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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4日，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在北京會見「2014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代表。 【文匯網訊】據南方都市報報道，荷蘭萊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教授彭軻(Frank Pieke)，今年3個月內兩度以外國學者身份和中國高層領導人座談，這在以前「根本沒有機會」。
9月4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在人民大會堂與50多位參加「2014年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的海內外學者對話，直面中國改革和中共執政問題。
當聽到李源潮說「中國共產黨一定要靠自己的表現來接受人民的選擇」時，1987年以來曾先後出任3屆西班牙駐華大使的歐亨尼奧·佈雷戈拉特驚訝於這份坦誠和憂患意識，「這在以前不可想像」。
而就在前一晚，中聯部副部長郭業洲在茶話會上直截了當地向與會學者請教「未來五年中國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什麼」。「他主動邀請我們給中共提批評意見，這種態度過去沒有見過」，韓國高麗大學亞洲研究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李正男也好奇於中共的變化。
在他們眼中，引領中國改革的中國共產黨自身也正在革新。更為自信的中共，開始從幕後走向台前，與世界對話。
尋找讀懂中國的「鑰匙」
30年多前，在北大留學的彭軻想在課下與同班同學交流，卻受到限制;20多年前他到中國調研，向政府申請訪談民眾，但被拒絕;中國高層領導人，對他而言始終有點「神秘」。
然而過去3個月裡，彭軻「前所未有」地兩次與中共高層領導面對面交流。
今年6月11日，在丹麥訪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出席「歐洲學者眼中的中國共產黨」國際研討會。
正是在這次被外界視為「罕見」的會議上，中共高層領導熱情邀請彭軻等中國問題學者到中國來，尋找解答當代中國從哪裡來、向哪裡去的「鑰匙」。
9月2日，彭軻應邀來到他所熟悉的中國。這個說一口流利漢語的高個子荷蘭人，第一個在「2014年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註冊簿上簽下名字。
這次對話會的主題是「中國改革：執政黨的角色」。和彭軻一樣，來自28個國家的50餘位學者被中國改革的「秘訣」吸引，來到對話會現場。他們中有前政府官員，有中國問題專家，有的長期在中國生活，有的第一次踏上這片國土。
過去5天，他們見到了中國國家副主席，也見到最基層的村支書，走進中紀委「神秘」的大門，也來到山東曲阜的村莊，到村民家裡共進晚餐，和老大媽們一起跳廣場舞，被中國普通民眾發自內心的友善和快樂感染。
這曾是彭軻年輕時難以想像的。初來中國時，彭軻對中共這一課題研究不感興趣，認為中國發展的「秘密」在基層，但多年農村的田野調查後，他依然難以把握中國變遷的全局，逐漸意識到鄉村巨變的背後，始終有一個力量在推動，中國共產黨，才是理解中國的「鑰匙」。
2003年，彭軻開始做中國的黨校調查研究，四年後得出一個有意思的結論：中國共產黨已經用市場的力量來改革自身體制，中國社會、中國共產黨和市場之間並不矛盾。「黨的靈活性」讓他對中共角色的變化產生興趣。
作為研究中國的知名學者，彭軻坦言，在自己的國家荷蘭至今也未曾和外交部長或首相見過面。「從劉雲山在歐洲的座談會到今天的對話會，中共作為一個執政黨變得更加開放」，他試圖尋找這一變化背後的原因。
中共領導的坦誠令人驚訝
中國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和持續向前推進的改革開放，被世界高度關注，重新打量。
與中共領導的直接對話，成為這次會議最吸引嘉賓的一項日程。
9月4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李源潮走進人民大會堂安徽廳。他並沒有徑直落座，也沒有與前排的發言嘉賓率先握手，而是從最先見到的後排年輕學者開始一一握手問好。
「十年後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否會發生變化?」「中國共產黨在改革中如何使自己的政治力量超越利益集團?」7位嘉賓先後發言提問，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問題讓多位與會者印象深刻：作為中國改革主體的中國共產黨自身將如何改革?
「鄭永年先生，你的書我看了不下五本，對中國很有借鑒」，李源潮親切地與老朋友互動，回答問題也顯得並不見外。
「我們一直認為我們黨的執政權是人民賦予的，」李源潮說，「我們深深知道，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執政是有條件的，就是你能真正為他們造福，為他們解難。如果不能做到這兩點，人民就可能拋棄你。「
李源潮直言：「中國共產黨一定要靠自己的表現，來接受人民的選擇，努力使人民過去選擇我們執政，現在選擇我們執政，將來還可能選擇我們執政」。
這份坦率和危機意識，讓曾在中國生活12年的西班牙前駐華大使歐亨尼奧·佈雷戈拉特感到驚訝。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也對中共領導在諸多海外學者面前如此坦言感到驚喜。
在彭軻看來，座談會上可以自由提出一些過去被認為敏感的問題，中共領導人也真誠接受很直接的批評，這是中共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聽批評的勇氣來自自信
「這或許是這個政權的一種新跡象，中共想要被世界更好地理解」，佈雷戈拉特向南都記者說，在西方，黨意味著民主，民主就是選舉，但中國共產黨不同於西方政黨，是一個執政體系，這是很多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
有很長一段時間，彭軻也不能理解，覺得中國的政治制度是一個例外。通過長期觀察和研究，他看到在中共帶領下，中國不只是經濟發展，社會也在發展，已步入「成人社會」，開始認同中國也是一個正常的國家，沒有例外，這個世界可以有不同體制的存在。
「認為中國只能照搬西方民主的方式發展，這個想法就是錯誤的，他們根本就不瞭解中國，也不願意瞭解」，彭軻指出，一些西方學者只通過二手材料認識中共，導致理解片面。
在對話會開幕式上，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聯部部長王家瑞在講話中提到，中國發展受世界矚目，世界需要聽到來自中共直接的、一手的聲音，通過搭建這個平台，讓世界更好理解中共的理念和選擇的道路。
一些與會學者認同這樣一個觀點：政黨執政的合法性來自有效性。分組討論中，中美民主決策模式孰優孰劣一度引發爭論，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李世默講了一個故事：他曾和美國加州州長聊天，得知其父在上世紀70年代也曾擔任州長，父子倆共同的夢想是修一條鐵路，只因有反對聲音存在，40年來他們的夢想至今遙遙無期。
李世默指出，正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導致政府停滯不前、沒有效率，改革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難題，但中國的政治體制有可能超越既得利益集團，從而推動改革向前，這對世界而言是非常有益的嘗試。
在韓國高麗大學亞洲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李正男看來，中共敢於傾聽批評的勇氣，正是來自內在的自信。她分析認為，中共新一代領導集體對下個十年的發展方向和政策或已達成共識，通過一年半的反腐敗鬥爭獲得老百姓較高的支持，因此對自身發展前途比較自信。
在對話會閉幕式上，中聯部副部長郭業洲用「自信和自覺」形容中共此次與世界對話的嘗試：中共有無比的自覺，願意敞開大門，和外部世界對話，同時對改革發展有無比的自信，才能坦然談論面臨的威脅，聽取各方建議，邀請世界各國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
中共自身也在革新
在與會代表眼中，中共已不再神秘，而是「比較開放」，中聯部和中央黨校被視為中央機構中最為開放的部門，但對中紀委和中組部則依然陌生。
大部分與會專家認可中共在推動改革中的表現，一些人甚至給出「非常給力」的評價，認為中國的改革將給世界帶來機遇。
他認為中共自身需要改革，為提高執政效率，必須考慮哪些需要管控，哪些需要放手，讓更多人參與政治進程，也讓外界有更多機會看到中共的決策過程。
「為什麼反腐敗，實際上是黨本身需要改革」，鄭永年也認為，僅僅進行行政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是不夠的。
鄭永年向南都記者指出，「中國威脅論」一定程度上來自外界對中共的不確定感，此前中共作為改革主體，更多在幕後決策，如今逐漸走到台前，讓大家認識，與大家溝通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這本身就是黨在不斷改革進步的信號。
事實上，李源潮在回答學者提問時就表示，中共此次領導的改革，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此黨自身也需要進一步改革。
對話會落幕之際，帶著問題來的彭軻被問及是否找到答案時，對南都記者說，他看到了共產黨內部慢慢已有所改變，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改變，新一代黨員的教育背景，對外界的認識和理解都與老一代黨員不盡相同，這種代際變化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中共與世界交流的障礙。
我們話語本身有必要逐步改造，有些話語太抽像，人家就是不能理解。比如我們常說的「兩個一百年」、「小康社會」等等，老外就是不懂。
———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
「中國共產黨不僅邀請我們到北京來，也到國外去和外國專家座談，這個現象很新，為什麼會這樣，我想來找一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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