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2014伊始，曾經自稱「中間派」的袁隆平，再次就轉基因話題開了腔，不過這一次，他在媒體上的形象似乎不再像過去那樣欲說還休——「轉基因是今後的發展方向。」
據虎嗅網報道，此語一出，顧准之女顧秀林老師如被雷劈，半晌才吐出幾個血字：「反道的，都沒有好下場。袁隆平這個兩面派，和張啟發一樣，罪孽，惡毒。必須徹底揭露和徹底批判!」
雖然我與顧秀林對轉基因的觀點完全相左，但對袁此次表態卻有著同樣的不解與錯愕。這個對Bt蛋白(抗蟲稻核心基因)看起來還一知半解的傳統育種專家，為何會對基因工程如此興致盎然?
還是先從雜交稻說起吧。
不再增產的雜交稻
1976年，雜交水稻在中國的種植面積擴大到了14萬公頃，正式走向大面積生產。在那個「天崩地裂」的年頭裡，中國人等來了鄧小平和袁隆平，據說這兩「平」讓中國人吃上了飯。
不過，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是，雖身為「雜交水稻之父」，但全國累計種植面積最大的雜交水稻品種，卻並未出自袁隆平之手。
1981年，來自福建三明農科所的謝華安培育出了三系雜交稻「汕優63」，這個初期科研經費投入不足10萬元的項目，卻在接下來的十幾年間橫掃中國大地，最高峰時期曾經佔據全國雜交稻種植面積的45%，累積種植面積占雜交水稻主要品種的21%(2006年數據)。更關鍵的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雜交稻剛推出便遇到了稻瘟病困境，推廣嚴重受阻，有的地方甚至將幾十萬公斤種子封存。由於汕優63對稻瘟病的優良抗性，雜交稻才得以真正進入國人的視野。著名水稻育種專家楊守仁曾說，「汕優63救了雜交水稻的命」。
隨後，在1997年時，來自江蘇農科院的鄒江石培育出了「兩優培九」，並表現出優異的品質，在2002年後接替「汕優63」成為全國種植面積最大的水稻品種。直到2004年和2010年時，袁隆平團隊的「金優207」及「Y兩優1號」才分別嶄露頭角。
不過正如袁隆平所說，比起個人成敗得失，他更關心雜交稻以及超級稻在中國的發展。然而，雜交水稻在中國卻已經遭遇多重瓶頸，與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瘋狂已不可同日而語。
曾經有人說，雜交水稻可以完全取代常規水稻。但根據全國農技中心的數據，自上世紀90年代至今，雜交水稻在全部水稻種植面積中所佔的比例，一直徘徊在60%—65%左右，從未超過70%。由於耕種便利，在部分地區，常規稻反而有「第二春」的態勢。
和種植面積比起來，更加萎靡不振的是單產水平。1991-2007年，中國審定了2000餘種雜交水稻品種，且品種更新加快。在水稻品種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水稻單產卻呈現下降趨勢。1995年中國水稻平均單產401.6公斤，1998年達424.4公斤，而2003年下降到404.0公斤，倒退到1995年的水平。IRRI(國際水稻研究所)數據同樣可以證實，自1998年達到省均6.37千噸的產量數據後，中國的水稻單產水平就再也沒有過起色。自1998至2003年，中國水稻總產量年下降761.1萬噸，其中由於單產下降造成水稻總產下降占23.2%，使水稻總產量年下降176.6萬噸。
官方一直宣稱「以不足10%耕地養活世界22%的人口」的中國奇跡，如今來看，號稱雜交水稻技術全球領先，卻以排名全球13位、單產效率僅為前10名國家75%的水稻單產水平養活了這麼多人，更是一個奇跡。
當然，在過去幾十年間，中國水稻產業的確取得了巨大成功——雖然水稻種植面積下降了1%，但總產量卻增長了165%。
不過，這種產量的增加，究竟有幾分功勞可算在雜交水稻頭上呢?
《鳳凰週刊》給出的答案是「品種和栽培手段在增產中的作用各佔50%。由於現階段育種已到達很高水平，種子技術對於水稻增產已不再具有決定性作用。」
《中科院研究生院學報》刊登的論文認為「現代改良品種往往需要好的農業生態環境和高的物質投入。因此把單產的增加都歸功於品種改良的貢獻則是抹殺了其他因素的貢獻」，作者李海明通過計算得出「大約73%的產量增加是靠投入增加而換取的，而剩下的27%的產量的增長是由品種改良貢獻的。」
《財經》雜誌則說得更直白——「按照官方解釋，組織制度、市場化，通過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人工及物質投入、技術手段改善均是使中國糧食增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直接原因，則是化肥和農藥的使用量的增加。」
沒錯，雖然通過改良各種水稻性狀提高單產是中國育種工作者一直不變的目標(從大躍進時代開始，普羅大眾就對「畝產」二字魂牽夢縈)，但雜交育種與化肥農藥哪個對產量促進更有效，恐怕還值得推敲。眾所周知，超級稻正是高肥高水的代名詞。
一畝水稻千斤重 可惜不能換地種
顧秀林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抨擊袁隆平時，她卻打准了一個要害——「袁隆平院士的路線是追求單產冠軍，在技術上搞的是專種專肥，這裡有一點錦標主義，適宜的範圍很小。只要想一想：中國有高產田有低產田，增加糧食供給，低產田、低產區的潛力最大。袁隆平的錦標賽模型不尊重各地栽培條件的多樣性，一味地用專種專肥造錦標，不關注在中低產地區普遍性提高單產，這是取巧走捷徑、走旁道，不是走正道。」
沒錯，以畝產926公斤的「袁氏超級稻」為例，不僅需要高肥高水，還必須人工插秧、七天一打藥、人工除草和量身定造的「配方精確施肥法」，總之「不能計較成本」。注意，這還是建立在5個農技專家天天吃住在試驗田、選田也是選在「土地肥沃，排灌方便，陽光充沛，雨量充足，小環境氣候非常適合」之所在的基礎上……
難怪有人統計：專家的產量和農民的產量完全不同，一般情況下，850公斤的專家產量，到農民種植時能做到650公斤已經不錯。
因此，畝產近千公斤的超級稻故事，就是這樣一個劇本——「在水肥條件好、小氣候條件好、栽培水平高的地方，選擇便於管理、參觀的地塊建立超級稻百畝示範片，重肥、密植、精管，嚴格防病治蟲，成熟時組織專家測產驗收，再通過媒體宣傳」。
敢問，這和普通農戶大規模種植有什麼關係?
這種毛病不止出現在袁的團隊，已經波及到整個中國水稻育種行業。2006年時，很可能是世界水稻畝產的最高記錄在中國雲南誕生，「協優107」超級稻達到了畝產1287公斤的水平。這是什麼概念?幾乎是中國平均水稻畝產水平的三倍!
後來，袁隆平淡淡地對記者說，他去過「1287公斤」的現場，那裡低緯高海拔，日照很豐富，水稻的生長期很長，特別適合水稻生長。在平原地區130多天生長期的品種，在那裡是270天，病蟲也非常少。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當地創造了高產紀錄，「主要是生態環境特別好」。
「在那個地方可以，但沒有辦法推廣。」袁隆平專門補了一句。
史記·隆平世家
袁隆平這輩子已經做了兩件事。一是開創並完善了中國的水稻雜交育種事業，二是給很多人提供了飯碗。
雜交稻的一個巨大利益誘惑點在於：這種水稻是無法留種的，農民每次播種時，都必須向種子公司購買。小麥從1952年的48.8公斤每畝增長到2008年的317.5公斤，增長6.5倍。這個增產幅度要遠高於水稻，可你知道嗎?不知道，因為小麥可以留種，宣傳它做甚?
正因此，無數仁人志士投入到這個「為國爭光」的領域當中來。你只需要利用大量現有的不育系和恢復系材料，選配一個新的雜交稻組合，就可以去申報新種子。哪怕你搞出來的品種與現有的品種相比沒有明顯的優勢，反正雜交多少有撞大運的成份，萬一成了呢?
所以，中國雜交稻主產省每年新申請的種子品種都數以百計，這就誕生了一個巨大的育種產業鏈。近年流行的方式是拍賣，好的品種以上千萬元成交不成問題。最次的情況是，一個組合能賣出兩三百萬元，最少不低於100萬元的價格。
這「炒種子」的泡沫可遠不如樓市堅挺。據統計，2013年雜交水稻余種量為2.6億斤，占需種量的50%，供種余量達歷史最高，生產嚴重過剩。
關於這一點，袁隆平看得也足夠遠，看看「隆平高科(25.61, -0.29, -1.12%)」網站上的密密麻麻的組織結構——從育種科研到育種公司、經銷商再到肥料公司，圍繞著袁隆平品牌，已經實現了一條龍式的產業鏈條。
不過，還有一些人來錢的方式可能更加隱蔽。據湖南省農科院植保所的陳紹光實名舉報，湖南省某些領導通過組建隆平高科，搞了大量內幕交易。
此外，袁隆平的大兒子袁定安是「安徽袁氏農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二兒子袁定江是隆平高科的副董事長、常務副總裁，他也正是隆平高科股票和房地產投資的操盤者。翻開隆平高科歷年業績報告發現，對於公司淨利潤貢獻最多的就是房地產方面的權益性投資收益。2009年時，曾有媒體質疑隆平高科大股東涉嫌利益輸送。
「加強研發和拓展國內市場，爭取有3—5個品種通過省級審定，國內市場雜交稻種銷量達到500萬斤」，這是袁隆平點頭同意的「袁氏農業」未來三年KPI。袁隆平為雜交稻代言或許源自對事業的追求或是對祖國的熱愛，但無法否認在這一過程中，他的家人同樣有福共享。
噢，差點忘了，袁隆平還有個在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工作的小兒子袁定陽，他是研究轉基因的。
千萬別再說袁隆平反對轉基因
1999年時(恰好是中國水稻單產高峰過後)，袁隆平在接受採訪時說「張啟發老師研究分子育種比較早，我原來不大懂，現在也在學轉基因方面的理論和方法。」(張啟發後來被罵成美國走狗、孟山都在華利益代言人)
2000年後，袁隆平成立了轉基因應用研究室、分子育種研究室，從全國招聘了數十名高級專業人才。同時把兒子袁定陽送到香港中文大學專攻轉基因。
2003年，袁隆平指導博士生開展遠緣物種基因組DNA導入水稻的研究，將一批外源基因轉入水稻。
2005年，袁隆平對記者說「經過30年的發展，常規育種的渾身解數已經用完，要進一步挖掘水稻產量的潛力，必須在生物基因技術上取得新的突破。」並指導團隊研究人員通過穗莖注射法，將外緣基因組導入了雜交水稻親本品系。
2007年，袁隆平在《雜交水稻》上發表文章，態度鮮明地表達了對政府支持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期盼。「只要國家放開轉基因水稻的限制，具有抗除草劑性能的轉基因水稻將大有發展前途。」
2008年，袁隆平承擔了「高產轉基因水稻新品種培育」的國家重大專項。
但，令人疑惑的是。以這樣的理論基礎，袁隆平沒理由對「抗蟲稻」有顧慮和搖擺。而且在批完「Bt蛋白」後，他又迅速表態「現在我們正在把玉米的基因轉到水稻上來，提高水稻的光合效應，這樣的轉基因有什麼問題?一點問題都沒有。」
這樣邏輯混亂、前言不搭後語、卻看起來挺像那麼回事兒的一句話幾乎原封不動地說了兩遍，一次是2012年初兩會上，一次是2013年底在接受騰訊採訪時。
恕我冒昧，袁老，我只能這樣解讀——「把玉米基因轉到水稻上」，正是您小兒子袁定陽攻關的重要目標。而「抗蟲稻」顯然會對傳統的「隆平世家」產生重大衝擊。否則，一位2005年就知道雜交育種已無可為的人，為何明知水稻種缺乏抗蟲基因，卻遲遲不肯引入現代生物技術?
賣種子可以，但請不要以國家之名。站在這個錯誤的神壇上，您可得立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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