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55歲的曾雪麟怎麼也沒想到，一次不合時宜的「輸球」會成為事件，會將他的後半生全部搭進去。當時是1985年5月19日，作為國足主帥，曾雪麟正率領球隊征戰第13屆世界盃外圍賽。在打平就可出線的大好形勢下，中國隊全場28次射門的，最後竟然以1比2不敵射門只有6次的香港。
據鳳凰體育報道，這三十年裡，當時的場上隊員楊朝暉還會屢屢回想起當時的場景。他說：「最後兩分鐘，古廣明下底傳中，那球傳得好極了，離球門就兩三米那麼近了，我卻沒頂進去。如果我那個球進了就2-2了……如果那個球進了，我們提前20年就進世界盃了。我現在肯定就不在這了，再怎麼也是個體委主任什麼的，人生完全不一樣了。」
如果那個球進了，曾雪麟後30年的人生也不會如此煎熬。從終場哨響起，曾雪麟就此開始了永無寧日的日子。
輸球後的中國隊回到休息室，相顧無言，有些隊員還在悲傷的情緒中默默啜泣。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憤怒的球迷才剛剛開始行動起來。在北京工人體育場之外，不肯退去的球迷隔著鐵門的縫叫得很凶，「曾雪麟給我出來!」、「你們他媽的真給國家隊丟臉!」「槍斃曾雪麟!」、「打倒曾雪麟!」此時，球場外那輛等著接隊員的大巴車已被球迷砸爛，約兩小時後，足協另派了輛大巴停在只有車輛才能通行的西門，隊員們匆匆上車，才得以「逃離」。
根據光明日報社出版的《中國足球百年照片珍藏》不完全記載：與香港隊賽後，25輛汽車(其中多數是外國機構汽車)玻璃被砸壞，車身砸凹;數十個垃圾桶被原地推到;數十輛公交車玻璃受損;一座交通崗亭玻璃被打壞;東四十條地鐵站少數玻璃受損。也由此，這場因輸球導致的球迷騷亂，在中國足球歷史上被定格為「5·19事件」。
回到宿舍的曾雪麟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他跟隊員說：「比賽輸了，沒關係，大家也別灰心，以後還有這樣的比賽呢，這場輸球不賴你們，主要賴我。」在楊朝暉印象中，那場比賽後，曾雪麟一夜白了頭。
兩天之後《體育報》在頭版摘錄了若干封球迷來信，矛頭多半直指主教練，認為其臨場調度和指導思想有問題。中央實驗話劇院編劇、導演艾長緒在信中寫道：「賽球和演電影一樣，必須有個好導演，否則光有好演員也不一定能演出好戲來，足球隊的教練和導演一樣。球已輸，難以挽回，但經驗教訓何在，一定要弄個明白。」
球迷張宏圖那時17歲，在工體見證了慘敗的他每天放學都會去隊員住的宿舍樓看一眼，「門口人都滿了，有人提溜著酒瓶子，拎著鐵棒子。得有六七百吧，一直在那堵著，讓曾雪麟出來給大家個交代」。
曾雪麟不敢出去，也出不去。兩天之後，訓練局副局長年維泗出面跟球迷代表談，試圖平息憤怒。四天後，國家隊對慘敗的官方總結見報——《沉痛的教訓我隊受挫於香港隊的原因》：「一、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實力」，「二、戰術單調、技術不精」，「三、臨場指揮不力」。5月29日，曾雪麟抽完了房間裡的最後一顆煙，出來跟隊員說：「大家都收拾收拾，國家隊解散了。」 又過2天，5月31日，曾雪麟遞交辭職報告，歷時780天的「曾家軍」時代就此終結。
國家隊的「賬」是算完了，但曾雪麟的「還債」生涯才剛剛開始，即便他在一周時間做完一輩子的檢查也不算。球迷給他寄去刀片、繩子，甚至就連洗澡，老曾都要帶著球員當保鏢。家裡的窗戶，不知道被球迷們用石頭砸碎了多少次。曾雪麟30年後還在感慨，「我30歲開始當主教練，從天津隊到北京青年隊到北京隊再到國家隊，整整26年。但是『5·19』之後我幾乎再也沒有當過主教練，『5·19』毀了我的後半生。」
香港隊主帥郭家明即是曾雪麟的老對頭，也是私底下的老朋友。郭家明覺得，老曾受到了嚴重的不公正待遇。「我感覺下課是很正常的，如果沒達到標準而下課，沒有問題。可問題是，當時分管足球的是帶領排球獲得五連冠的袁偉民。我後來看到在媒體看到，袁偉民批評曾雪麟用錯戰術什麼的。我感覺你不是一個足球教練，你可以批評他帶隊沒有出線，這個很正常。但你不能批評他的技戰術。雖然你也是教練出身，可是你怎麼可以批評足球戰術。」
而且在當時，曾雪麟和袁偉民還是鄰居。郭家明說：「你(袁偉明)作為領導不能對他的技戰術指手畫腳，看到那些報道的時候，我當時有些難過。」
在那樣的內外交困之下，曾雪麟被定義為中國足球的「千古罪人」。為了逃避傷心之地，1989年他搬到深圳獨居，一個人住在30平的房子裡，而北京140平大房子一直空著。他說，這輩子兩次最悲慘的經歷都發生在北京，一次是5·19事件，一次是老伴陳孝彰心肌梗塞去世。
曾雪麟此後長期居住在深圳，做著跟足球不相干的事，10年前接受媒體採訪，他稱自己為「高級乞丐」。在李輝看來，曾指導是比較注重臉面的，「很多國家隊的教練輸了球以後，就到個別的球隊。老曾總感覺沒臉再當教練，有面子問題。但你像戚務生指導，國家隊失利以後，人家照樣呆著。」
曾雪麟可以離開北京這塊傷心之地，但關於5·19的諸多懸疑，儘管時隔多年，很多人還在拷問。為什麼國足會輸，為什麼會在家門口輸給香港?
對曾雪麟來說，這種結果或許是命，但對國足所處的大形勢來說，輸給香港是早晚的事，那一天正好趕上了。李輝在5·19之戰中打進中國隊唯一進球，他說：「從那之後我才真正懂得，以弱勝強本就是足球的一部分，但以前並不知道。」
李輝並不後悔那次的失敗，「重要的不是腳法，而是那時我們的思想認識不行。」他認為香港隊實力雖有限，但見識很多，巴西、歐洲的球隊常到香港參加比賽。
曾雪麟身為國家隊主教練，在人員的選用上並沒有絕對權威。他說：「那個時候不是主教練負責制，而是領隊負責制，很多事情不是我說了算。有時候領隊也做不了主，要問訓練局。還有，球隊的大小事情也都要通過黨支部。」當時，曾雪麟特別想要趙達裕進國家隊，打了好幾次報告，才成功，「要先經過隊裡的黨支部同意，這個人能不能進，然後再報到訓練局，然後上報體委直屬辦公室下了文才有效，才能到地方上去。如果單純是你教練想要，地方理都不理你。」
在備戰和香港隊的比賽前，曾雪麟想要去看中國香港隊的比賽，以便對對手更加瞭解。但上面卻拒絕了他的這個請求，理由是要節省外匯。而在5月12日，中國隊主場迎戰澳門隊的時候，香港隊主帥郭家明就坐在看台上。
正是在看過中國隊和澳門隊的比賽後，郭家明對中國隊的實力有了進一步瞭解。當時整個香港隊只忌憚一個人，那就是王慧良。他是廣東隊隊長，省港杯上總是會攻破香港隊球門。但在看過那場比賽之後，郭家明對於王慧良的顧慮也打消了。因為在國家隊中，王慧良根本無法發揮出他在廣東隊的威脅。
中國隊出戰澳門隊的陣容和後來出戰香港隊的陣容幾乎一樣，郭家明這一趟來得太值了。
正因為知己知彼，而且心態放鬆，比賽當天上午，香港隊還集體去天壇遊玩。中國隊在房間卻整整開了四個小時的準備會。李輝回憶說：「吃完早飯就開始開會，這個講完那個講，反正每個領導都要講話。」李輝說坐在那兒根本聽不進去，「他們就講打平不光彩，要贏，還要多贏。」
回頭再看，頭髮已經有些斑白的李輝認為，準備會都不該開那麼久，「因為你講的所有東西，一定是平時練的，如果平時沒練，白講。」
當天來的領導中包括袁偉民、程子華。曾雪麟說：「如果不在北京踢這場比賽會好很多，因為沒有那麼多的領導，大家的壓力也不會那麼大。其實，只要隊員正常發揮就行了，出線沒有問題。但是領導不答應，要求至少贏兩個，壓力全都給了隊員。領導是好心，但是不一定會得到好結果。我們平時訓練領導很少來，一到有比賽他都來了;你來你就看看也行，又非要有什麼要求;你想贏可以，可以和我們教練說，不要跟隊員說。」
真正讓曾雪麟最犯難的是如何選擇過程。當時的形勢誰都知道，打平就出線，出線比贏球的結果更重要。但領導發話了，必須要勝，而且要大勝!
領導的要求，讓曾雪麟自己亂了分寸，在對內準備會上，他破例讓前鋒和後衛分開來開，他自己帶著中場和前鋒開會，讓助理教練戚務生去給後衛開會。在遲遲打不開局面的時候，球隊沒有了整體，盲目壓上，結果導致丟球。
當然，「要大勝」的指導方針也不是幾個體育局官員就能決定的。楊朝暉回憶說，中場休息時年維泗接到了鄧小平電話。鄧小平的意思是，「你們主場，而且對香港隊，下半場還不打3個球以上」。當時曾雪麟正在更衣室給隊員佈置戰術，年維泗走進來，宣讀了小平「指示」。
楊朝暉說：「鄧小平又看球，又打電話，雖然是以個人身份，但畢竟是中央領導，這個電話之後等於就有了無形的壓力。」 於是，作為主教練身份的曾雪麟想什麼已經不重要了，他想打平比賽，但已經不太可能。「其實在那個階段，教練的權利已經沒有了。鄧小平都來電話了，你想保平，可能嗎?」
下半場中國隊大舉進攻，後防空虛，第60分鐘被擅長雨戰的香港隊打反擊得手，中國隊1-2落後。領先後的香港隊開始密集防守，中國隊高吊、頭球始終無功而返。曾雪麟在教練席上不停地咂著煙卷，如喪考妣。最後5分鐘，急不可耐的李輝，像拽死豬一樣把香港隊倒地不起的隊員拖出了邊線。
他們的腳在邁步，腦子卻已經空白。
5分鐘補時結束，裁判吹響了令中國球迷心碎的終場哨。中國隊主場落敗香港隊，小組出局。球迷騷亂由此引發。
曾雪麟也曾思考為什麼輸給香港隊之後，球迷的反應會如此強烈如此極端。因為在那個時候，球迷聚眾滋事幾乎沒有先例。他說：「當時大形勢不太好，物價上漲，什麼都漲，球迷有情緒正好借這一次發洩，就打架，翻汽車、鬧事。完了，倒霉的就是我，對吧。」
附「519」國足名單：
教練：曾雪麟(主)、徐根寶、戚務生、胡之剛
隊員：路建人、朱波、賈秀全、林樂豐、呂洪祥、林強、王振傑、王惠良、古廣明、左樹聲、李輝、趙達裕、楊朝暉、李華筠、柳海光、池明華、傅玉斌、吳群立、唐堯東、黃德興 | 
