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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現在需要強勢的習近平


http://news.wenweipo.com   [2015-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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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

【文匯網訊】21日,「俠客島」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進行了一番對談。這番談話,從最近在中國互聯網上因「烏龍」而火了一把的李光耀先生談起,對新加坡帶來的啟示,以及習近平所推動的四個全面,強勢反腐的意義,進行了一番剖析。

如何看待李光耀?

李光耀先生我見過他很多次,非常的佩服。他確實是新加坡的國父,自從被馬來西亞趕出來,被迫獨立之後,新加坡只用了一代人就發展起來了,世界上再也找不到這樣的地方。要知道世界上小國家多得是,有幾個發展成這樣的?北歐那些小國,也是用了一百多年才發展起來。

我覺得,二戰以後反殖民的獨立國家,他可能是最後一位政治強人了,跟他同輩的偉大政治人物,他是最後一位了,再也沒有了。對他評價高的不僅僅是我們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大抵如此。他從不空講理想,而是講可行的理想,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時時以國家利益為重。新加坡人對李光耀非常敬佩,因為他所做的就是為了新加坡。

他對西方媒體說過很有名的話,大意就是,我是新加坡人民選舉出來的,你們不是。我總結,這就是新加坡取得那麼大成就的原因。他的想法是,只要我這個政策是為了新加坡社會和人民的長遠利益,即使很多人反對,也要堅決執行。

治理新加坡時,他有太多方面要考慮。今年新加坡建國50週年,在這個過程中,這個小國從第三世界跳到了到第一世界,從低收入國家,到了中等收入國家,而且沒有掉進中等收入陷阱,一路發展到了高收入國家,人均GDP到了5.5萬美元級別。

在考慮這些成就的時候,一定不能忘記,新加坡真的什麼資源都沒有,就連喝的水都要從馬來西亞進口。

現在有年青一代批評他,但我覺得光看這個成就,李光耀就了不得。我想李光耀,或者說新加坡,對於中國的影響是分多個階段的。

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的時候,基本上就在構思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直到南巡以後,正式提出向新加坡學習。早期,中國對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感興趣;後來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又對新加坡的金融制度感興趣;建設蘇州工業園區時對工業園區感興趣;到了天津生態城,是對新加坡的環境與生態發展感興趣。

其實大家心裡一直覺得應該學習,但是不太提的一個方面是,新加坡作為一個華人社會,如何構建出了清廉的政府和法治的社會,而且也是在一黨獨大的前提下完成的。

這些年因為我兩邊都跑,感覺到中國還需要學習新加坡的精神。當然很多官員都說,那麼小個國家我怎麼學?我覺得那都是借口,大國小國都值得取經。國家大小不是問題,小國家反而不好治理,因為小國家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強,所以不能犯錯誤,一定要科學決策。你看新加坡建國以後,從沒犯過重大錯誤,光是這一點就值得好好學習。因為我們在夾縫中生存,所以格外謹慎,在冷戰中沒有犯錯誤,冷戰之後也沒有犯錯誤。

還有新加坡的政黨開放性。基本上,是執政黨的開放造成了自身的強大,他們真的敢於用各個方面的人才。中國現在也逐漸在開放,比如最近任命清華校長當環保部長,這和新加坡是很相似的,我們政府中很多人才都是從社會上錄用的,不能光從官僚體系培養,那樣太僵化。

如何看待習近平?

這個世界是很現實的,只有當你成功了,人家才會敬佩你。今天很多人到中國來,那是因為中國做成功了。如果你失敗了,who cares?

我覺得強勢和強硬,要看你做什麼,中國領導人裡,第一代毛澤東、第二代鄧小平都是政治強人,但是人民知道他們不是為了個人、家庭或小圈子的利益,而是為整個國家的,他們做事是帶著一種理想主義的。可是你看現在,反腐敗中揪出來多少小圈子和組織?甚至許多領導層的性質也在變,一些領導人慢慢就沒有了大格局,做事只為自己的家庭和小圈子考慮,你看看周永康、令計劃,以及軍中一些大老虎,都是典型。

任何一個領導人,都會面臨關於國家發展的多重意見。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應該像李光耀那樣,不care,為了國家前途,展現出政治人物的擔當。既不要當人民的大老爺,也不要當老百姓的尾巴。

所以現在,像習近平這種強勢還是很需要的,這種強勢就是一種大格局,意圖將中國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帶到下一個階段。十八大才過去三年,他用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把頂層設計做了出來,下一步就是看要如何落實下去。

權力本身不是目的,權力是要附帶著責任的,權力越大,責任越大。所以我說,習近平是一個敢於負責任的人。

習近平見過李光耀,如果他能像李光耀一樣,把權力的強勢最終轉化成制度,那將是值得敬佩的。去年的四中全會講法治,就是這種思路。

我想對於習近平來說,所有這一切,重點都在於執行、執行、執行。如何看待四個全面?

四個全面,你倒過來看就比較清楚。全面從嚴治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深化改革,最後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樣的順序。

小康社會是鄧小平提出來的,後來發展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強調的其實是中產階級觀念,因為中國社會現在還是中間小兩頭大,中產階級不夠強大,但是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都有強大的中產階級,這是你評價一個政府工作如何的最佳標準。中產階級比例大了,就意味著消費社會的來臨,社會穩定,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但目前中國還沒有達到這一步。

李光耀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抓住了「關鍵的少數人」。他對1978年來訪的鄧小平說,未來大陸一定會成功。他的理由是,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廣東人的後裔,祖先都不識字,很貧窮,而達官顯宦、文人學士則全留守中原,因此沒什麼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國做不到的,或沒法子做得更好的。

亞洲國家成功的關鍵都是抓住「關鍵的少數人」,日本的明治維新如此,韓國也是如此,中國搞建設也需要關鍵的少數人,搞不定的話,對整個國家都不利。所以應當從關鍵的少數人抓,一步步走到依法治國,並以法治來推動深化體制改革。

中國反腐與法治

我們需要去探討,在一黨執政下的法治體系應當是怎麼樣的,司法體制要怎樣獨立,憲政體系是怎麼樣的,以及怎麼做才能達到目標,這個是很重要的。

中國思想界很容易走向兩個極端:一個是我現在這樣就行了,比西方還好;一個是這樣根本走不通,必須要替換成西方那樣。這是左右極端的分歧。但你要正視現實——香港過去是港英當局執政,連政黨都沒有,但是司法也搞起來了;新加坡一黨獨大,但是法治也發展起來了。

所謂ruleoflaw,一個是立法,這個在任何國家都是由執政黨控制的;一個是法律到位了以後,司法領域的問題就應該由專業人士操作。

當下的反腐敗,縱向來看,從中國歷史來說,至少可以和朱元璋時代相比了。橫向來看,事實上許多國家的發展都要經歷這樣的過程,比如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也是大規模的反腐。雖然要經歷短期的調整,但長期來說對經濟是有好處的。

中國當下的反腐敗可能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窗口和機遇。如果習近平不反腐,再過十年你就反不動了,那時候既得利益集團會變得很強大,如果最後從經濟寡頭轉成了政治寡頭,就會像以前的俄羅斯,或者今天的烏克蘭那樣。一定要抓住現在的機遇,一反到底。

      責任編輯:梁瀟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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