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 (記者 王尚勇 報道)近段時間以來，不少領導幹部因大吃大喝問題而被點名、處分，杭州、麗水等多地紀委亦就領導幹部飯局問題發提示、打招呼，吃飯前先問「誰埋單」「和誰吃」「在哪吃」，一時引起社會熱議。
警示越多，邊界越明。隨著各地紀委鐵面執紀，八項規定深入人心，在各地建章立制的探索中，領導幹部飯局的「紅線」愈加清晰，公職人員「八小時之外」的「戒尺」也更加明確。
杭州、麗水紀委——
「三問」確保「無問題飯局」
「20類飯局」公職人員禁入
工作會開到下班後，晚餐怎樣安排?帶隊到村裡調研，村黨支部書記邀請到家用餐，如何處理?朋友約請到私人會所吃飯，怎麼回復?類似這些與飯局有關的情況，公職人員處理不當易產生「四風」問題。
領導幹部、公職人員如何合規地參加飯局?杭州紀委最近發出提示，為防誤陷「飯局門」應事先「三問」。
一問誰埋單。私人聚會「公款買單」是大忌，買單者「誤人誤己」，參加聚會的黨員幹部也會「被牽連」。
二問和誰吃。私人聚會要注意參與對象，除客人來訪、朋友聚會等正常人情接待往來，其他以同學會、老鄉會等名義舉辦的帶有明顯小圈子性質的聚餐活動，應明確拒絕。
三問在哪吃。「會所」請吃很敏感。公職人員不得出入私人會所，更不得在私人會所、高消費娛樂場所安排或參與他人安排的吃請。
杭州紀委相關人員提示，對其他吃請人情況、吃請動機、吃請範圍不明的飯局，要隨機應變，自覺迴避。
相比杭州紀委提示的飯局「三問」，麗水則是通過案例解析的形式，明確了公職人員不准參加的「20類飯局」，包括公款宴請、上下級之間相互吃請、同城之間安排公務用餐、基層單位吃請、異地接待、各類帶有斂財性質的宴席以及其他違反規定、有損形象的吃請，等等。
昆明晉寧紀委——
對飯局吃喝常態巡查
「四看三約束」定標準
昆明晉寧縣紀委監察局執法室主任李雲海介紹，目前雖沒成文性規定，但在紀委監督檢查工作中，大吃大喝檢查是一項重要內容。
「晉寧縣要求所有縣內會議不再準備工作餐，日常接待原則上在各單位食堂解決。紀檢幹部在縣城內檢查工作嚴格禁止在被檢查單位吃飯。」李雲海說，2014年全縣公款接待費比2013年同期下降了39.64%。
「去年查了20次，今年截至5月份已檢查6次。」李雲海說，晉寧縣紀委通過日常巡查、加大「三公」經費審計力度等措施強化對大吃大喝的監管。
李雲海介紹，認定大吃大喝一般考慮幾個要素：一看吃喝人數，無關陪同人員過多的，屬大吃大喝。二看消費總額，點魚翅、鮑魚、松茸等菜品的高價消費，屬大吃大喝。三看菜品數量與就餐人數比例，比如三五個人點了十幾個菜，可以認定為大吃大喝。四看就餐場所，有食堂的一律在食堂接待和就餐，無食堂的，嚴格按照就餐標準在外用工作餐，不允許到高檔酒店接待和公款消費。此外，就餐時應遵循就近原則，能走路的不開車。
李雲海說，除公款吃喝，紀委在工作中根據相關規定，對領導幹部私人請吃也做了約束。
一是對宴請類別有了嚴格限制。領導幹部除婚喪嫁娶外，不得舉行喬遷宴、生日宴等。二是宴請前報備，且嚴格限制宴請範圍。舉辦相關宴請必須提前10天向紀委報告，宴請親友不做限制，但不得宴請下屬及有利害關係的相關人員，紀檢監察機關將報告情況存入領導幹部廉政檔案。三是宴請桌數、標準不得超過本地區平均水平。
河南省紀委調查——
公款吃喝賬單易被轉嫁
拒絕飯局有待形成自覺
河南省紀委通報過一起公款吃喝案例：鶴壁市第七中學在該市西山賓館開展教研活動，其間該校校長李存民邀請市教育局黨委委員、副局長張彥成及教育局其他工作人員到西山賓館參加晚宴，並在賓館唱歌娛樂，公款消費。
「這是群眾舉報出來的。」鶴壁市紀檢幹部李志軍告訴記者，市紀檢幹部到西山賓館查看當日賬單底單，確實找到一張有李存民簽字的3000多元賬單，被併入培訓費一起結算。隨後，市紀檢幹部拿著賬單的底單，分別找李存民、張彥成談話，兩人很快承認了錯誤。
河南省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主任孫玉會指出，「在調研中我們發現，公款吃喝風雖然得到明顯遏制，但是形式越來越隱蔽。比如一些人吃飯不敢開稅控發票了，全部開成定額發票，分解入賬報銷;或是將吃喝費用開具辦公用品發票，化整為零在單位財務報銷;有的甚至將超出預算的招待費在會議費、差旅費、培訓費、其他公務消費科目支出以規避檢查。另外，公款吃喝的認定仍然有難度。檢查發現，有些縣鄉鎮、縣直單位財務賬目幾乎不顯示公務接待費用，但幾千元的商店定額發票不附明細，以辦公用品名義便可入賬報銷，資金實際用途很難說清。」
孫玉會告訴記者，目前財政資金預算決算、使用管理、報銷審批、對外公開等方面制度不完善、執行不到位，是公款大吃大喝的病根未去、病灶未除的關鍵。
「若要釜底抽薪，關鍵是規範財務管理制度，加強財政資金監管，讓花掉的每一筆公款有據可查。」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樊紅敏說。
孫玉會表示，目前，一些黨員幹部仍然存在積習難改的情況，在落實上抱有僥倖心理。今年河南省紀委要強化「一案雙查」制度，既追究當事人責任，又追究相關領導的責任，最終要促成「不能」的制度環境，讓黨員幹部形成「不想」的思想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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