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作為改革開放的精神象徵，鄧小平從未遠離中國。在這位歷史偉人誕辰110週年之際，更激起了人們對他的追思和感念。
「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翻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俞可平教授說，「他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進程。」
身為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的俞可平，是當代著名的政治學家。8年前，一篇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文章讓他名聞海內外。但是作為學者，他一直謙虛低調，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裡。日前，在中央編譯局的辦公室裡，俞可平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專訪。他總結了鄧小平的歷史貢獻，「這些貢獻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進程和政治文化，也應當成為未來中國政治發展的寶貴遺產，值得後繼者們牢牢銘記。」
俞可平對鄧小平的「遺產」進行了詳細分析，如數家珍，同時他指出，不能簡單地把現存的問題歸結為改革開放的結果，更不能超越歷史地對鄧小平求全責備。
「強調製度建設的重要性，強調要正確處理好法治與人治的關係，這是鄧小平留下的最重要政治遺產之一。」俞可平說，「鄧小平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許多任務，至今也仍未完成。」
鄧小平對中國政治進步的貢獻
第一財經日報：今年是鄧小平誕辰110週年，同時又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社會各界都在紀念這位歷史偉人，回顧和總結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艱難歷程。作為一名政治學家，你認為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歷史意義是什麼?
俞可平：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翻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改革開放的過程，是中國社會的整體變革過程，是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進步在內的社會整體進步過程。在改革開放35年後，我們已經可以從多個角度來觀察它對中國歷史進程甚至對世界歷史進程的深遠意義。
從中國現代化進程看，改革開放開創了中國現代化的新階段，即從先前的工業化轉變為整個社會的現代化;從民族復興的角度看，它導致了中國的迅速崛起，使中國再次成為世界政治經濟強國;從社會主義發展史看，它創造了社會主義在當代的新形式，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當然，改革開放不是鄧小平一個人的事業，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由全體中國人民參與的民族進步事業。但鄧小平是改革開放大業的原創者、領導者和設計者，他的思想、決策和行為有著決定性的意義。正如習近平同志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週年的座談會上所指出的，「如果沒有鄧小平同志，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光明前景」。
由於改革開放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進程，所以，我們對鄧小平功過的評價也應當有一種歷史的長遠視角。
日報：從中國政治發展史的角度看，鄧小平對中國政治進步有哪些重大貢獻?
俞可平：概括地說，我認為鄧小平對中國政治發展而言最重要的遺產包括：倡導解放思想、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強調民主法制、反對個人專權和個人崇拜、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以及把和平與發展當作時代主題、推行一國兩制、將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結合在一起、強調國家利益至上的對外交往原則，等等。
我認為，鄧小平的這些貢獻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進程和政治文化，也應當成為未來中國政治發展的寶貴遺產，值得後繼者們牢牢銘記。
「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有偉大的改革開放」
日報：沒有解放思想，就沒有改革開放，這已經成為學界公認的結論。但多年過去，現在許多人並不理解，尤其是外國人非常費解，為什麼解放思想這麼重要?
俞可平：思想觀念決定著人們的所作所為，有什麼樣的觀念，就會導致什麼樣的行動。在我國，觀念對行為的制約作用尤其重大，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什麼事都得有個說法，要對現狀有所改變，那就更得有個說法。外國人很難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居然肇源於一場「真理標準大討論」。
鄧小平深刻地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和中共自身的特性，特別強調解放思想和轉變觀念，親自領導了真理標準大討論。他明確指出，過去我們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認識是不清楚的，甚至是錯誤的。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完全可以說，就是一個新舊觀念交替的過程，是新的社會主義觀念戰勝傳統社會主義觀念的過程。
解放思想是什麼?就是根據發展變化了的實際，提出新的思想觀念，用以取代舊的觀念，指導新的實踐。新觀念取代舊觀念是一個充滿鬥爭和艱難的過程，有時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解放思想，實質上也是衝破舊觀念的束縛，進行自由的思考。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解放思想就是自由地進行思想。反過來說，思想解放就是思想自由。當然，解放思想或自由思想，絕不是無的放矢地胡思亂想。而是從實際出發，根據社會發展規律，進行獨立自由地思考，提出與社會進步方向相一致的新觀點新理論。解放思想之所以對改革如此重要，是因為真正的改革必定要衝破現存的制度和思想桎梏，提出新的政策，建立新的制度，這就必然要有新理論新思想。
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來看，大凡真正偉大的改革，無一不從解放思想開始。對比一下改革開放前後我們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例如從強調「計劃經濟」到強調「市場經濟」，從強調「階級鬥爭」到強調「和諧社會」;從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到強調「人民民主」，就可以明白，鄧小平思想解放的力度有多大。禁錮思想，不可能有任何意義的真正改革。沒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發展社會主義，也就不可能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有偉大的改革開放。這是鄧小平對當代中國政治進步的重要貢獻。
「文革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大道」
日報：在改革開放之初，除了解放思想，還有另外一個重大的政治舉動，就是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它對於改革開放有什麼意義?
俞可平：鄧小平扭轉中國歷史進程的首要舉措，就是徹底否定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清楚地知道，中國未來的發展和改革都繞不開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判，不徹底否定「文革」，就不可能有中國未來的改革與發展。雖然他對「文革」的處理非常講究政治策略，但鄧小平的態度非常明確，這就是堅決、徹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親自主導和審定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正式指出：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毛澤東自己將「文革」列為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徹底否定「文革」，不僅需要極大的勇氣和魄力，而且更需要深遠的歷史眼光。放眼整個中華文明史來看，「文革」的災難與危害，絕不僅僅限於「文革」的十年，「文革」對傳統中華文明的破壞，在許多方面將永遠不可修復。質而言之，「文革」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大道，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場浩劫。從我們這些經歷過「文革」的人看來，即使現下社會中的信仰缺失和道德淪喪，在很大程度上也與「文革」對人類文明主流的破壞直接相關。當然，全面徹底否定「文革」，並不是說整個「文革」期間就沒有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文革」本身與「文革」中發生的事情必須區別開來。
日報：遺憾的是，現在不少年輕人已經不知道「文革」了，甚至覺得「文革」也不失為反腐敗反官僚的一種選擇。
俞可平：這是非常值得憂慮的，因為對歷史的無知，必然導致對改革開放的誤解和對現實的曲解。再加上「文革」中的受益者或「文革」後被判定的「三種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還在努力為「文革」翻案。因此，一方面，鄧小平堅決、徹底否定「文革」的方針必須繼續毫不動搖地堅持;另一方面，為什麼能夠在全國範圍內發動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深刻教訓究竟是什麼?如何從制度上防止「文革」悲劇重演?這些問題至今仍然必須反思。
說起文化大革命，順便推薦一本江青秘書楊銀祿最近出版的《我給江青當秘書》。他用大量親身經歷的事例，揭示了江青這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旗手」難以想像的專斷、虛偽、奢靡、特權、無法無天和人性扭曲，從中可以窺見文化大革命的瘋狂。
民主法制是鄧小平的兩件「政治法寶」
日報：「文革」期間充斥著無法無天的荒唐鬧劇，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一再強調民主法制，顯然也是有強烈的針對性的。
俞可平：是的。我認為，民主法制是鄧小平總結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經驗後得出的最重要教訓，也是他在「文革」結束復出後最重視的兩件政治法寶。他多次極其明確地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更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民主和現代化一樣，必須一步步地前進，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肅清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像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樣，他的政治理想是，在中國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他強調指出：要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
鄧小平始終將民主與法制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把它們視作現代政治文明的主體。他說，「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民主是一種國家制度。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其實質是人民當家做主，是人民民主。民主有諸多要素，如選舉、參與、監督、權力的制約等，還有必不可少的一個要素就是法治。
日報：不過，除了極個別的地方提到過「法治」外，鄧小平更多講的是「法制」。
俞可平：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鄧小平講的「法制」其實就是現在我們流行的概念「法治」。因為他始終強調以下三點：一是法律必須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之上，二是法律的意志高於任何組織和個人的意志，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意志，三是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辦事。「法制」與「法治」都強調依法辦事，但後者更強調法律是最高權威。正是在鄧小平領導下，我們黨做出了法治國家建設上一個突破性的決定：任何個人都不允許超越法律之上，任何組織包括黨組織本身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框架內活動。黨領導人民制定法律，自身必須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
反對個人專權和個人崇拜
日報：「文革」結束的時候，中國社會普遍反對個人專權和個人崇拜，你為什麼把反對個人專權和個人崇拜作為鄧小平的政治遺產?
俞可平：鄧小平反對個人專權和個人崇拜，是有深刻的歷史原因的。他十分清楚，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災難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發生，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毛澤東個人的權力沒有任何的約束，對毛澤東本人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其實，像鄧小平這樣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毛澤東發動「文革」並非沒有異議，也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例如老帥們的所謂「二月逆流」和鄧小平的所謂「右傾翻案風」都反映了黨內對「文革」的抵制，但這些抵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意義。因為毛澤東本人的權威已經到了為所欲為的地步。但即使像毛澤東這樣傑出的偉大領袖，也終究是人而不是神，也難免犯錯誤。當最高領袖的權力不受任何制約時，一旦他犯錯誤，那就意味著整個國家和民族災難的來臨。
對此，鄧小平這一代領導人有著刻骨銘心的體會，他多次強調，「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權力不宜過分集中。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個人專權一方面與體制機制不健全有關係，另一方面也與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不可分割。從人類政治發展史來看，這兩者之間其實有著一種內在的聯繫。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勢必導致個人專制和權力不受約束。另一方面，凡想要實行個人專權，必定要搞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
日報：很難得的是，鄧小平是黨內對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的危害認識很早的領袖之一，早在黨的八大上，他就提出：「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我們黨從來認為，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因為這樣，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
俞可平：更難能可貴的是，「文革」結束後，已經成為黨內最高領袖的鄧小平以身作則，明確要求「永遠不要過分突出我個人」。他致力於從制度上和傳統文化的根源上遏制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專門就「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做出了具體規定。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黨的十二大黨章中則進一步明確規定：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
鄧小平留給後人的任務
日報：不管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強調民主法制，還是反對個人專權和個人崇拜，其實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鄧小平對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反思。
俞可平：是的。鄧小平認識到了國家治理不能依靠個人，而要依靠制度，所以他強調製度建設的重要性，強調要正確處理好法治與人治的關係。這是鄧小平留下的最重要政治遺產之一。
無論是在正式的報告中，還是在非正式的會談中，鄧小平均反覆強調，法律和制度是國家的根本，必須將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黨和國家的命運應當由制度來保障，而不能繫於個別人或少數人身上。他不僅從人亡政息和政權安危的角度來思考制度建設的重要性，而且還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成敗的高度來看待制度建設的意義。
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問題上，鄧小平不僅僅是在思想認識上重視，更重要的是將它付諸實踐。他的那篇著名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實際上可以看作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綱領性文獻。他清醒而深刻地看到：「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他身體力行，努力推動了政治體制的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些最重要的制度性改革，大多都是在鄧小平領導下開始推進的。例如，恢復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著手建立國家的法律體系，開始進行適度的黨政分開，帶頭廢除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從制度上禁止個人崇拜和個人專制，轉變黨的執政方式，終止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努力推行基層民主和黨內民主，等等。不過，實事求是地說，鄧小平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許多任務，至今也仍未完成，要留待後人完成。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現代化
日報：今天我們怎麼看待當時改革開放的歷史局限性?
俞可平：中共執政已經65年，其中改革開放佔據多半時間。在今天，一方面，中國已經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到2020年即將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廣大人民群眾已經享受到了現代化帶來的甜蜜果實;另一方面，現代化的代價也變得日益沉重，如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環境污染極其嚴重、腐敗特權觸目驚心、公共安全日益令人擔憂等。
在這種情況下，懷疑改革開放的人開始明顯增多，在許多人心目中，「改革」不再像過去那樣具有某種「神聖性」，有些人直接就說，「改革」已經成為維護既得利益的托辭。毋庸諱言，我們確實為現代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因此，對現狀的某種不滿非常可以理解。但是，我們必須歷史地看待改革開放，不能簡單地把現存的問題歸結為改革開放的結果，更不能超越歷史地對鄧小平進行求全責備。
我們應當歷史地去理解，不應當把克服這些局限性的主要責任放在鄧小平這一代改革開創者的身上，而應當放在後人們的身上。例如，鄧小平為了打破當時的絕對平均主義政策，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改革策略，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完全正確的選擇。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們必須及時調整這些策略，更加強調「共同富裕」，把公平正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適時將「效率優先」轉變為「公正優先」，從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