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全國政協前副主席蘇榮是中共十八大後首位被查的副國級官員，所涉嫌的違紀違法行為主要發生在其擔任江西省委書記期間。蘇榮的落馬也揭示了江西官場的權力尋租、政商勾結等黑幕。蘇榮案仍在持續發酵，或有數十名在任官員捲入其中。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自今年6月14日，中紀委監察部網站發佈消息稱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以來，江西官場持續震盪，至今仍無平息跡象。
這三個多月裡，江西多名廳級幹部落馬，涉及該省多個重要職位，其中包括省發改委主任李安澤、新余市委書記陳衛民。這些被查官員的共同之處是均與蘇榮在江西關係密切。從2007年至2013年，蘇榮曾主政江西長達6年之久。
9月17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政府副主席潘逸陽被查，成為第五個落馬的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2010年調往內蒙古任職前，潘逸陽也長期在江西工作，先後擔任新余市委書記、省委農工部部長和贛州市委書記。
贛南是全國重點有色金屬基地之一，素有「稀土王國」之稱。潘逸陽曾主政贛州7年。當地官員分析，他的落馬與其在贛州任內力推稀土資源重組有關，並可能牽涉蘇榮案。蘇、潘二人在江西省委常委班子曾共事3年。2010年，在全國兩會上，蘇榮曾當眾稱讚潘逸陽是江西「最年輕的老常委」。
官至副國級、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之前，蘇榮在青海、甘肅和江西三地均擔任過一把手。不過，從目前透露的信息顯示，蘇榮涉嫌的違紀違法行為主要發生在其江西任內。
2013年9月18日，中央巡視組第八組在向江西反饋巡視情況時，組長王鴻舉說，巡視中幹部群眾反映的問題，主要包括有的領導幹部及其親屬存在插手工程建設項目、謀取私利、節假日收送紅包禮金等。
當時，王鴻舉還向外界透露，巡視組收到反映一些領導幹部的問題線索，已按有關規定轉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有關部門處理。
九個月後，蘇榮落馬，成為中共十八大之後首位被查的副國級官員。
蘇榮被查，引發了江西官場的持續震盪。他涉嫌的違紀違法問題，是現在江西官員私下談論最多的話題。一個在他們中廣為流傳的說法是：蘇榮被查後，所交代的問題至少牽涉數十名江西現任官員，其中包括大約20名廳級以上幹部。
備受詬病的「政績」
2007年11月30日，蘇榮離京赴贛，接替孟建柱出任江西省委書記。
蘇榮到江西後的第一個大動作，就是提出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按照構想，江西將以鄱陽湖城市圈為依托，以保護生態、發展經濟為重要戰略構想，建成一個以鄱陽湖為核心的經濟特區。
為推動這一項目的實施，蘇榮上任不久，江西就在2008年2月成立了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領導小組，他親自擔任組長。2008年兩會期間，蘇榮還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了「關於建立環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構想」的新聞發佈會，營造聲勢。
經過近兩年的爭取，2009年12月國務院正式批復同意《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標誌著這一規劃上升為國家戰略。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江西省第一個納入國家戰略的區域性發展規劃。
蘇榮為何力推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在一次全國兩會江西代表團的小組審議會上，蘇榮曾有過一番解釋，說他最初的靈感來源於妻子用鄱陽湖水做的飯。
「我愛人在做飯的時候就說南昌的水最好喝，這不是偏信老婆的話，據我的觀察，我愛人用同樣的大米在吉林、青海、甘肅、北京做的飯都不如在南昌的好吃。」 蘇榮說。他提到的這4個省市，均是他之前工作過的地方。
不過，一位知情的江西學者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最早提出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構想的是江西省社科院的兩位領導。蘇榮在聽取完他們的匯報後，覺得很好。
「他看中的是這個構想與當時正大力提倡的科學發展觀非常契合。」這位知情人說。
蘇榮前後至少4次到鄱陽湖考察。他說，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項目是關係江西長遠發展大局的重大課題，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大舉措。但遺憾的是，直到蘇榮離開江西，這一戰略也沒有取得太多實質性的進展，「對江西經濟的帶動就更為有限了。」上述知情人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在蘇榮主政江西的6年中，「生態」成為他最重要的「抓手」。2008年5月，蘇榮在江西泰豪論壇發表演講時，提出了日後遭眾人詬病的植樹工程「一大四小」。由江西日報社和一家科技公司聯合主辦的泰豪論壇，被認為是領導幹部和專家學者探討江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平台。
蘇榮提到的「一大」是指2010年全省森林覆蓋率達到63%;「四小」則包括縣城和市府所在地的綠化、鄉鎮所在地的綠化、村一級的綠化，以及基礎設施、城市建設和工業園區的裸露地的綠化。他要求推進鄉村的綠化美化香化，力求做到「白天看不到村莊，晚上看不到燈光」。
這項當時被認為「既符合中央精神，也符合江西實際，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工程，在日後執行過程中嚴重脫離實際，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形象工程。
比如，這項工程規定，高速公路兩側隔離網以外10到20米，國道、省道兩側邊溝以外5到10米，縣、鄉公路兩側邊溝以外3到5米均要納入綠化範疇，栽種樹木。但實際情況是，江西多山，很多道路兩旁都是農田。因此，地方在落實這一工程時，不得不徵用農田，出現了多起浪費良田造林，以糧食換綠化的荒誕現象。對此老百姓無不怨聲載道。
江西省委一位不願意具名的幹部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說，蘇榮剛到江西時，大家對他的評價並不低。在2007年12月中共江西省委十二屆四次全體會議上，蘇榮的講話思路清晰、務實，「給了大家很大的期望」。
「最初，他提出發展經濟，同時要保護好環境，但後來卻搞得走了樣，不但經濟與周邊省份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生態環境也越來越差。」這位幹部說，「可以說，蘇榮主政時期是江西發展停滯的6年。」
蘇榮主政江西的另一個抓手是大力推進城鎮化。在上任伊始，他就採取省委常委理論中心組專題學習形式，為江西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之路定調。
2008年4月15日至18日，蘇榮親自擔任團長，率領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以及各市市委書記、分管副市長和部分省直單位負責人，赴上海、蘇州、無錫、南京等地考察城市建設和發展方面的先進經驗。他在總結發言時說，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是加速江西崛起的重大戰略，促進城鎮化發展對促進新型工業化、農業農村現代化具有「一石雙鳥」的作用。
但當時江西省一位主要領導認為，江西應該優先工業化，而不是城鎮化。這位領導曾在2008年6月舉辦的泰豪論壇上公開說，「在中部欠發達地區，唯有咬定全力推進新型工業化。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農民就要往城裡去。到城裡來，往哪裡去?我們有些同志說，上到城裡來，到第三產業去，我不同意這個觀點，這裡面有爭議，我知道在座的有些同志不同意我的觀點，但我的觀點堅持不放，我們可以爭論。」
江西省一位長期研究經濟發展的學者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說，現在回過頭來看，江西顯然應該優先發展工業。
「與沿海發達省份相比，江西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都比較落後，但發展工業是一項更迫切、更根本的任務。」這位學者認為，如果僅僅依靠城鎮化發展經濟，這樣的發展模式見效快，但不可持續且存在很多的隱患。
從2000年開始，為了承接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江西省曾以縣為單位推進工業園區建設。至今，全省已搭建起了100多個工業園區。但一位不願具名的知情人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由於工業化在蘇榮主政時期未受到重視，如今這些工業園區空置率居高不下，對當地經濟很難起到有效的帶動作用。
而另一方面，由於強力推進城鎮化，江西各地經濟的發展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嚴重。上述權威信息源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僅以南昌為例，房地產對全市經濟的貢獻率高得嚇人，「甚至到了拋開土地財政，經濟發展將難以為繼的地步」。
一個例證就是，江西作為中部欠發達省份，儘管經濟發展水平明顯低於周邊省份，有「經濟盆地」的說法，但南昌的房價卻普遍高於周邊幾個省會城市。
在蘇榮的強力推動下，江西走上了先城鎮化的道路。2010年1月，蘇榮在全省推進新型城鎮化和城市建設工作會議上進一步明確，江西城鎮化的總體目標是：到2012年，力爭城鎮化率達到46%以上，年均提高1.5個百分點左右;繼續加快省會南昌等中心城市發展，力爭城區常住人口50萬至100萬的大城市達到9個以上，城區常住人口20萬至50萬的中等城市達到16個左右。
至此，蘇榮在關於先城鎮化還是先工業化的爭論佔據了上風。上述那位領導也在一年後的2011年5月調離江西。
不過，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在蘇榮上調北京尤其是落馬後，江西開始重新權衡城鎮化與工業化的利弊。
在今年7月19日剛剛閉幕的省委十三屆九次會議上，省委提出工業化、城鎮化雙輪驅動的戰略。江西省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汪玉奇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說，實施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發展戰略，應當說江西是走了彎路，付出了很大代價的，「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統一認識，不要發生猶豫與偏移。」
土地尋租
與發展工業相比，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似乎更容易發生權錢交易。而最早暴露蘇榮違紀違法行為的舉報，也正是來自於城鎮化最容易滋生尋租的環節：土地轉讓。
「我一直堅信，他(蘇榮)遲早要出事。而且肯定會與周建華的舉報有關係。因為他打擊報復周建華製造的這起案件太讓人震驚了!」 周建華案的二審辯護律師周澤在蘇榮被查的消息公佈後說，周建華案很可能是引爆蘇榮案的導火索。
傳聞蘇榮出事，始自2014年2月。當時海外有媒體報道，中紀委對蘇榮展開調查，而蘇榮的妻子和侄子已因涉嫌嚴重經濟犯罪被拘押。該報道稱，蘇榮及妻子曾被網上實名舉報捲入江西省新余市圈地弊案。
不過，蘇榮仍出現在隨後召開的全國兩會上，對記者有關家人被查的提問，他還故作輕鬆地說「謝謝你們」。
59歲的周建華被「雙規」前，曾是新余市人大常委會主任。2011年7月，他向下來瞭解情況的江西省委巡視組反映，蘇榮的妻子於麗芳插手新余市區一樁「黃金地塊」的交易，致使國家損失近10億元。
周建華反映的這塊土地位於新余市繁華的北湖路中段，毗鄰北湖公園，佔地322畝，曾是新余高專老校區。他反映說，2009年在對外公開拍賣過程中，時任新余市市長李安澤在於麗芳的干預下，擅自中斷拍賣程序，以70萬元/畝的價格將該地塊賤賣給浙江籍商人陳建男，而當時該地段的土地成交價應在360萬元/畝左右。
讓周建華意外的是，幾個月後，省紀委不僅沒有對他反映的問題給予答覆，反而對他進行立案調查。周澤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說，這些調查都是在蘇榮的授意下進行的。
2012年1月4日，周建華被江西省紀委「雙規」，理由是涉嫌嚴重違紀違法。2013年7月，江西省宜春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周建華非法收受和索取他人財物共計1000餘萬元，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目前，該案仍處於二審階段。
被關押在看守所的周建華後來將自己「雙規」時的遭遇，偷偷寫在香煙盒的錫箔紙上，托人傳給他的前妻姚敏建。
周建華在信中說，他在「雙規」期間經歷了漫長的、噩夢般的逼供：不讓睡覺、拳打腳踢、扇耳光、喝馬桶水以及各種羞辱，並以抓捕他的家屬對其進行威脅和威逼。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得不屈服，被迫承認了相關指控。
姚敏建在獲悉前夫的遭遇後，開始不斷舉報，成為最早公開曝光蘇榮違紀違法行為的舉報人。
2013年全國兩會時，她專程前往北京舉報;當年4月，蘇榮離贛進京履新後，她又將這些材料寄給江西省委、省政府和政法機關領導。
一個月後，中央巡視組第八組進駐江西。姚敏建更是實名公開舉報蘇榮妻子涉及新余市土地交易的貪腐問題，周建華因反映此事遭蘇榮等人構陷。
蘇榮落馬兩個月後，已調任江西省發改委主任的李安澤也被中紀委帶走。一位熟悉李安澤的江西官員相信，他被帶走是因為牽涉蘇榮案。
這位官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新余市一位主要領導曾對李安澤處理高專老校區地塊提出過質疑，這讓蘇榮非常不滿。很快，這位領導就被調離新余，交流到鄰省湖南任職，至今沒有回江西。
之前，有媒體報道稱，李安澤為了接近蘇榮，曾多次邀請一位知名女中音歌唱家來江西演出，而背後的玄機僅僅是因為這位女歌唱家的丈夫與蘇榮交好，兩人曾是黨校同學。
李安澤在幫助於麗芳拿下新余高專老校區地塊後，很快就被提拔為新余市委書記。據報道，為此，他還與蘇榮夫婦在南昌索菲特泰耐克大酒店吃飯慶祝，而投資建設該酒店的正是取得新余高專老校區地塊開發權的浙江籍商人陳建男。
桂松案疑雲
蘇榮主政期間，江西經濟發展緩慢，投資環境不好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江西省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汪玉奇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坦言，外界對投資環境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對江西軟環境的不滿上。
「行政審批事項過多，行政效率過低，各種各樣從部門利益和個人私利出發的政府行為和政府官員行為，大大抵消了江西各種優惠政策帶給外商的實惠。」汪玉奇說。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江西官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之前在江西投資的，多是蘇榮的前任從江浙滬等發達地區拉來的民營資本。但在蘇榮任內，有不少人撤資倒閉，「這與蘇榮夫婦的插手不無關係」。
59歲的民營企業家桂松是土生土長的南昌人。早年，他曾在深圳和海外創業。2001年，他成立了江西鴻源數顯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鴻源公司)，回家鄉發展。
鴻源公司的主營業務是研發LCOS項目。這是一種大屏幕顯示技術，在投影機顯示技術領域，以低成本、高性能、環保著稱，具有較強競爭優勢。
鴻源公司一位楊姓負責人向《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回憶，鴻源公司能夠落戶南昌，緣於1999年的首屆深圳高交會。
「當時，桂松和他的團隊展示了第一代LCOS技術產品，雖然外殼粗糙，但由於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仍贏得了廣泛的關注。」這位負責人說，許多城市紛紛表示願為引進LCOS項目提供優惠政策和支持，其中就包括江西南昌。
據這位負責人介紹，為了動員桂松將LCOS項目落戶南昌，江西還專門成立了以省主要領導擔任組長的「LCOS項目推進領導小組」。
落戶初期，雙方合作很順利，鴻源公司也顯露出良好的發展勢頭。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選用了該公司生產的180寸大屏幕拼接電視牆和70寸高清數字電視機。
但好景不長，沒過多久，鴻源公司與地方政府就出現了裂隙。據上述楊姓負責人介紹，在公司落戶之初，南昌市政府承諾劃撥200畝地，用於科研人員及企業職工生活配套設施建設。但直到2006年，鴻源公司才通過招拍掛的方式拿到了其中的120畝。後來，鴻源公司將這一項目的建設承包給了福建東方宏利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東方宏利)。東方宏利拿到項目後，私自變更了項目用途，開發成高檔商品住宅項目「東方海德堡」。
鴻源公司因此與東方宏利發生爭執。期間，南昌市政府曾出面協調，要求鴻源公司「顧全大局，維持穩定，將配套項目轉讓給南昌東方宏利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鴻源公司不服。2010年1月6日，桂松致函江西省委領導，舉報東方宏利搶奪宏源公司研發配套用地，擅自將工業項目用地開發為房地產項目。
據桂松妻子李方紅稱，南昌市委領導得知此事後曾指責桂松，「兩人在電話中吵了一個多小時」。
一個多月後，因涉嫌行賄，桂松被江西警方網上通緝。當年3月5日，桂松在深圳被抓。3月18日，南昌市檢察院以涉嫌單位行賄罪批准逮捕桂松。
2012年12月31日，南昌市經濟開發區法院一審判決，認定桂松犯單位行賄罪、抽逃資金罪，合併判處有期徒刑5年。
目前，此案仍處於二審階段。桂松本人也在去年4月被取保候審。他以此為由，婉拒了《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的採訪。
不過，他的辯護律師楊金柱告訴記者，桂松案既不涉及黑社會集團，也無政治類敏感問題，被告人數也很少，而且全部是單位犯罪。就案件本身而言，可以說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但在辦理過程發現其中的不尋常，背後隱隱有巨大的無形手在操縱著，也涉及一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巨大利益。
2014年6月24日，該案二審在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三次開庭審理。在質證陳述中，桂松將矛頭直指蘇榮，稱其批示授意江西省紀委牽頭公檢法各部門製造本案，「成立專案組，劃撥數百萬元財政資金，對我和鴻源公司展開跨境調查」。
據鴻源公司方面反映，南昌市委領導曾告訴桂松，鴻源生活配套用地轉讓是省委領導的決定，「上面要整你，你自己到省裡去擺平吧。」
為了讓桂松信服，該領導在電話中進一步透露稱，通過南昌市政府一位副秘書長夫人牽線，蘇榮妻子於麗芬在香港收受了一個福建籍商人韓世忠高達「8位數」的賄賂。而後者正是與宏源公司爭奪120畝配套用地的東方宏利公司的老闆。
政商朋友圈
隨著蘇榮被查，圍繞在他與家人周圍的一個隱秘的商人朋友圈也逐漸浮出水面。
蘇榮落馬兩周後，全國人大常委會發佈公告，遼寧省人大常委會罷免了方威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
方威是遼寧方大集團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總裁，實際控制了方大炭素、方大特鋼和方大化工三家上市公司。
此前有媒體報道，從2006年開始，方威的方大系併購重組當地國企和投資礦產資源的軌跡，與蘇榮的為官履歷如影相隨。
2006年，方威在甘肅併購蘭州海龍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將其更名為方大炭素，蘇榮時任甘肅省委書記。2009年，方大集團收購南昌鋼鐵有限公司，被稱為江西國企改制的「典範」。2012年，方大集團再次入主江西萍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將江西鋼鐵產業三大支柱(南昌鋼鐵、新余鋼鐵和萍鋼股份)中的兩家收入囊中。這兩次收購均發生在蘇榮主政江西期間。
今年5月，正當方大集團向新余鋼鐵展開收購攻勢時，江西鋼鐵行業重組的主要推手——省國資委原主任李天鷗突然被帶走調查，方大併購的步伐也隨之被打亂，迫使後者不得不就此收手，宣佈放棄收購。
公開資料顯示，李天鷗擔任江西省國資委主任的時間是2007年至2013年，這也正是蘇榮主政江西的6年。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江西官員向《中國新聞週刊》反映，李天鷗推動的很多國企改制項目，都與蘇榮和他的家人存在交集。
2010年11月，江西省電子集團在李天鷗的直接主導下，完成了改制。上海贛商聯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贛商集團)以9.8億元的價格獲得該集團百分之百的股權，從而間接持有聯創光電20.41%的股權。
江西籍商人鄧凱元因持有贛商集團34%的股權，成為聯創光電的實際控制人。有媒體報道，按當時的市值估計，鄧凱元接手的股票價值至少超過10億元，這還不包括江西省電子集團的其他資產。
據前述江西官員透露，鄧凱元與蘇榮夫婦來往密切，他們結識於2010年7月上海世博會江西館開幕式。
當時，江西撫州剛剛發生決堤事件。鄧凱元表示願意向江西災區捐款500萬元，給蘇榮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蘇榮當即對身邊的幹部說，應該讓這樣有責任感的企業家回江西老家發展。
鄧凱元很快就回到了江西發展。除了收購江西省電子集團，他還承包了江西省新余市清宜公路的改建，而後轉包給當地人。
周建華在舉報材料中反映，鄧凱元之所以能夠承包該工程，完全依仗蘇榮的妻子於麗芳，後者為此專門找到時任新余市市長李安澤，讓其從中斡旋。
鄧凱元對蘇榮夫婦的「關照」也是投桃報李。據周建華舉報，2011年上半年，於麗芳因病在上海做手術，住院期間的安排都是由鄧凱元負責。
多位消息源向《中國新聞週刊》披露，於麗芳在江西政商界非常活躍，呼風喚雨，人稱「於姐」，儼然一副蘇榮「代理人」的角色。
甚至一些與她熟識的人在江西也是如魚得水。據上述消息源反映，於麗芳早年曾在吉林省質檢局工作，她在該局的一位前任領導，如今還經常出現在江西官場的飯局上。
2013年12月，江西贛州市安遠縣原縣委書記鄺光華因涉嫌受賄罪被刑事拘留。今年8月，贛州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鄺光華當庭舉報於麗芳插手安遠縣稀土礦開發，因願望沒有得到滿足，轉而對其進行打擊報復。
鄺光華的家屬告訴《中國新聞週刊》，2012年贛州市一位主要領導告訴鄺光華，蘇榮的愛人手中有些資金，對安遠縣的鉬礦很感興趣，想把它收購過來，讓他從中協調促成此事。不久，於麗芳就派人到贛州與鄺光華聯繫。鄺光華為他們引薦了鉬礦礦主潘某。不過後來，因為價格相差太大，雙方沒有談成，「於麗芳以為是他從中作梗，因此對他懷恨在心。」鄺光華的家屬說。
攻守同盟
上述消息源還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在替商人朋友「擺平」麻煩時，於麗芳大多不親自出面，而是由「經辦人」具體操辦。2014年6月3日被免去江西省委常委、秘書長職務的趙智勇就曾數次充當這一角色。
周建華在舉報材料中曾反映，新余市某金礦因排污被關停，礦主找到於麗芬，後者就讓趙智勇指使新余市主要領導，准許金礦恢復開採。
趙智勇後來被開除黨籍，取消副省級待遇，降為科員。江西省委一位官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他主要涉及作風問題，而非經濟問題，而且很可能在揭發蘇榮上，有立功表現，所以免於刑事追究。
據這位官員透露，趙智勇在任期間，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係。在九江擔任市委書記期間，他曾提拔了一批女幹部，不少屬於破格提拔，從學校教師直接提拔為區團委副書記。
這輪反腐，除了蘇榮、趙智勇之外，江西落馬的省部級幹部還有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安眾和副省長姚木根。
陳安眾曾在江西萍鄉擔任市委書記6年，期間大肆培植勢力。他的落馬與萍鄉官場地震有直接關係。迄今，萍鄉官場已有六名副廳級以上官員被查，包括現任市委書記、市政協主席、常務副市長和市委秘書長。
之前有媒體報道，萍鄉最早被調查的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孫家群第一次和中央巡視組談話回來後，曾對朋友講，「如果我被抓，萍鄉官場會倒一大幫人。」
果然，孫家群被查不到4個月，被他稱為「老闆」的陳安眾應聲落馬。一位不願具名的知情人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陳安眾被查的原因，除了插手工程項目外，還聚眾吸毒、亂搞男女關係，甚至發展到同時玩弄七八名女性。
「高層對此非常震怒，下令徹查。」這位消息源稱，這才引發了後來的江西反腐風暴。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從多個消息源獲悉，陳安眾在蘇榮2007年到江西任職後，與其關係非常密切，在很多事情上，都充當後者的「馬前卒」，為其衝鋒陷陣。蘇榮對陳安眾也不吝嗇，很快將其提拔為省政協副主席，後又改任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江西官場很早就流傳蘇榮買官賣官的傳言。一個尚未證實的說法是，他曾明碼標價，省裡重要的正廳級崗位標價500萬。
蘇榮賣官的範圍很可能還不局限於廳級官員。一位江西官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蘇榮有個習慣，喜歡直接給下面的縣委書記打電話，讓其來匯報工作。接到電話的縣委書記大多都非常激動，也心領神會地藉著匯報的機會向其行賄送禮。
據一位接近蘇榮的信息源透露，在其位於南昌濱江賓館的家中，僅一套紅木傢俱就價值600萬左右。
一位長期觀察江西官場的學者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分析，在這輪反腐風暴中落馬的江西官員，相互之間顯示出很強的關聯性，尤其是在上下級中表現尤為明顯。發跡於萍鄉的陳安眾因當地「官場地震」被查，而他落馬後，同僚姚木根、趙智勇又相繼被抓，並最終波及原省委班子的「班長」蘇榮。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在採訪中獲悉，姚木根案與蘇榮案也有牽連。2014年3月姚木根被抓後，有消息稱，江西還要出「大老虎」，暗示蘇榮已被調查。
上述學者認為，蘇榮主政期間，江西官場最大問題就是缺乏政治清明。下級官員通過利益輸送，獲得上級的提拔，而上級也在提拔下屬的過程中，培植自己的勢力。最終，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個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攻守同盟」，而由此產生的站隊問題，又不可避免地引發官場內訌。
江西省省委原宣傳部長劉上洋曾撰寫長篇散文《江西老表》，文中歸納了江西人六大性格特點，其中一點是「不排外但搞內訌」，從家庭、社會到官場，「無處不在的內訌，簡直讓人驚心動魄」。
「政治上的內訌不但消耗了大量的政治資源，同時反過來又使得整個官場更加缺乏政治清明。」前述學者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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