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任志強自傳《野心優雅》透露，自己的初中輔導員是如今的中國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並稱自己年少被足球、籃球、排球所吸引，以致沒有進入共青團。王岐山至今對此耿耿於懷。以下為節選全文：
滿15歲之後我要退出少先隊了，岐山找我談話，讓我寫申請，申請加入共青團，但我的注意力卻被小學沒有的籃球、足球、排球所吸引，以致我最終和共青團擦肩而過。這件事讓岐山至今耿耿於懷，數次見面都跟我一再提起，而這一步之差，對我的後來也影響深遠。
1964年秋，我考上了第二志願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這所學校解放前就有了，曾有許多名人在這裡上過學，但我記不得了。只記得有一年校慶日，王光美來了，我還跟她一起合了影。從三十五中走出來的如今最有名的大約就是王岐山了，當今的中國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他還是我初二時的輔導員。
當時許多中學都是男女分校的。西城區內的四中、八中、三十五中等都是男校。據說在充滿階級鬥爭的年代，為保衛祖國、建立強大的中國軍隊，就必須保留這種男女分校的教育傳統，以男校為主要兵源地。我的母校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就是一所典型的男校，而與我們一牆之隔的二龍路中學則是男女混合的學校。
當時我們第三十五中學被一條胡同分成了兩個校區，北邊是老校區，一座解放前的小紅樓為其標誌。初一時我就在老校區上課，校辦也都在老建築區中;南區則都是新教學樓，還有一個大操場。五層高的新樓從初二到高三，一個年級占一層樓，每層的中間有十個教室，樓層的兩端是教員室、實驗室、圖書館等。
每到下課，上千人擠在樓道和樓梯間中，很是熱鬧。男校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除了教員室之外，沒有女廁所。學生們可以聞到味就進，不用擔心走錯了門。
新學年開學的第一課，就是講語文課中第一篇文章《梁生寶買稻種》，裡面有個人物叫「任老四」。講到「任老四」這一段時，老師提問了我，也剛好這個班只有我一個姓任的。於是「任老四」就在同學們相互都還陌生、彼此叫不出名字的時候，成了我的外號。
至今也許有許多同學已記不清我的大名，但一定還記得我「任老四」這個綽號。如今仍和我保持聯繫的許多同學也都親切地稱呼我為「老四」，這讓一些圈外人誤以為我是在家裡的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其實，班上的每個同學都在課堂中的某個時刻被起過有特色的外號。許多外語單詞也都成了同學們的「名字」，如「橘子」「豬」等等。
五年級之後，同學們為了省下公交車費，常會結伴一起步行回家。那時我們住校，通常會在星期日晚歸校時，拿到父母給的兩三毛錢公交費。當時的公交車是按四分、七分、一毛、一毛五的標準，分站計價的。
五六站路程的車費一般在一毛之內，為了省下這一毛錢，我們會長途跋涉，步行回家，沿著城牆外的外護城河(由木樨地向南的那條河)，經市府大樓取道木樨地，然後沿鐵路向北到三里河。
那是段自由歡樂的時光，一群背著書包的孩子一路上，或打打鬧鬧，或跑跑跳跳的。夏天采著草中的小花，撩撥著河中的清水，秋天抓著不再活躍的螞蚱，品嚐著紅的、紫的叫不上名稱的野果。從菜市口到三里河或軍博，對十歲出頭的孩子來說，也是一段不近的路程。那時的北京城還沒有現在四通八達的馬路，沒有高樓大廈。城外儘是破舊的平房區、荒野和正在建設中的各種工地，我們還要從一條每天都有很多火車通過的鐵路跨過。
上中學後許多人都有了自行車，有時仍會一路同行，回憶這段日子都會有無盡的歡樂。後來因為不分在一個班，「文革」後聯繫得就不多了。
上初一時班上的輔導員是姚明偉，姚依林的大兒子，高三後他去了越南學習，中間由蔣小泉接手過一段時間。再接下來就是王岐山了，當時他上高二，他是陪伴我們時間最長的輔導員，從在校學習到上山下鄉，再到北京工作，我都跟他保持各種各樣的聯繫。至今他還會偶爾在半夜打來電話，我們經常一聊就聊很久。
初中的輔導員對我們來說就像大哥哥，他們並不是什麼精神上的導師，但卻可以用比初中生更多的閱歷幫助我們獨立思考。滿15歲之後我要退出少先隊了，岐山找我談話，讓我寫申請，申請加入共青團，但我的注意力卻被小學沒有的籃球、足球、排球所吸引，以致我最終和共青團擦肩而過。這件事讓岐山至今耿耿於懷，數次見面都跟我一再提起，而這一步之差，對我的後來也影響深遠。
不知道今天的中學，是否還有這種高年級學生到低年級學生班中當輔導員的制度。但對於初中生而言，有了哥哥或姐姐式的幫助比只有師生之間關係的教導要有用得多，遺憾的是我們連初二都沒畢業，中國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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