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國務院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辦公室(簡稱防範辦)與中央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綜合協調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工作的機構,又稱「610辦公室」。「邪教」本身就給人一種神秘、邪惡之感,中共特設的處理邪教問題的機構,其神秘感也頻頻引人關注。
據南方週末9月25日報道,9月23日的南京,下著雨,雲層很低。電台裡說,颱風擦肩而過。
程東曉坐在距離長江邊不過幾公里的政府大樓裡,笑得一臉晴朗。他中等個頭,說話時抑揚頓挫,語速較快。程是南京市鼓樓區610辦公室的主任,這是一個在外界看起來頗為神秘的機構,全稱是南京市鼓樓區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辦公室。
程東曉從事邪教徒轉化工作已有15年。從2009年起,他試圖尋找轉化邪教徒更有效的方法——「愛心家園」正是這一思路的實踐,至今也有5年。「在全世界,很少有一個國家像我們這樣,從上到下建立了一個龐大反邪教組織體系,但這麼多年的實際效果證明,反邪教的嚴峻性不僅沒有好轉,而且更加嚴重了。」
「反邪教,怎麼反也只是人民內部矛盾嘛。」程東曉說,「有什麼見不得人,要大張旗鼓嘛!」
「威逼的方法,我最反對」
程東曉很懷念過去的時光,「毛主席的意識形態,是我們最優秀最寶貴的東西。」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注重經濟發展,意識形態這一塊好像放鬆了。他對此感到遺憾。
「我當初由區工業局辦公室主任調到這兒時,也搞不懂,後來慢慢感覺到這個群體命運坎坷。」程東曉說,其實他們有些人物質生活很好,但精神生活很匱乏,或者經歷當中有很多悲慘、悲傷的東西,所以,就要尋找一種寄托。
1999年6月10日,國家自上而下成立了反邪防範機構,即俗稱的「610」辦公室。
那時,南京是全國的重災區。而鼓樓、下關和玄武等區又是南京市的邪教重災區。這三個區邪教徒人數眾多,在邪教組織裡的高階別教徒也多,鬧事造謠的人也多。江蘇最早的一個邪教團體,就出現在原來的下關區。當時邪教團伙共8人,核心是一位大學老師。
最初的兩年,「就是打擊,勞教所等地方關得滿滿的。」程東曉說。
除了看守所和勞教所,另一個改造邪教徒們的地方叫「學習班」。春秋各一班,一班三個月,每班十幾個人。負責跟班陪護的人,有政府工作人員,也有聘請的下崗職工,一天100元報酬。開課前,「我們會提醒陪護人員,要提高警惕,不定期輪班。」
進入學習班的邪教徒住得像賓館一樣,標準間,有廁所。如果教徒情緒激動或者性格一度暴躁,陪護人數會隨即增加,「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生殺人的這種情況,一般就是自殘。」所以要「24小時同吃同住同看電視」。
白天在房間裡上課,一個老師或者多個老師對一個邪教徒。「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有點像研究生上課的感覺。」有時也會到專門的談話室,負責談話的老師一般兩人一組。現在,也有些地方推行「上大課」,但只能解決共性的問題,個性的東西就很難解決,「邪教徒個性的東西很突出」。
程東曉坦言,最初採用法律說教,效果不好。多位已轉化好的邪教徒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僅僅關押和法律說教對他們沒用。在李荷的記憶裡,那時根本不怕,「被關在勞教所裡,大家都群情激昂,高唱歌曲或者念誦經文,聲浪一陣陣,屋頂就能掀掉。」
學習班一般3個月,也會根據每個人的情況適當調整,是否轉化好,能否成功走出學習班,直到目前,其實都沒有一套明確的量化指標。
多年來的經驗是「三書五稿」。「三書」是「保證書、悔過書、決裂書」。「五稿」則是要求寫清楚這樣5個問題:「過去我是怎麼走進邪教的」,「過去和現在的邪教怎麼回事」,「邪教為什麼會危害社會」,「它從哪幾個方面對我造成什麼危害」,「對社會造成了什麼危害」。
會不會有人偽裝?也有可能。一個原因是,「我們的教育工作者,不會教育。」一些邪教徒寫完三書五稿,然後就能走出學習班、回家,但骨子裡沒變,還是邪教徒,還是堅信原本的那套邪教信念,甚至變成更加堅定的邪教徒。
「威逼的方法,我最反對。」程東曉說。
程東曉拿起辦公桌上的一疊材料說,這是前不久從廈門來的幾位專家提出的量化指標方案,也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一個課題——邪教徒轉化體系測評表,期望能從原本的三書五稿的人為主觀的標準,變得更科學和系統,以衡量一個邪教徒是否真的轉化了思想和信念。
「改變信仰,改變靈魂,很難」
2002年起,程東曉他們開始尋找更有效的方法,「以法帶法」和「以法破法」。
「在法律之外,還要從邪教法理和經文入手。」在辦公室的一排吊櫃上,全部是邪教的書,「想破它,我要比邪教徒更瞭解邪教經文和理論才行。然後與正宗佛教相比,與科學理論對比,找出破綻和漏洞。」
「讀了幾十遍。」程東曉說,「反覆查,不能留下死角。」
一般破法時,比如會抓住邪教「師父」的不好之處,「表面看是叫你做好人,實際上把你引向自私自利,惟我獨尊脫離政府、脫離社會,無法無天的這麼一個境界。」然後從具體經文裡找破綻,加以佐證。這樣瓦解一個信徒「神聖信念」,常常事半功倍。
但難免也有意外,程東曉他們也有自己的應對之策,比如某一天,與邪教徒當面破法時,一段經文忘記了,或者困住了,「我就把它岔開,岔到其他問題上去了,但是我記著提這個問題,我回來立馬查。你不懂根本不行。」程東曉說。
「改變信仰,改變靈魂,很難。」程東曉坦言,「封閉辦班也是我們摸索出來的,效果最好。」並沿用至今。
最初辦學習班,很多政府工作人員看不起邪教徒,但一上課,有些邪教徒滔滔不絕,還試圖「策反我們的工作人員」,其中很多還是高知識分子,說話能引經據典,「有時候我們講不過他們。」程東曉笑著自嘲,「所以逼著我們學習。」
對於那些邪教的經文和理論書籍,程東曉說:「為了工作,你一旦覺得有必要讀這個書就不會頭疼。」但還是有很多工作人員「一看就頭疼」,「過去我一個副主任,他說實在看不下去,一看就想睡覺,那我就跟他講你不適合幹這個,你還是到街道去吧,後來就去了」。
「我們這個工作,很沒有新鮮感。」程東曉說,「不像你們記者,每天都接觸新鮮事物。而我們是重複的。」
「鞏固回歸,同步教育」
走出學習班,很多教徒無所事事。他們基本上都是有神論者,遇事會疑神疑鬼。一旦身體不好,或者遇到不順之事,就會想到邪教,「很容易反覆。」程東曉坦言,邪教徒的反覆率很高,基本上接近吸毒——反覆率70%-80%。
有些人就買些佛教、基督教的書看,有時也會叫來幾個走出學習班的班友一起看,一起聊,但聚的時間越長,旁人不免發毛,一經舉報,街道和公安等都來阻止,這樣讓那些轉換者們重新陷入一個人的空虛和苦悶。
程東曉等人就在想,僅僅去驅散並不行,「堵不如疏」。所以打算找一個地方,能讓他們公開自由地聚會聊天。而最終成立後來的「愛心家園」,與張靜的一項課題密不可分。
張靜就是那些「典型」中的一個。她今年58歲,是當地社科院社會學專業的研究員,2000年左右接觸邪教,從此沉迷。和很多邪教徒一樣,她到北京上訪過,被關進勞教所和學習班,最後在程東曉的「以法破法」之下於2002年成功轉化。走出學習班後,她開始將邪教作為自己的科研對象,2007年,還接受了江蘇省防範辦、省社科院聯合搞的一項課題,名稱是《江蘇省邪教徒教育轉化的現狀和對策》。
她運用社會學的方法,對全省13個縣市展開調研,最後做出5萬字的統計分析報告,發現了一些問題。張靜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比如一直以來,對於走出學習班的人,各級政府和機關採取跟蹤式回訪,「三包一」或者「四包一」,在重大節日或者敏感時刻,上門回訪或者「慰問」,這樣的方式,讓已經「轉化」的人感到不適,張靜將之總結為:「敲打式回訪」和「恩賜式慰問」。
此外,還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是,各級部門面對邪教徒,一味看重「轉化率」,「就像經濟發展中唯GDP數據一樣」,導致弄虛作假,水分很大,張靜提出,應該將「轉化率」改為「回歸率」,要看真正的效果。
而鼓樓區610辦公室於2009年成立的愛心家園,就是程東曉他們試圖提高「回歸率」的地方嘗試。
愛心家園位於下關區的一處廢棄的學校裡,經過一條堆滿廢棄雜物的巷子,穿過一道雙扇對開的大鐵門,就進入這片空闊之地,安靜,長滿高大茂盛的梧桐樹。
「要像醫生對待病人,要像老師對待學生,要像家長對待孩子。」程東曉說。
「讓頭腦充實起來,不再回到邪教」
愛心家園成立之初,程東曉等人還是有顧慮的。
一直以來,全國對待邪教徒的轉化都是封閉辦班,宜散不宜聚,而愛心家園,就是要將他們聚攏在一起,當時有領導擔心:「萬一串通反覆,集體反水,那得了嗎?」
程東曉硬著頭皮堅持「不會」,他的底氣來自自己的「嫡系部隊」,一共22人,都是被他成功轉化的曾經邪教徒。
「從2002年開始辦班,我開始做轉化工作,這些人就陸續跟著我,做幫扶工作。」那時候他們還不被叫做志願者,而是「轉化典型」。
「讓他們現身說法。」程東曉說,「你要把他們當朋友,他們大部分人都比我大,我都喊她們大姐。」
愛心家園實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在志願者中推選7-9人組成組織委員會,負責日常事務,「一般事務由組委會自行商議決定,重要事務徵求政府相關部門指導」,每週二、四、六、日有數位志願者值班。每年一次志願者大會,每2-3年改選組委會並修改愛心家園章程。
組委會的主任,是歷中蘭,她體態微胖,早在1995年就陷入邪教,曾是南京當地級別很高的邪教徒,四處「弘法」,當國家在1999年取締邪教時,她整個人都崩潰了。歷中蘭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直到2002年,參加學習班,被「以法破法」,才最終轉化,「我現在愛心家園,為別人解惑,也是在幫助自己。」
在組委會之外,還有三人,由程東曉找來,常駐愛心家園,作為聯絡其與610辦公室之間的紐帶,用程東曉的話就是:「摻沙子」。
喬占瑜是三人之一,他曾是當地一所中學的校長和黨委書記,退休後來到這裡。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當年他還是校長時,學校裡有一位美術老師,沉迷邪教,「自家孩子自家管」,每天全校老師輪班倒,兩人一班陪護,幫助轉化,也正是那次經歷,喬占瑜被認為可以勝任目前的這個工作。但他說,「這比管理一所學校要難吧,你不能來強制命令和行政懲罰,只能和顏悅色,曉之以理。」他說剛來愛心家園,他被志願者們視為政府派來的「臥底」、「奸細」,都不愛搭理他,但日子一長,「我以誠待人,人都是講感情的嘛,他們現在有時還叫我喬書記,有時乾脆叫我喬哥。」
愛心家園裡,平時會放電影和傳統文化的節目,「放電影我們一般選那種特別煽情的,《媽媽再愛我一次》或者《簡愛》一類的。」程東曉笑著說,原來邪教讓他們脫離日常人情,我們現在要強化人倫情感和同情心。
有時也請宗教和儒學專家來講課。他們還辦了一本名為《心靈驛站》的雜誌,每季度出一本。「讓他們頭腦充實起來,就再也不會回到邪教了。」程東曉說。
「610辦公室要慢慢退到幕後」
邪教徒裡有各種人,有曾經的公安局高級警官,有高校組織部部長,也有政府機關的公務員,等等。在愛心家園,一般呆三個月左右,幫教和鞏固好了,就可以不用來了。當然有些鞏固好的信徒,又會申請轉為志願者,繼續參與家園活動。
到目前,愛心家園的志願者,已經從22人發展到55人,其中有幾位還不是曾經的邪教徒,單純就是來做志願者的大學生和熱心人士。
「每年發展一點,我們也不敢大發展,想當志願者的人必須靠得住。」程東曉說。如今他們的工作得到國家防範辦高層的認可,前不久愛心家園五週年大會,就有中央領導人來參加。而與會的一些地方領導,還感動得流下眼淚。
志願者原來沒有太多報酬,程東曉說,「實際上大家也不是專門為了錢,還是為了教育挽救人。」
「但目前的形勢依舊嚴峻。除了法輪功,全能神也成為主力,而這是基於基督教的經文,需要轉換者學習更新。」程東曉說,現在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都要看《聖經》,看全能神的教義。「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啊。」
程東曉理解的「形勢嚴峻」,還在於「國家需要對當前的反邪教工作予以規範,現在各地亂七八糟」。
「比如隊伍亂,不像我們610辦公室設在地方政府,還是獨立的,而有些地方則放在政法委,有些則放在公安局,有些則放在國保大隊裡。」前不久,國家有關部門召集多位基層610主任去座談,程東曉是其中之一,他就直言不諱地說,眼下國家反邪教需要立法,要明確邪教的甄別標準,要明確主管的部門職責,「比如,人大常委會是否應該授權公安部來負責?」
還有錢的問題。「我們鼓樓區這裡反邪教工作的經費是納入政府預算的,但很多地方沒有錢,那怎麼能做好邪教徒的轉化呢?」程東曉舉例說,尤其是東北地區,有一次開會,他和東北某地級市610辦主任住在一個房間,閒聊時該主任抱怨自己手裡只有4個人,而全市有6萬多邪教徒,「我們南京全市也不過四千多邪教徒。」
「說白了就是要公開化、社會化和公益化,政府購買社會服務,610辦公室要慢慢退到幕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