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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上將之女向文革受傷害老師道歉


http://news.wenweipo.com   [2014-01-13]    我要評論
     

13日,宋彬彬在見面會上。 新京報

【文匯網訊】13日,北師大女附中(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前身)「老三屆」的20多名學生與30多名老師、家屬舉行見面會。他們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傷害的校領導、師生道歉。

據新京報報道,這些經歷過文革的學生,會上,有的對文革中身為學生運動領頭人深懷歉意,有的為副校長卞仲耘被部分學生毆打致死時的「不作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鬥過老師而渴望當面道歉。

在道歉的學生中,66屆的劉進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組時期師生代表會」主席。後者則是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曾因登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獻紅袖章,被人稱作「宋要武」。

「為貼第一張大字報傷害老師道歉」

昨日,不到10點,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一間狹小的會議室擠滿了50多人,除學生外還有20多名老師。

會議室的一角,放置了卞仲耘的半身塑像,她兩手交疊在一起,表情和善溫柔。塑像是女附中校友於2007年倡議,由500位師生捐款建成,於2011年安放在此的。校友們希望能以此表達對卞校長的紀念。

1966年的8月5日,時任北師大女附中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在部分學生發起的游鬥中,被毆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難的教育工作者。昨日,女附中幾位「老三屆」學生給卞校長雕塑鞠躬默哀。

劉進第一個發言。「48年前發生的劫難,卞校長被毆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領導身心受到嚴重創傷,我的內心充滿懊悔痛苦。」話音未落,劉進哽咽,摘下眼鏡擦拭淚水。

她的情緒有點激動,大聲說:「我要向老師們道歉,為了貼第一張大字報對老師造成的傷害道歉,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沒有保護好他們而道歉,為我當時的偏激思想和行為對校友們造成的影響和傷害道歉。」

劉進的最後一個道歉對象,是同班同學宋彬彬,「是我讓你和我一起貼大字報,是我作為總領隊派你帶領同學們上天安門城樓,而影響了你的人生。」

在見面會上,宋彬彬也數度落淚。她做了約1500字、題為《我的道歉和感謝》的發言。宋彬彬首先向當年在校的所有老師同學道歉。她稱卞校長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劉進曾兩次阻止,看到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就走了。「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擔心別人指責自己 反對斗黑幫 ,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裝。」

宋彬彬還表示:「請允許我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沒有保護好校領導,是終生的傷痛和懊悔。」

女附中曾參與批鬥校領導和老師的幾個同學也臨時發言,說自己做過很多錯事。

「如果我曾批鬥過的高老師今天來的話,我也會當面道歉,她90多歲了,再不道歉,真來不及了。」66屆王思梅說。

「母親生前說學生都是好孩子」

這一天到場的女附中老師,有的也發言表達了對道歉學生的寬容和理解。當年的教師儲瑞年認為,情況超出了學生處置的能力,他為學生的誠懇道歉感動,理解她們做過的事情。

女附中文革時期的校長胡志濤的女兒丁東紅也來到了見面會。在1966年的8月,校長胡志濤同樣被學生批鬥。胡志濤在挨打時,仍然在記掛其他老師的安危。

丁東紅說,母親經常提起那些批鬥她的學生,有的不止一次點名道姓,說這些學生都是好孩子。在丁東紅的記憶裡,母親是一個講原則的人,很多問題寧死不彎。唯獨這個問題,特別寬容。

這一次,可以說陳小魯的道歉是一個催化劑,我們也看到社會上對他的道歉很認可。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時機,我們希望讓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北師大女附中文革工作組時期的「師生代表會」主席、「革委會」副主任劉進

對話

宋彬彬:再不道歉就沒機會了

「最感動老師的寬容」

新京報:來參加這次道歉會,首先想說些什麼?

宋彬彬:北師大女附中的文革,是從1966年6月2日我參與貼出第一張大字報開始的,大字報不僅破壞了學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並傷害了許多老師。所以,我首先要向當時在校的所有老師和同學們道歉。

新京報:前一天晚上想的最多的呢?

宋彬彬:我想的終於有一個機會跟老師道歉了。對這個機會我盼了很久。我們都這麼大歲數了,今天你們也看到了,老師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沒有機會了。我希望我們的道歉老師都能看到。有的老師已經走了,我不想留下更多的遺憾。

新京報:怎麼想到道歉的?

宋彬彬:從我個人來說,2003年回國,和幾個同學一起參與了對學校文革初期及八五事件的調查。在和大家不斷交流中不斷受到教育。我希望有一天有個機會,向老師表達歉意,也促進大家對文革進行反思。

新京報:道歉後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宋彬彬:最感動的就是老師們的寬容,尤其是聽到胡校長的女兒說,胡校長生前多次說過,女附中的學生都是好孩子。我非常非常感動。

新京報:你希望這次道歉達到怎樣一個效果?

宋彬彬:引起大家的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遠。

「40多年兩個宋彬彬」

新京報:你在道歉信裡說,40多年了,一直有兩個宋彬彬?

宋彬彬:40多年來,有兩個不同的宋彬彬。一個是老師、同學們認識、瞭解的宋彬彬,另一個是成為文革暴力符號的「宋要武」。

新京報:你有沒有改名叫「宋要武」?

宋彬彬:從來沒有。8月18號之後,有很多人寫信給宋要武收。很多很多信,我從來沒有拆過,因為我不承認宋要武是我。

新京報:你說「宋要武」成為文革的一個符號。你怎麼看待這種符號化?

宋彬彬:這麼多年,作為一個符號,我經歷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壓力。而且在很多語境下沒有辦法去澄清這個事情。

但我也會想,其實文革時,「右派」也是符號,老師們未必不是符號,他們被當做黑幫被打罵、被侮辱,而他們因為這個符號,有的生命都消失了。這樣想,我個人的委屈也就不算什麼了。

所以我想如果不從根源上認識,這樣的事情還會發生,所以我們需要做的是對整個文革的思維和基因進行認識。

「沒準備好不會站出來」

新京報:有人將卞校長的死和你聯繫在一起。你之前寫文章,也引來很多質疑。想沒想過這次道歉可能會有更多質疑?

宋彬彬:如果沒做好準備,我就不會站出來了。

新京報:可能有人會說你的道歉只是對自己的洗刷。你們也說過,有人稱你們「假道歉,真反撲」。

宋彬彬:無論我走到哪裡,身邊只要認識我的人,都對我特別好,無一例外,特別保護我,給了我一個保護殼。這是我走到現在的原因。

新京報:這是一次個人的道歉,還是一個群體的代表去道歉?

宋彬彬:其實我們這次站出來的是一個群體。八五事件作為文革中的標誌性事件,必須反思。沒有反思也難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我相信這是大家的願望。

      責任編輯:春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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