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中評社7月29日報道，很多對香港政治感興趣的朋友，分析局面的方法學仍然停留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為政圈主要的力量還是政黨和民選議員。自從天星、皇后、反高鐵等抗議運動的出現，我們能夠明確感覺到這些傳統的政治力量已經無法主導議題，或帶動群眾情緒。今天香港的政黨和民選議員，充其量只是政局的配角，但「到底誰才是主角?」這個問題，大家卻還沒有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黎智英「獻金門」曝光，徹底解答了這個問題。
香港的公民社會在我輩進入大學的1960年代萌芽，經過1970年代「爭取中文成為香港法定語文」、「反貪污、捉葛柏」等運動，政黨政治和民主化的呼聲逐漸成型。在爭取「八八直選」失敗後，香港市民終於能夠在1991年第一次能夠直接選舉立法局議員。當年很多大學生精英都曾經抱著理想主義，希望透過參與政治改造社會。那是一個實踐和反思的年代，《經濟日報》的石鏡泉在金禧中學當老師，進行新穎的教育方式實驗;社工出身的李植悅1983年已經獲選為市政局議員，但很快就退下政治的火線，轉行當律師;中原地產的施永青中學時信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畢業後曾在左派學校任教八年，至今仍然喜歡一邊談地產市道，一邊講社會主義。
青年總要經歷過激情與叛逆的年代，否則社會便沒有生機。這些社會參與，作為一種經歷，對年輕人來說甚有幫助。這些選擇離開政權的人士，我們不能簡單斥責他們「為了利益背棄理想」，而應該願意對於他們願意急流勇退、反思與進步而致以深深的敬意。
前面這些理想主義者，被圈子裡面一些人批評為「民主逃兵」，但畢竟比較純潔;那些留下來的「職業政客」，就齷齪多了。那個年代的人，至今仍然從政的，壟斷著整個反對派的路線，大搞「大佬文化」、用人唯親，被反對派年輕一代普遍視為「老而不」。
這些「大佬」何德何能，可以操控反對派，背後就是錢作怪。舉例來說，文件披露民主黨在2013年10月和2014年6月分別兩次獲黎智英捐款500萬(港元，下同)，即一年之中就得到1000萬，而這些「大佬」，就是這個資金鏈條中的樞紐。
事實上，身價1000萬一年的民主黨，甚至還算不上當下香港當紅的政治演員。在近年重要的政治議題如「反國教」或「港視發牌風波」之中，它甚至連二號角色也輪不上。《蘋果日報》高度重視的「反國教」議題，還是由它自己的嫡系、《壹週刊》前副總編輯陳惜姿領銜主演，成立「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再透過該組織和「學民思潮」等共同組成「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領導整個運動。如果黎智英願意給民主黨1000萬一年，給「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和「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理應在數倍以上。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香港的層面來說，政治操作的其中一個線條是以黎智英為中心，透過成立多個激進又靈活的「關注組」，押注在不同議題之上，再透過《蘋果日報》為主的媒體機器煽風點火、推波阻攔，到了適當的時候，接受過黎智英捐獻的政客就會在立法會等制度化渠道接力發酵。在這樣的全方位攻勢之下，特區政府和香港的愛國愛港陣營自然難以招架。事實上，無論是模式的靈巧程度、還是黎智英出手之豪爽，我們均望塵莫及。
更重要的是，「獻金門」還揭示了香港政治中的國際因素，亦即外國勢力干預的問題。根據壹傳媒月前發佈的全年業績(截至今年三月底止)顯示，集團核心業務去年繼續全面惡化，部分業務盈利跌幅更超過五成。分部業績顯示，報章出版及印刷業務收益減少了13.2%，盈利較去年同期下跌15.69%，而書籍及雜誌出版及印刷業務收益下跌10.67%，盈利更急跌55.37%，至只有5，040萬元，數碼業務則錄得1，772萬元虧損。
壹傳媒在上一個財政年度的盈利有2.4億元，當中包括出售聯營公司權益予黎智英而獲收益1.17億元，若撇除該數，實際盈利僅得約1.23億元。換句話說，黎智英個人撐起了集團差不多一般的盈利。他哪裡來那麼多「私己錢」，既能從壹傳媒巨額回購業務，又能在香港政界大撒金錢?
黎智英表示捐款資金來自他本人，難以讓人信服。揭密文件顯示他每次「捐款」，都先將款項存入Mark Herman Simon戶口，再由他購買本票，存入收款人戶口。Mark Simon是黎智英得力助手，在壹傳媒任動畫商務部總監，據報多年來一直為黎智英處理財務。不論Simon是不是如一些傳媒所說的一樣，有中情局背景，黎智英每次捐款給香港政黨都要先經過一個美國人的銀行帳號，也甚不自然。整個安排，看起來更像是美國金主信不過黎智英，需要Simon監督確保款項真的交到了反對派手中。而美國資金怎樣透過緬甸的投資項目「洗白」，再轉移到黎智英名下，多個媒體已經作出了詳盡的報道，在此不贅。
黎智英不會是美國在港唯一的代理人，但他肯定是其中一個重要人物。這次若能從法律上對他作出制裁，有強力實質性和阻嚇性作用，亦能為以後制訂政黨法監管政治捐獻奠定民意基礎。在這個十字路口，特區政府如何應對，我們拭目以待。(作者 劉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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