所想、所感，也有退休後的生活常態，甚至還能讀到哪位領導人愛篆刻、哪位領導人愛京劇、哪位領導人被太太罰睡沙發的趣聞軼事。
正如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一部主任張振明對法治週末記者所說的，領導人出書本身就是新聞。
領導人出書是慣例
今年8月12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向全國發行。這本收錄了他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在上海市工作、主政期間的部分講話、談話、信件等內容的著作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由於朱鎔基先後出版的《朱鎔基答記者問》、《朱鎔基講話實錄》，成為當時政經類暢銷書，銷量都超過了100萬冊。這次人民出版社也信心十足，《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的首印就在110萬冊，而這本書也確實不負眾望，半個月已經創造了60萬的銷量。
同樣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吳官正的《閒來筆潭》一書，也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發行45萬冊。
在西方國家，領導人在卸任之後出書也已經成為了慣例，甚至是他們獲得收入的一個重要的途徑。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大鵬表示，在西方，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回憶錄把外人視作「黑箱」的政治掀開了一角，讓人們可以一窺內幕。而奧巴馬則在開始他的第二個任期的時候，就與出版社簽訂了卸任後出版回憶錄的合同。
2010年，美國前總統小布什的回憶錄《抉擇時刻》上市，書中爆了不少猛料——授權中情局使用水刑虐囚、下令擊落「9.11」被劫持的客機、計劃換掉副總統切尼，制定打擊伊朗的計劃等內幕。除了講述外國領導人從政經歷、自己的理論觀念，對當時國際事務的看法的圖書，一些外國政要也不吝於將自己的私人生活記錄在書中。
不同於外國政要出書一定要有吸引眼球的內幕，中國領導人出書則很少涉及個人生活。王大鵬認為這是因為西方領導人卸任以後，在出書的內容方面並沒有什麼限制。但是在中國，這些人依然承擔責任和義務，因此在著作的內容題材上也是限制頗多。
已經有近十年領導人著作出版經驗的張振明介紹說，國內的領導人出書更多的是以工作文稿為主的集子，有綜合性著作、專題性著作，還有回憶隨筆類著作，此外還包括重大政策的回顧和領導者個人的決策歷程，體裁形式多樣，包括文集、回憶錄、筆隨、日記、答問錄等。
以領導人名字加「選集」(「文選」「文集」)命名，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名義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這類書籍的最高規格。
雖然也有冠以領導人名字出的書，例如《毛澤東選集》、《周恩來選集》、《鄧小平選集》、《陳雲文選》等。但是在王大鵬看來這些書籍既是領導人的文集，也是政策彙編，因為在當代中國，除了正式文件之外，領導人的講話、批示也是重要的政策淵源。
因此，這一類文集更多的是黨和國家的文件、政策的彙編，即使以領導人個人名義出版，也不是領導人個人就能決定的，而是要中央集體審核後才能正式出版的。
人民出版社也因為積累了大量出版領導人著作的經驗，一度成為領導人著作的關聯詞。
領導人出書保密工作需做好
走進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一部主任張振明的辦公室，厚厚的書稿堆滿了他面前的辦公桌。因為兩位新近退休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著作即將出版發行，他的工作也就更加的繁忙和緊張。
疲倦的張振明摘下眼鏡，捏了捏鼻樑說道：「只要有領導人的書來，我們都當成政治急件，不僅我們編輯部，整個人民出版社可能在某一時間段裡都會圍繞這個主題。」
張振明所在的政治編輯一部是去年5月人民出版社機構調整時設立的。它之前的名字叫政治編輯室，這個部門從人民出版社成立以來一直存在，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名稱。人民出版社社內機構調整後，政治編輯室分為政治編輯一部和二部，原來由政治編輯室負責的業務也分成兩部分：一部負責中央文件和領導人著作出版;二部負責黨史、黨建類的圖書出版。
人民出版社常務副總編輯陳亞明介紹稱，人民出版社為《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專門成立了項目組，成員包括了出版社的主要領導。為嚴格確保圖書的質量，項目組之下又下設4個小組，分別是文字編輯加工的編輯組、印製組、宣傳推廣組以及發行組。這4個小組的設立環環相扣，確保了國家領導人的書籍進入出版和發行程序後的良好運行。
這些厚厚的書稿不知道要經過幾道程序和幾遍審閱才能與讀者見面，因為對於這些貼著領導人標籤的圖書來說，首要要求便是「零差錯」。
2011年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在短短大半年裡，就曾經歷了十幾輪編輯、二十幾輪校對。
與一般的圖書相比，領導人著作的文稿必須經過大量的送審、修改和調整，但是高效率的要求下，一切流程必須以最快的速度進行。
看到記者進來，張振明順手將幾張白紙放在了他正在閱讀的書稿之上，對於這個承擔著出版領導人著作的部門，零差錯之外，保密工作也不容忽視。
從去年5月到今年8月初新書出版之前，《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在人民出版社運作了近一年半的時間，但是新書上市之前，這本全社參與的重點項目卻沒有走漏半點消息。領導人著作和人民出版社出版印發的中央文件一樣，都會納入機密文稿處理程序，編輯進行書稿編輯時都必須使用專用電腦，絕對不允許把書稿隨便帶回家編輯。
張振明說：「領導人的書稿在出版前都屬於機密件。除非接到通知，可以納入最後的宣傳安排，否則我們都不得提前透露任何消息。」這些文稿甚至不能隨便複印、打印、拷貝，排版用的電腦、整個交接手續都是按機密件來管理，跟一般圖書並不在一起。
領導人出書不僅前期保密功夫要好，在宣傳上也不可能使用慣常的讀者見面會、記者招待會的方式。出版社通常會舉辦座談會、專題活動來進行重點宣傳。雖然有很多媒體和讀者想要一睹前領導人的風采，但是也只有李嵐清曾接受過採訪。「他是做自己喜愛的，藝術類的東西，他覺得可以跟民眾去溝通。」張振明坦言，現在大部分領導還沒有到這種程度，他們覺得該表達的都在書裡表達出來了。
領導人著作市場大，出版社很低調
在這些領導人保持低調的同時，出版社對於出版領導人著作的問題也多是「沉默」應對。
根據中共中央宣傳部、原新聞出版署1990年聯合發佈的《關於對描寫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出版物加強管理的規定》，只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解放軍出版社等少數幾家出版社才有資格出版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出版物。
雖然已經有江澤民、李鵬、李嵐清、李瑞環、吳官正等多位領導人出書，但領導人的書數量還是很少，因此不管出什麼題材的書，大家還是很關注。張振明介紹說，一般的學術書籍5000冊起印已經算是不錯了，但領導人出書，首印數很多都在5萬冊以上，所以很多出版社也希望能拿到出版權。
領導人出書反響熱烈，各家出版社自然也都願意主動請纓。
人民出版社就常常採用主動溝通的方式。張振明說，常委退下來以後，在出書上就比較自由，按照一定的工作節奏，我們就會主動跟他們取得聯繫，有些領導人自己也有這種意願，雙方就正好一拍即合。
雖然是以出版國家領導人著作為宗旨，但是有特色的省部級幹部的出書，人民出版社也會關注。開創了由國企掌門人轉任政府「封疆大吏」先例的原海南省委書記衛留成就是他們認為有個人特色的省部級幹部。2012年9月，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他的《行知天涯：衛留成海南言論錄》一書。
其他出版社自然也不會放棄這塊出版市場。
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社長賀耀敏得知李瑞環正在編輯一套哲學方面的著作，便向李瑞環表達了出版願望，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哲學書籍出版力量一直非常強，於是李瑞環退休後的第一部著作《學哲學用哲學》最終選在人大出版社出版發行。
至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已經承接了李瑞環、李鐵映、成思危、陳錦華、梁衡、葉小文、陳健、吳建民等多位國家領導人和高級領導幹部的書稿出版。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之所以能獲得《李嵐清教育訪談錄》英文版的出版權，就是源於在全國英語教學研討會上跟李嵐清的直接邀約。
而與個人專業相關的領導人著作也更多的選擇跟相關專業領域的權威出版社合作。李嵐清的《李嵐清音樂筆談——歐洲經典音樂部分》、《李嵐清中國近現代音樂筆談》等書，都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電力要先行——李鵬電力日記》由中國電力出版社出版、《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則由中國三峽出版社出版。
但是除了人民出版社會公開地稱自己是以給領導人出書為特色外，其他為高級領導幹部出書的出版社都顯得格外低調。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市場部劉渝表示：「我們的很多作者有政治職務，但是，首先他是一個作者。」儘管目前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為不少領導幹部出了書，但是從宣傳來說，並沒有形成一條專門的產品線。
主抓政治讀物出版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政治與公共管理分社社長郭曉明拒絕接受一切媒體採訪。他表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之所以能給越來越多的領導人出書，是因為工作作風好、信用好，用心為他們服務。
新華出版社總編輯室則表示，沒有作者的同意，該出版社不會透露與出版相關的任何信息。人民文學出版社則稱，他們更注重作品的文學價值，不會特別為領導幹部出書。
領導人出書需通過嚴格審核
如果在領導人著作面市之前，保密二字首當其衝，那麼領導人著作想要出版，通過嚴格的審核便是不可避免的前提。
根據1997年原國家新聞出版署的一項規定，出版反映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工作和生活情況的圖書，必須嚴格執行專題申報、審批制度：「中央和國家有關部委所屬出版社，須將選題和稿件報主管部門審核並提出意見後，報送新聞出版署審批;新聞出版署在審批過程中，必要時可視不同情況，分別送中央宣傳部、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和軍事科學院等部門協助審核。凡出版反映健在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工作和生活情況的圖書，必須徵得本人同意才能出版。」
據張振明介紹，副國級以上領導人出書，有一個特別的立項程序。按照立項規定，一般存在兩種方式：一是領導人本人跟中央立項，一是正常的報批手續。按照慣例，如果工作文稿的整理量比較大，前國家領導人出書需要成立文稿編輯小組的話，文稿小組的成立，一般亦會經中央有關部門批准。
工作小組的成員則是由以前工作過的部門和地方抽調工作人員，包括原來的秘書甚至出版社的編輯也會從最初就參與進來，組成一個工作班子，來系統整理他們的文稿。
在工作小組進行整理、編輯的過程中，不僅標準高，要求也是極嚴。長期跟隨李嵐清跑教育新聞的前新華社記者尹鴻祝曾經透露，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嵐清教育訪談錄》在編輯過程中，由他和《人民日報》原教育編輯組組長畢全忠等人組成的四人采編小組要用鉛筆將修改意見圈勾出來，不允許用其他的筆，也不能直接把原文劃掉。
出版社編輯完畢的領導人書稿首先會被送至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原新聞出版總署)，然後總局視情況把書稿報中央辦公廳或交由各職能部門審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都是經常需要送審的部門。張振明說，具體由哪些部門審閱則根據書中涉及的內容來定。
有報道稱，《李嵐清教育訪談錄》初稿完成之後，采編小組徵求了當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見。而李瑞環的《看法與說法》一書的初稿完成後，工作組分別送給30個機構審定，包括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發改委、外交部、國防部以及國家民委、統戰部、中宣部等機構。
張振明表示，送審的目的主要是兩個，一是解密問題，即某些未解密文件不適合公開出版。另一種則是審查在內容上是不是一些政治敏感的內容，不適宜公開。
他記得，2012年出版的《喬石談民主與法制》，涉及到喬石擔任中央政法委書記時候的一些工作文稿，有一塊是國家安全的部分，就屬於涉密內容。因為相關部門認為不適宜公開出版，所以關於國家安全的好幾篇稿子就沒有出現在書中。
但是隨著領導人出書開始越來越多地展現出個人風格，與原工作無關的個人作品越來越多，像李嵐清談藝術、音樂，吳官正的個人隨筆、文藝作品等，不涉及國家職能部門的審核，出版程序也更簡潔一些，而這些作品也正是讀者所期待的，希望從書裡讀到對自身有用的東西。
張振明也希望有更多貼近普通讀者閱讀需求的領導人著作出版，但他認為近期這種類似於西方政要著作的作品還不會普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