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67歲的陳小魯先生騎著破舊的二八自行車經過胡同口、一棵枇杷樹和一株富貴籽。他在淡藍色的鐵門前跳下來，推車進院。來往的人們很難察覺這座老宅子與附近其他四合院的不同，只有一位遊客停下來拍照，斑駁的灰磚牆上掛著塊金屬牌，證明這裡曾是清代的一處官方機構。
據《人物》報道，陳小魯與他的家人住在這兒，這裡是其岳父粟裕將軍的舊居。自行車停在角落裡，歲月為它覆蓋了黃和暗紅的鐵銹色，但車把和車座磨得發亮。陳小魯最廣為人知的身份是開國元帥陳毅之子，還曾是北京市第八中學革委會主任、1980年代的軍隊副師級幹部、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局長。
作為這個國家最著名的紅二代之一，他曾盡力保持焦點之外的生活。但平靜在今年8月打破，一封題為「陳毅之子陳小魯就『文革』中批鬥學校領導發道歉信」的文章出現在媒體上;10月，陳組織了一場小型聚會，作為曾經的學生，向八中「文革」中受衝擊的老師道歉。幾十家中外媒體都在尋找他。
在這個熱衷闡釋的國家，陳的行為被符號化了。持以下兩種猜測的各大有人在：港媒在報道中提出，有人將紅二代陳小魯的道歉視作對「文革」一貫曖昧態度的「風向標」;著名的左派孔慶東則在微博上發佈了「一位陳小魯的同學來信」，信中質疑其「是為干擾年底紀念活動」。陳小魯的行為被大量網民讚揚。但陳的朋友郝新平則告訴《人物》，自己的另一位紅二代朋友「很強烈地」表達了對陳的不滿，說「陳小魯不像話」。
為違反五四憲法第89條而道歉
對於陳小魯來說，道歉並不是某種突如其來的念頭。他曾數次在私下探訪老師時表達悔意，說當年讓老師受苦了。幾個月前，一位老師向陳的校友計三猛提起，「文革」中受衝擊的老領導們正在慢慢老去。陳小魯聽到轉述後覺得，「再不正式道歉就來不及了。」
8月18日，也就是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整整47年後，陳小魯接到了八中老三屆同學會秘書長黃堅的郵件，信內是一組八中「文革」時的照片，激進且恐怖的氣氛從灰黃、模糊的老照片裡透出：一個男老師畏縮地將寫著「黑幫分子」的小黑板舉過頭頂;在戴著紅領巾的學生的包圍下，老支部書記華錦拿著鐵鍬在地上翻土;人們擁擠在批鬥會現場，叉著腰觀看老師低頭認罪，他們面前掛著巨大的條幅，「永遠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
那是陳第一次在影像資料裡看到八中「文革」的情景，他坐在沙發裡回憶—這是裝著日光燈和排風扇的客廳裡最體面的傢俱，1980年代當他還是一名駐英武官時，他曾在電視裡看到一部有關法國激進分子學習「小紅書」的電影。而這組照片更令他感到震驚。他在給黃堅的回信裡寫道：「八中老三屆同學會正在安排一次與老校領導和老師的聚會，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是為了靈魂的淨化，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的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
這封信被他當年在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老同事吳偉看到，貼到了微博上，陳小魯意外地被捲入輿論漩渦，接著他明白無誤地表示會為自己的言論負責。
「我並沒有徵求他的意見，但我知道他會同意。」吳偉向《人物》回憶，「因為他一直是敢做敢當的人。」
陳小魯曾是「文革」中的風雲人物，在這場政治運動開始僅兩個多月時，這名高三學生就近乎全票當選為八中革委會主任。他個子高大，性格沉穩，頗具備演講技巧和鼓動能力，幾乎是天生的領袖人物。他曾與四中的孔丹(中信前董事長、其母許明曾任周恩來秘書)、秦曉(招商局前董事長、其父秦力生是投奔延安的老革命)發起首都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1966年10月1日的遊行中，陳組織500多名青年學生在金水橋前維持秩序，衛戍區一位師長與其聯合調度。面對幾百名鬧哄哄的青年，師長先進行了45分鐘索然無味的政治動員。等到陳小魯上台，他只喊了三句話：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頓時掌聲熱烈，群情激昂。
他還曾發通令解散民主黨派，收繳民主黨派大印。如今陳小魯回憶，那場極其荒唐的行動「完全沒有深思熟慮的，就是有點趕潮流，各個方面都被各校紅衛兵佔住了，我們就琢磨也得管點什麼，就說民主黨派那幫老頭子不接受改造」。當時主管統戰工作的副總理李富春與陳家同住中南海慶雲堂，陳小魯被李叫去臭罵了一頓，「你們怎麼連中央的事也要管!也敢管!」
與此同時，學生的盛大狂歡已然升級為暴行。1966年8月22日，52歲的八中書記華錦被關押在校期間上吊身亡。此前，一名學生在校園裡遇到她時，她說「我受不了了」。這是陳小魯模糊預見卻未能防範的悲劇，他曾派人守在關押地點樓下防止學生夜間揪鬥，但仍舊未能避免悲劇發生，最終也是由他為全身浮腫、躺在冰冷水泥地上的老書記收屍。
在舉行道歉會之前，陳曾前往「文革」時的副校長溫寒江家拜訪、致歉。溫已經89歲了，但仍然談論著自己手頭正在進行的科研課題。「文革」或許是其人生中最痛苦的經歷，他回憶起，自己曾在中山公園的一次批鬥會上被毒打了整整兩個小時。聽到這裡，陳小魯突然說，「那次批鬥會是我組織的。」這令一同在場的計三猛吃了一驚，因為幾乎沒人知道陳是當時的組織者。陳稱，他當時以為不過是開開批鬥會、喊喊口號，可很快就升級為暴力，他無力阻止，於是中途離開。
計三猛曾聽陳小魯講過一個審判東德士兵的故事，士兵的律師辯稱他槍殺翻越柏林牆的民眾時只不過是在執行軍令，可法官卻說，士兵至少可以把槍口抬高一寸，最終判決有罪。
「是的，我們當時只是中學生，我們都沒有資格去承擔『文革』的錯誤，運動來了我們是不能自主的。但運動來了你怎麼表現，那是你自己的選擇。」陳小魯為此至今感到自責。
為了準備道歉會的發言，他曾特意翻閱五四憲法，即1949年後的第一部憲法。他認為自己當年違反了第89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在道歉會後，他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道，「已經47年了，將近半個世紀，經歷了風風雨雨，開始一步步反思，當時覺得『文革』是政治錯誤，後來發現它的根本問題在於違憲。」
這個觀點被自由派人士廣泛傳播。「四九年以來『運動』的本質是整體地違法，集體地違法，『文革』走向了極致。」學者盧躍剛告訴《人物》，「道歉本來是倫理行為，但陳小魯這次道歉的基本面是法理，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情感認知。」
不再說違心的話了
10月7日，頭髮已近全白的陳小魯出現在道歉會場。道歉會長桌的兩旁，是昔日的老師和學生們，他們的聽力日益衰退，都有著花白的頭髮和棕色的老人斑。生物老師趙榮尊曾是那批學生心目中最年輕的老師，如今也已經75歲了。他們談論著身體狀況和1966年以前平靜的學校歲月，只在很偶爾的時候提起「文革」記憶—有老師在食堂被莫名其妙地抽耳光，還有老師被勒令在音樂教室的窗戶處反覆爬進爬出，一位老師在發言前哭了起來，他的妻子在「文革」中意外死亡。
一切正如陳小魯在發言中所說的那樣，「有話不說，恐怕就遲了」。他再次提起自己曾經批鬥校領導、組織批鬥大會、勒令民主黨派解散，然後近乎嚴苛地一一羅列自己觸犯的法條。「上述錯誤我承擔責任，真誠道歉。」
席間，趙榮尊老師站了起來，她鄭重地感謝陳小魯曾經陪伴挨批鬥的自己站在講台上。在那1個小時裡，所有氣勢洶洶、想給趙戴高帽、剃陰陽頭的學生，被他喝止了。陰陽頭是難以忍受的羞辱方式，計三猛後來採訪彭珮雲，問其在「文革」中是否有想要自殺的時刻，她答想過，就在被剃陰陽頭的某個夜晚。郝新平所在北京師大女附中也是「文革」中頗為激進的學校之一，副校長卞仲耘被一群學生打死。郝曾目睹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車上」。2011年，校友們捐款為卞仲耘立了一座銅像。
而陳小魯的校友反覆向媒體強調，陳沒有加入紅衛兵，他反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他在「文革」期間從未打過人，也公開反對打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裡都說過，不能虐待俘虜。」
在陳小魯的描述中，陳毅是一位低調的高層官員，他很少在孩子們面前談論政治，從未要求他們入團入黨，甚至勸阻長子陳昊蘇學文，避免其踏入政壇。
「文革」開始兩年後，陳毅受到衝擊，陳小魯被送往瀋陽軍區當兵。入伍前兩年，他都是沒有編製的「黑兵」，不被配發軍服、津貼和口糧。他不能與父母通信，只能憑借報紙內容猜測父親的狀況，「九大」之後陳毅的名字再沒上報，直到1971年才出現他再登天安門的消息。
一年之後，陳毅去世。計三猛還記得，追悼會結束後，回到北京的陳小魯約計三猛出去吃麵條。陳轉述了追悼會的狀況，毛澤東突然出現，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外衣，令赴會看起來像是個臨時決定，不過毛很感傷，在會場流了眼淚。追悼會隨之由小廳升格為大廳，總理趕忙通知西哈努克等外賓出席，致悼詞者由葉劍英改為周恩來。轉述這些時，陳小魯顯得情緒低沉，隨後他吟了四句詩，「五年忍聽千夫啐，一死難道萬人淚。且喜碧血潤中華，磊落生平應無愧。」
「文化大革命」中的無常感促使陳小魯開始思考社會制度，「現代的權力觀就是要制衡，法律條文裡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以政治問題來掩蓋一切是不對的。」他還曾在一篇自述中表示：「我的想法是一貫的，認為應該由制度來代替領袖。」
他此後的經歷幫助其完善了這種價值觀。1981年，他被委任為駐英武官助理。出國前，他學習的材料還在濃墨重彩地描摹1950年代的倫敦霧。可當陳小魯下飛機時，迎接他的是碧藍天空和被薄薄白雪覆蓋的草坪。
如何認識資本主義國家是當年中共官員必須面對的難題之一。而陳小魯發現，英國的國防部長坐地鐵上班。一位英國商人急著在週日與中國代表團簽合同，但他無法命令秘書在休息日上班，不得不用自己蹩腳的打字技術完成合同。另外一位英國商人生產出了一種槍支，卻因為擔心成為「鎮壓性武器」而拒絕售賣給軍隊或警察。
4年後，陳小魯回到中國，1986年進入政改研討小組辦公室，其後任職政改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局長。盧躍剛曾就當年政改問題採訪過陳小魯，盧後來得出看法，這種職務安排並不僅僅由於陳的能力和西方工作背景，「政治體制改革要代表各方面利益，幹部子弟是一大塊，他們在聽取和反映『老人』的意見上起作用。」
吳偉是陳當時的同事，他將陳稱為「紅二代當中的改革派」，「他直言不諱，不迴避問題。」吳偉記得由於陳是由總參借調至此，政改辦主任曾問過陳，要不要請趙紫陽辦公室為他給總參寫封信，從副師級往上提一提，陳表示不要給領導和部隊添麻煩，拒絕了。
他是否曾在政治上有過某種遠大的抱負?陳小魯回答《人物》：我在政改研究室，不算個刺頭，但也是直話直說，提的問題比較尖銳，一般人不會這麼幹。這就是紅二代的抱負。我的父親、老師和黨都這麼教育，我這個人有點理想主義，就當真了。
1986年至1989年他參加政改研究工作期間，結識了許多法學專家。也正是在那個階段，他受到影響，更加認識到了憲法對於一個國家的重要性。
早年在軍隊，他所在的團是「學習小靳莊」的典型。小靳莊在「文革」時期因能唱樣板戲、搞賽詩會而聞名，被視作意識形態領域革命的典範。後來該團還多了一項「批鄧」的任務。陳小魯28歲那年升為團政治處主任，是瀋陽軍區最年輕的團級幹部。但他還是寫信給岳父粟裕請求調動，因為這一套批判、謳歌的工作都得由他負責。而他稱，道不同不相為謀。
1992年，他終於遠離體制，這樣做的原因只有一個，「不再說違心的話了。」
血統和觀念是分開的
陳小魯試圖尋找一種遠離政治的生活，不必被「非此即彼」的立場煩擾。《炎黃春秋》的一次研討會中曾流傳出一段故事，稱在一次校友聚會上，紅二代們出現分歧，吵了起來。陳小魯認為，「朋友之間觀點不一致很正常，何必強求?他們出身一樣，有共同的經歷，如果觀點不同就不能坐到一起，那其他人還怎麼尋求共識?」
他下過海，炒過股，現在還與朋友合作辦公司。他偶爾談論時局，當他發現可能引起紛爭時，就以一種老人式的、和緩的方式捻掉話頭。他將一年中的三四個月時間交付給旅行，他已經去過世界上100多個國家，而南極是他覺得最美好的地方，荒涼、寂靜。一位曾與其有過交往的外媒記者評價，「他認為世界很大，他很瞭解世界。」
2006年，原副總理羅瑞卿的女兒、曾任醫生的羅點點開始在中國推進「尊嚴死」的理念，即對於沒有恢復希望、處於生命末期的患者，撤除其維持生命的醫療措施，使其自然地、有尊嚴地死亡。羅點點找到了陳小魯，陳想起了父親的臨終歲月，除了被癌症折磨，他也在被插滿全身的管子折磨，醫生不停地為他清洗、翻身、吸痰，延長著他的生命和痛苦。
「能不能不進行搶救?」陳小魯當時問醫生，可醫生以兩個問句作為回答，「你說了算嗎?我們敢嗎?」
羅點點告訴《人物》記者，幾乎就在她和陳小魯談了3分鐘以後，陳就決定與其合作。北京市生前預囑推廣協會於今年6月成立，陳小魯任會長。
他要求管理層(他們不以此為專職工作)必須分文不取，在爭取社會資源參與應酬時要自掏腰包，還號召理事們捐錢或借辦公場所給協會。協會秘書長郝新平記得，陳小魯總是強調「要真正地為人民服務」。他認為推廣「尊嚴死」的重點在於官員和富人，「幹部是公家掏錢，只要你活著就有待遇，花費國家財產。有錢的人就另說了，但是即使你有錢，也浪費了國家資源，因為僅僅是維持(生命)體征，治不好了。」
很難僅僅用單一的色彩去描繪陳小魯。他不相信13億人口有可能統一到一個思想、一個主義，他推崇樹立憲法的權威，並相信這是解決「文革」前後瀰漫於中國的暴戾之氣的根本途徑。但與此同時，在受訪的2小時42分裡，他54次提到「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首要推動者。10月18日，他去往銀川參加一場紀念毛誕辰120週年的活動，「代表老陳家」。
「我仍舊認為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他犯了嚴重的錯誤，但他有更大的功勞，這個天下是他打下來的。」元帥之子如今這樣評價毛。
在盧躍剛看來，「學界左中右絕對坐不到一起，但紅二代可以。血統和觀念是可以分開的，除了理性還有情感。他們心中的大英雄，毛是第一位。」
那些被評論功過是非的歷史人物是陳小魯童年記憶的一部分。初中開始，他住進中南海，會遇見午後開始游泳並招呼磨磨蹭蹭賴著不走的孩子們「你們都來游啊」的毛澤東;「大躍進」時，他看見中南海豎起小高爐，宋慶齡在那裡煉鋼;週末，父親曾經將西哈努克在北大讀書的兒子接到家中一起吃飯，據稱後來此人被紅色高棉殺害。
「你現在有信仰嗎?」《人物》記者問。
「我信仰共產主義，我是共產黨員，是堅定的共產黨員。」陳小魯毫不遲疑地回答。
可他不得不承認，自己與這個社會「整個兒地不適應」。他不能適應謊話連篇，也同樣不能適應瀰漫在整個社會裡的關係至上。
陳小魯說他懷念的是一個他從未經歷過的、憑長輩的講述而構建的年代。他望著窗外，「我嚮往井岡山時的紅軍，那時朱軍長和戰士一樣挑軍糧，毛委員和戰士分一樣的糧食尾子，那種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同志關係。」停頓了一會兒，他收回自己的目光反問：「我是不是有點烏托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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