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人物》雜誌報道，1951年，任志強先生出生在北京的一個高幹家庭。父親任泉生，時任商業部副部長，母親李秀亨，在「文革」後期擔任北京市二商局領導，主管北京的煙酒副食品供應。作為標準的「紅二代」，他生活在極具政治色彩的大院：高牆、警衛，食堂、澡堂，一切自給自足。他有天然的驕傲感與優越感。
小學時，他見過一位來自農村的同學，嚴冬赤身穿一件髒棉襖，手腳長滿凍瘡。他嚇壞了，「大躍進」後的「三年饑荒」是院外的故事，他從未挨過餓。只是，童年的任志強幾乎很少見到父母，他們將所有的精力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那個年代，工作意味著獻身所有。「我很悲哀，從小沒有父愛母愛。」他說。
「文化大革命」初始，任志強被狂熱的政治氣氛帶動，加入「批鬥」隊伍。第一個死於女紅衛兵手下的中學女校長是他最好朋友的母親。「這就是革命嗎?」他開始疑惑。很快，他的父母成為走資派下放到干校。1968年，父母在沒有告知的情況下主動為任志強辦理了下鄉手續，沒有讀完初中的任志強被分到條件最為艱苦的延安。
插隊半年多，18歲的任志強在勞動中摔斷胳膊，為保護革命後代，通過關係，他參軍入伍，加入了38軍某步兵團。這是解放軍的一支王牌部隊，戰績輝煌，號稱「萬歲軍」。「文革」時，很多高幹子弟都在這支部隊中服役。
任志強的軍人生涯始終激盪著理想情懷。他渴望戰爭，爭強好勝，能力出眾。他曾告訴姐姐，如果他受傷，能救就救，如果救出來沒用了，乾脆擰死算了。「我是紅旗下生，紅旗下長，黨說什麼就是什麼，無條件獻身，沒什麼可考慮的。」
但1971年的「林彪事件」讓他開始懷疑以往的信念：「為什麼前一天還是接班人，第二天就變成反革命了呢?」藉著父親的高級幹部身份，他能夠出入內部書店，閱讀了大量蘇聯作家的反思作品。入伍前，任志強的雙眼視力1.0，那段時間他的視力急劇惡化。因為半夜裡，他總躲在被子裡打著手電讀書：「以前大家不敢反對，看了那些書後，我不得不思考，是不是要反對?」
他告訴《人物》記者，在「四人幫」後期，他曾經將一大批武器彈藥偷偷運進山裡的某個訓練基地，「如果不打倒『四人幫』，我們就上山打游擊了」。
軍旅生涯後期，任志強日漸叛逆的性格與軍隊格格不入，團長稱他「雞肋兵」，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無法在部隊獲得重用。1981年，任志強復員回京，拒絕組織安排的進公檢法系統，因為「體制內的晉陞環境應該和軍隊差不多」。
30歲的任志強選擇去一家勞動服務公司，這是中國農科院為解決年輕人就業創辦的集體企業。這一時期，中國從革命模式轉為經濟發展，率先開放服務行業，鼓勵個體經濟。在這家不到10個人的小公司裡，任志強和同事賣油條，開理髮店、電器修理鋪。
任志強承認，「早年能夠下海經商的大部分是幹部子弟」，因為「能夠從父母那裡得知中央的最新政策，不會做無謂的犧牲」。他成為北京第一個租用軍用飛機從沿海運電子設備的商人，當時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的設備都是任志強提供的。
1984年，鄧小平第一次南巡，肯定了深圳特區的歷史地位，「下海夢」在年輕人心中發酵。任志強被朋友拉進剛剛創辦的華遠集團，這是一家隸屬西城區政府的全民所有制公司，比集體所有制企業多了一些自主權。任志強渴望這點「自由」。不過，在華遠工作未滿一年的任志強，因涉嫌「貪污」被捕，理由是「倒賣錄像帶的過程中涉及挪用公款」。 1985年，中央掀起第一輪打擊經濟犯罪的專項運動。經過調查，相關部門沒有找到太多問題，又以「投機倒把罪」繼續調查。
許多戰友都跑到任志強家裡說情。後來，母親告訴任志強，聽到戰友的請求時，父親一言不發。「我不覺得他應該救我，我要有問題我就該判刑，沒有問題自己能出來。」任志強說，「這是我父親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
任志強繼承了父親極強的原則性和責任感，還有大男子主義。父親送他的唯一一件結婚禮物，是一雙自己穿不下的舊皮鞋，41碼。
當外界說他是「紅二代」「官二代」時，他幾乎跳起腳駁斥：「我父親從來不管我，他不會為我做任何事情，我也不會依靠他。有些人怎麼不動腦子想想，按說當年他那麼大權力，那為什麼不把我救出來?」在羈押期間，任志強通讀了《法學概論》，成了半個法律專家。他和另外6位黨員成立了黨支部，因為「有些刑事犯人太壞了，黨員要團結起來對抗」。經歷14個月的調查，他被無罪釋放。市檢察院提出兩點要求：第一，任志強不得上告;第二，安排某檢察官的妻子進入華遠工作。
「無所謂了，我沒有時間在這上面浪費。」任志強向領導表明態度，「我還要跟著黨走，娘打孩子也有打錯的時候。」對外人，任志強從不介意提這段經歷，講述時常有自豪感噴發：「能進共產黨的監獄而無罪釋放，應該說是一件很英雄的事情。有本事你也進去一趟試試。」
同時，他有了深刻的認識，「抓你也沒錯，放你也沒錯，我們的政府是不會承認自己錯的。就是因為我被抓過，蹲過一年多監獄，思考很多，先要保護自己的安全，我知道這個社會不夠好，這個制度也不夠好」。 出來後，任志強得到一個黨內處分，同時以更積極的方式投身工作。當時，眺望中國的廣闊遠景，他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積極力量，整個社會都在為祖國的富強而奮鬥。很快，他成為了華遠的一把手，「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爬起來，(要是我走了，)就無法證明我在華遠到底是不是犯罪。」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十四大首次提出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長期糾纏在改革開放中關於「意識形態」的爭論被終結。41歲的任志強為自己制訂了一個名叫「航海」的讀書計劃：系統閱讀各類西方經濟著作。對早年提出的「共產主義的道路該如何走」的問題，他覺得找到了答案：「實現共產主義的首要條件是物質極大的豐富，用什麼方法實現呢?搞市場經濟。『大躍進』那麼半天，什麼也沒弄到，這證明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不可能讓物質極大豐富的。」「鄧小平挽救了中國。」他認為給予鄧小平「再高的評價都不為過」，「如果鄧小平說不允許開放市場經濟，沒有南巡的講話，中國也沒有那些書，沒的看啊。」
1996年，華遠成為中國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地產公司(註：1996年，華遠借海外股東華潤北京置地間接上市，融資10億元人民幣。)，當時的中國並沒有相應的法規來規範這一行為。「為這個事我們打了很多很多次了，打的結果就是，凡是有空間的時候，只要沒有明確說不行，我們就要試著讓它行，我們就走通它。」任說。掛牌前一天，香港的八大報紙和香港聯交所又收到一封匿名信，稱任志強曾被判過刑，按照香港法律的規定，沒有資格作為上市公司董事。這封信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它將直接決定公司能否繼續上市的問題。此時，所有的路演都已經做完，如果無法上市，華遠的市場信譽將毀於一旦。任志強認為自己的應對迅速而準確。華遠的黨委書記當天就前往檢察院取證，下午5點拿到了檢察院出具的無罪證明，馬上把證明發到了香港聯交所。同時，華遠在香港的律師通報各媒體，如果刊登不實信息，將追究法律責任。
第二日，華遠成功上市。隨後，證監會專門出台了一個紅籌股監管文件，杜絕其他公司借用華遠的方式上市。
在中國的改革史上，華遠扮演過很多次類似的第一：第一個吸收國外銀行貸款，第一次在斯德哥爾摩打國際官司。「我們每做一個行動以後，後來就出一個文件，你早幹嗎來著?說明你們這些立法，遠遠落後於市場需求。」坐在記者面前，任志強不屑地說。「有人說(企業家)有原罪。我們是改革的突破者，開始都可能被別人當成原罪，原罪是因為政府的原因和政策造成的。」
任志強從事的房地產行業是違法事件的高發高危領域，但在華遠集團董事長的位置上一直坐到60歲退休，他始終平安無事。對此，任志強有著自己的解釋：「該妥協的時候我會。就是大道理我能分得很清。」隨即，他跟記者談起褚時健等一批落馬的國企高管，這群人「像鏡子一樣」時刻提醒他不要犯錯，「他們多半在政治上犯了錯誤，少量才是經營不善」。
1996年，作為國企領導人的任志強年薪就近700萬，全國排名前三。他第一時間在華遠召開黨委會，讓所有黨委成員簽字認可。「這相當於找到了一個保護傘。」任說。果然，很快，組織派人調查他的高薪時，任說：「這不是個人決定，黨組織認可了。」
在華遠，任志強要求員工每天看《新聞聯播》，時刻瞭解中國的政治動向。「在真正突破底線時，我會聽從黨，如果不讓干，不讓干就不幹。」任說。80年代末的遊行，華遠沒有一位員工參與。
對於官商關係，任志強特別警惕。作為「紅二代」，他的初中輔導員是王岐山，他稱自己與體制內的多位高層都有良好的私交，有些人是「推開辦公室門一起下盤圍棋」的朋友。但他同時強調，做生意從來不會動用這些私人關係。「我不需要找這些人，假裝不認識。一些人做這些事，是低能。我叫他沒本事。」任志強闡釋背後的邏輯，「讓他們給你辦事可能害了他，他批了條子，違反紀律，出了事也會害我，所以我不害別人也不害自己。我們也不能確定這些官員哪個會倒，所以絕不是靠某一個人。以人為標準的，從毛主席到林彪都出現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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